中美贸易摩擦成因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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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经济学恒等式和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原因

利用支出法和收入法所得到的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定义上是恒等的。在开放经济中,由于国际贸易的存在,从支出法得到GDP=C+I+G+X-M(1)其中C为消费,I为投资,G为政府支出,X为出口,M为进口。特别地,人们定义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余额CA为其出口商品和服务与进口商品和服务之差,即CA=X-M。显然,如果X>M,则存在贸易顺差或经常项目盈余;反之,如果X<M,则存在贸易逆差或者经常项目赤字。从收入法看则有GDP=C+S+T(2)其中S为私人储蓄,而T则为税收(即总税收扣除政府转移支付后得到的余额)。结合(1)和(2),我们又可得到如下的恒等式X-M=S-I+(T-G)(3)其中左端为经常项目余额X-M,右端第一项S为其国内的私人储蓄,第二项I为其国内投资,第三项T-G则为政府的财政盈余,它代表了政府收入(税收T)与政府支出(G)之间的差值。与之相比,当T<G时,人们将G-T称为财政赤字。尽管在这个恒等式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大小可能是相互依赖的,但它还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有用的思路,从美国的私人储蓄、国内投资和财政赤字三个方面来考察其贸易逆差或经常项目赤字形成的原因。特别地,如果(3)右端各项的一些短期变化是由某些政策冲击所导致的,则这样的分析就更加具有合理性。

首先,根据恒等式(3),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私人储蓄S的减少或者国内投资的增加都会导致经常项目的恶化。原因很简单,在一个开放经济中,如果一个国家自己的储蓄无法满足高涨的投资需求,它只能通过向其他国家融资或者借债来弥补缺口。所提供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根据,在1998—2003期间,美国的GDP持续增加。显然,相应的国内投资是维持这种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的确,在此期间,美国的国内总投资也在持续增加,但与此同时,美国的私人储蓄却几乎在持续下降。从绝对值上看,在1998年美国的个人储蓄为2760亿美元,但到2003年,迅速降低到1638亿美元。从相对值看,美国居民的储蓄倾向更是低得惊人,在1999年后,甚至不足3%。显然,如果没有外国的借款,如此之低的居民储蓄倾向是无法支撑其高涨的国内投资需求的。以2003年为例,美国国内总投资和个人储蓄之间的差值为14719亿美元之巨。

到底是什么样的政策行为导致了这样的情形呢?或许通过考察在该时期内美国的利率变化可以得到一定的启示。一方面,由于利率决定投资的边际成本,当利率降低时,人们的投资需求就会相应地增加。另一方面,利率也是影响人们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关键因素。从跨期消费的角度看,储蓄的目的是通过抑制现期消费以增加将来的消费。也就是说,利率实际上衡量了人们现期消费的机会成本。这样,当利率下降时,人们将更加偏好于现期消费,从而导致储蓄减少。从可以发现,近年来,美国的年利率持续下调。以财政部三个月新发债券利率为例,2000年高达5.85%,但到2003年,迅速降低为1.02%。根据格林斯潘2004年2月在美国国会的作证报告[2],美联储在2003年连续降息是因为要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避免美国经济的衰退。他特别指出,2003年,由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

其次,根据恒等式(3),假定其他情况不变,财政赤字的增加也将导致经常项目的恶化。从历史经验看,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也出现了巨额贸易赤字。许多政策制定者认为,正是里根政府减少税收和增加政府采购的政策所造成巨额财政赤字导致了巨额的贸易赤字。其原因在于,减税政策刺激了美国的国内投资;这样,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在私人储蓄没有相应增加时,活跃的国内投资将促使经常项目恶化。小布什政府和里根政府的情况非常类似。从可以看出,近年来美国政府支出迅速增加。从2000年的17888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21404亿美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国防和战争开支大幅增加。同时,布什政府将减税计划作为其刺激经济增长的核心政策,在2000年以来,美国的政府收入在持续下降。正因如此,尽管在2000年美国政府拥有2364亿美元的财政盈余,但到2003年,其财政赤字也已达到3042亿美元之巨。由于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主要是由一些“外生”的政策因素导致的,所以,在恒等式(3)中,我们可将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看作解释变量,而将其巨额贸易赤字看作是被解释变量。将上面的分析结果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从宏观经济学恒等式(3)可知,美国的国内政策是导致其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低利率刺激了其国内投资,抑制了其私人储蓄。另一方面,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导致政府收入锐减的同时,反恐和伊拉克战争等却导致其政府支出激增,从而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汇率因素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美国的国内政策是造成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主要原因。但是,巨额的贸易赤字确实引发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由于对华贸易逆差数额巨大,所以,美国政府不断指责中国利用不合理的汇率政策向美国倾销产品,从而妨碍了美国经济的良性发展。从历史经验看,每逢美国的大选年,中国问题都会成为共和与民主两党互相借以攻击对方来争取选票的一个重要靶子。尽管这对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非常重要,但本文不想就此作详细的论述,而只是从经济的角度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个国家的出口X随其真实汇率EP*P的增加而增加,其中E为该国的名义汇率(即一个单位的外币可以兑换E个单位的该国本币),P为该国的价格水平,而P*则表示外国的价格水平。同时,一个国家的进口则随其真实汇率的增加而下降,随该国的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Yd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当一国对他国拥有巨大的贸易赤字时,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向他国施加压力,通过改变汇率来改善现状。根据,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其总的贸易逆差中的比例的确很高,基本上维持在25%左右,这构成了美国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原因。

自2001年以来,美国开始通过美元贬值来改善其经常项目状况。迄今为止,美元对欧元贬值了33%,对日元贬值了15%。弱美元政策提高了美国产品对欧元区和日本的竞争力。但是,由于中国实行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人民币也随着美元而一道贬值,这使得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也增加了。在美国看来,中国利用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分享了美元贬值的好处。由此可见,独享美元贬值好处的企图或许是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间接原因。

三、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长期存在的结构原因

相对而言,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美国则在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自由贸易情况下,美国将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则从美国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且,如果美国进口的中国产品的总价值(在汇率折算后)等于其出口到中国的产品的总价值(如经典的李嘉图贸易模型所描述的那样),则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根本不可能出现。但实际情况从两个方面偏离了李嘉图模型的假设。

首先,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很显然,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由于中美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人们的消费选择和其收入水平密切相关;而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他们的消费结构也会逐渐升级和转换。在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人们的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他们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却属于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考虑到中美之间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异,中国在生产这些产品上具有很强的成本优势,这就导致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他们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我们认为,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最后,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接近,汇率的适当调整对于解决两国经常项目的不平衡可能是一个有效的选择。但是,如果两国的收入水平存在很大差距时,除非对汇率进行恶性调整,这种由于需求不对称而导致的贸易不对称是很难消除的。由此看来,中美由于经常项目不平衡而导致的贸易摩擦也将是一个长期问题,而且只能通过中国经济和人们收入水平的增加才能得到妥善解决。

四、结论

我们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形成机制的分析表明,近年来美国的国内政策是造成其经常项目赤字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美国的低利率政策导致了国内投资的持续增加和过低的私人储蓄;另一方面,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以及激增的政府支出和庞大的军费开支又导致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其次,在美元贬值的背景下,盯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妨碍了美国独占其汇率贬值的好处,这或许是激化中美贸易摩擦的关键因素。最后,本文认为,中美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导致两国对贸易产品的需求具有不对称性,而这将必然导致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