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与转轨国家经贸的互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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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轨国家贸易制度改革与全球贸易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互动效应

首先,全球贸易一体化进程加强了各国、各地区经济的紧密联系,转轨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并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就要求转轨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改革贸易制度,使之符合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俄罗斯、乌克兰和匈牙利等一些东欧国家纷纷全面实行对外经贸自由化政策。中国采取了由局部到全局的贸易开放政策和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快了外贸改革的步伐,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20世纪初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其次,不同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贸易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转轨国家也不例外。

应该说,没有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国家的参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贸易自由化就不具备全球意义。正是由于转轨国家不断扩大对外经济贸易联系,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加速了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转轨国家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影响作用还是有限的。当然,在这种互动关系中,贸易自由化对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效果,如加强了竞争、强化了分工并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外部经济效应等。但是,全球范围的贸易竞争对转轨国家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特别是转轨国家的国家经济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贸易自由化与转轨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的互动效应

服务贸易已发展成为全球三大贸易之一,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转轨国家服务贸易的发展与贸易自由化趋势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因此越来越明显。

(一)贸易自由化促使转轨国家调整外贸政策

为适应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转轨国家的外贸政策必须不断进行调整。特别是在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今天,转轨国家服务贸易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转轨国家政府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整体发展战略,以推动服务部门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建立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法规。管理立法和管理方法的落后,不仅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转轨国家服务业的深入拓展。同样,转轨国家服务贸易政策的调整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这主要表现为:服务贸易政策的调整意味着转轨国家进一步加快融入贸易自由化进程,逐步实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从而改变转轨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所占份额较低的状况。尤其是在全球服务贸易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分工更加深化和细化,一些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已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服务产业转变的趋势下,转轨国家服务贸易政策的调整有利于全球服务贸易的专业化分工和传统服务贸易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的深入发展。

(二)贸易自由化与转轨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的互动效应明显

贸易自由化促进了转轨国家服务贸易业务的成熟,同时,转轨国家服务业的发展也是对全球贸易一体化进程的最大贡献。服务业包括金融、电信、运输、会计、咨询、旅游等广泛的领域,而金融服务贸易又是服务业中非常重要和敏感的领域。因而,这里以贸易自由化与转轨国家金融服务业的关系为例加以分析。目前,尽管转轨国家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无法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展开全面竞争,而且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也会给这类国家的金融业造成严重冲击,但还是应当看到其更为积极的一面,即贸易自由化能够促进转轨国家金融服务贸易业务的成熟并在全球拓展金融服务业。因为随着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客户必然产生外汇交易、远期结售汇、利率和汇率风险防范等业务需求,这些业务对转轨国家银行来说都是正在开办或尚未开办的新业务,而对于外国银行来说都是非常成熟的业务品种,具有成功的经营与营销经验。

转轨国家的银行可以借助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深入,利用金融创新来拓展金融业务领域,学习掌握先进经验和成熟的金融业务技术,提升本国金融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收益。与此同时,转轨国家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也是对贸易自由化的应有贡献。如果没有转轨国家金融服务业的巨大发展和金融服务贸易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深化是很难实现的。不过,为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国内金融市场和金融安全的不利影响,在金融服务业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过程中,对外资金融机构在市场准入和经营活动中的管制是非常必要的。转轨国家应该积极加入经济和贸易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但不要急于使自己的金融市场同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一体化,尤其是资本自由化应该分阶段进行。这样可以防止国内金融业和金融市场遭受外资金融机构和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有效地保护金融业,维护金融市场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可持续发展效应

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而言,转轨国家在商品贸易条件方面总体上不占优势,从而导致其贸易利得的份额受到削弱。但是,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浪潮不断席卷转轨国家的情况下,转轨国家又面临着在推进本国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争取获得更多贸易利得的双重任务。要想获得长期、可持续的贸易利得,必须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单位劳动成本上下功夫,这是转轨国家实施贸易自由化并保持可持续贸易效应的关键。在当今经济生活国际化中,尽管国际投资占据先导地位,但国际贸易依然是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迫使任何一国都不能游离于国际生活之外,转轨国家不仅要采取短期措施实施贸易自由化,更要从战略高度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实施。全球贸易自由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可持续发展。为提高贸易自由化的可持续效应,转轨国家应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单位劳动成本入手,带动经济贸易结构的调整,加强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

在调整经济结构以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俄罗斯正采取措施加速实现经济结构的多样化,这是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实现出口结构多样化的重要保证。俄罗斯已将增加能源和原料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比重,以及扩大加工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作为实现经济结构多样化的重要举措,以提高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效应。中国也同样面临着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多样化的问题。当前,围绕实施贸易自由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必须首先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农业技术推广,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增强农业出口市场竞争力。其次,国家要继续加强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战略,不仅要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更要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扩大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出口。再次,国家必须突出能源和原材料等资源的建设,既要通过国际合作抓好能源建设,又要抓好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和节约用水工作,搞好重要资源的综合利用。

四贸易自由化与转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效应

贸易自由化更多地表现为局部区域的自由化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全球不可逆转的贸易自由化趋势的推动下,转轨国家纷纷参与或组建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一些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或申请加入欧盟;组建独联体和加强独联体次区域经济合作;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并逐步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等等。目前,东北亚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之一。东北亚地区总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20%,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80年的34%上升到2003年的58%,这一比重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55%),但低于欧盟(65%)。鉴于此,俄罗斯正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东北亚经济圈的规划和建设,因为俄远东地区未来经济的发展与东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紧密相关。

通过参与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可以大大提高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促进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反,如果俄罗斯被排挤在东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其远东地区的经济落后问题将长期得不到解决。中国参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和区域经济合作包括:APEC、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曼谷协定》、图们江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北亚经济圈等。特别是在中国的主导下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本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合作。转轨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各国在贸易、投资、能源、交通等领域的俄罗斯广泛合作,有利于促进转轨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

然而,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不同,其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存在差异,因此对各成员国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也各有不同。以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为例。从理论上讲,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最终模式以建立自由贸易区为最佳,建立其他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则有一定的消极效应。例如,若建立关税同盟这样的组织形式,将会导致各成员国间存在严重的贸易转移效应。这是因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都是发展中的经济转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由于技术、资本、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在大多数产品的生产上都不具有成本优势。如果成员国的贸易由区域外转向区域内,则会由于存在严重的贸易转移效应而受到损害。英国学者罗布森曾得出过这样一个结论:就一般而言,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要优于关税同盟。

因为“在关税同盟体制下,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会迫使比较开放的成员国增加对非成员国的壁垒,一致对外,从而使贸易转移效应增加,使进口成本加大。自由贸易区可以使比较开放的成员国进一步单边地、不加歧视地降低贸易壁垒,而这又可以反过来给其他成员国造成一种积极的、而不是强迫的压力。”因此,上海合作组织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样的组织形式,会对该组织未来的发展产生更为积极的经济效应。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国内产业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产品和工艺技术同构性强,无法形成紧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关系。这样,彼此间对对方的产品必然不会产生大的需求,贸易创造效应很小,难以分享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同时也无法形成旨在提高规模经济效益的协议分工。自由贸易区可以使成员国最大限度地保持同外部世界的原有经济贸易联系,减低贸易转移效应。二是自由贸易区的市场开放程度也比较低,可以避免对不发达成员国造成严重冲击。

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和经济政策协调程度低,可以避免成员国在贸易和经济政策协调方面的困难。一些区域经济专家估计,在未来20年内,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将实施贸易投资便利化,为2020年前最终建立自由贸易区打下坚实的基础。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主要任务是减少关税和其他非关税贸易壁垒,消除影响资本、货物、人员、技术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消极因素。贸易投资便利化涵盖面广,内容丰富多样,且具有灵活性强、投入少、见效快、代价小等特点。积极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能有效减少贸易投资的摩擦成本,可以逐步提高效率,加强管理和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加强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并真正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

五转轨国家参与贸易自由化进程与国际贸易体系的双重矛盾效应

美国著名学者沃勒斯坦认为,在20世纪,“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关系扩展到全球范围。同样,国际贸易体系并不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体系,它也是一种由“中心和外围(或称边缘和半边缘)”构成的不平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是世界贸易一体化规则的垄断者,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很大程度上是为发达国家的利益分配而制定的,因而它们也成为全球贸易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处于外围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承担了大部分风险,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并未给予足够考虑,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甚至被边缘化的问题越加严重。例如,发展中国家、经济转轨国家农产品和纺织品以及服装的市场准入仍未付诸实施,相反,出口补贴和国内支持等扭曲的农业政策仍继续广泛地存在于发达经济体中,这就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并获得相应的利益。

世界贸易一体化规则在改善市场机制的同时,在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仍旧存在着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能由于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而加剧。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教授所反复强调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否认市场机制在创造收入和财富方面的积极作用,而是要认识到市场机制不得不在一个存在许多制度的世界中运作,这就需要不得不考虑其他方的利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只有在不同势力的力量均衡中运作,才能寻求均衡的制度建设。目前,随着更多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被整合到多边贸易体系中,随着这些国家经济、贸易的增长和发展,只要这些国家团结一致并共同致力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通过与发达国家多方长期的博弈,最终会使贸易自由化的利益分配更加平等,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重视协调各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并能够推进世界贸易一体化规则的协调性运作。因为只有考虑更多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世界贸易一体化才能真正可持续发展。

六全球贸易自由化与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效应

(一)贸易自由化对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效果

主要表现在:促进了转轨国家国际贸易的发展,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福利,同时加强了竞争、强化了分工并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特别是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今天,贸易自由化带动下的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的迅猛发展,促使转轨国家积极参与其中,并成为受益者。贸易投资一体化为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和经验,也加快了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进程。同时,转轨国家的跨国企业(包括民营跨国企业)也在贸易投资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壮大。在某些转轨国家中,一些经营状况好、发展规模大的企业还向国际市场寻求投资场所,改单向投资为双向投资,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更深入的参与新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更好的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

(二)贸易自由化对转轨国家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转轨国家的国家经济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一,贸易自由化在市场、管理、产权、人才竞争、规模和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等诸多方面给转轨国家带来的挑战不容忽视。这主要表现在:(1)一些转轨国家加入WTO后,随着市场的开放、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取消以及跨国公司的纷纷进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使得那些创业时间短、技术水平低、实力不强的企业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2)目前,转轨国家相当一部分企业在管理上都不同程度的采取“人治”的手段、家族式的管理模式,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这种管理与国外发达国家的企业和著名的跨国公司相比,就会显露治理结构落后、管理手段粗放、运营效率低下的弊端;(3)转轨国家的企业还普遍存在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与资产规模高达数百亿、上千亿的国外跨国公司相比,显得相当弱小,很难与之竞争,这直接影响其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4)在贸易自由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中,转轨国家的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将受到冲击,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将会有所减弱,各国的经济活动也将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来运作。随着转轨国家经济融入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其受到外部冲击的可能性会增大。

第二,贸易自由化可能造成转轨国家“贫困化增长”的问题值得重视。这表现在:(1)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发展与增长的矛盾可能会导致转轨国家“贫困化增长”。当前,转轨国家普遍表现出对GDP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过旺追求。这对于转轨经济当然是必要的。但从长远看,发展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因为事实上,一个社会可以有经济增长,却不一定有发展。增长与发展并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例如,俄罗斯依靠石油、天然气、黑色和有色金属、木材等自然资源和原材料出口而取得的经济增长,就是以不惜牺牲环境和枯竭资源为代价而实现的“高速增长”。这种不考虑长远发展、不注重质量的经济增长,其直接后果不仅会导致环境恶化、资源日趋短缺和人民的实际福利下降,还会造成国际贸易学称之为“贫困化增长”的现象,从而使发展最终难以持续并可能使经济再度陷入困境。(2)发达国家与转轨国家在产品生产上存在技术梯度差异会引发新的依赖关系。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将一些过时的技术和高污染的生产向转轨国家转移,这不仅使转轨国家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还会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社会成本负担日益加重,最终影响到转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国际分工中新的依赖关系也会导致“贫困化增长”。(3)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转轨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恶化使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随着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转轨国家的出口大幅度增加,然而,在出口结构中,转轨国家大多以出口初级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业产品为主,而这些商品贸易条件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贫困化增长”。

当然,在目前的条件下,转轨国家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影响作用还是有限的。因为大多数转轨国家是以所谓比较优势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这种比较优势说到底就是国家的廉价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通过对这些资源的开发生产并获取硬通货,只能使转轨国家处在国际分工体系的最底层。这也使转轨国家的经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从而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力减弱。因此,转轨国家必须要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才能应对贸易自由化的挑战。

总之,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贸易自由化与转轨国家经济以及贸易改革的联动关系和传导机制的作用更加明显。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必须在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研究转轨国家的贸易转轨和贸易发展问题。贸易自由化与转轨国家贸易改革之间既存在良性的联动效应关系,也存在较大的非良性联动效应关系。一方面,贸易自由化给转轨国家带来了利益和各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条件,最终会通过出口途径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并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并降低由贸易保护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所带来的福利损失。

另一方面,由于在较长时期内“中心和外围(或称边缘和半边缘)”构成格局的难以改变,转轨国家与全球贸易一体化规则主导者的发达国家的地位是不对等的,由此决定了转轨国家融入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贸易自由化与转轨国家贸易改革之间存在的非良性联动效应不容忽视。因此,如何更好地实现转轨国家外贸体系与经济全球化的有效对接和融合,这就需要转轨国家实现合理的外贸制度安排,而转轨国家经济职能的发挥则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弱化国家经济职能的调控作用,非良性联动效应必然明显增强;强化国家的经济职能作用,则是充分发挥贸易自由化与转轨国家贸易改革之间良性联动效应,规避非良性联动效应的重要阀门和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