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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经济增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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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经济增长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日本是单一政体国家。20世纪40年代末,日本地方自主权得到战后宪法的保证,60-70年代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现代财政调整制度。尽管迫于宏观经济压力,日本多次改革政府间财政,但总体上来说,日本仍然是实行收支集权制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地方分权已经成为日本政治经济改革的主要议题。全球政治与财政分权趋势的加强、地方自治需求的增加以及解除管制和结构改革的压力,日本进入了二战以来的第二个转型阶段:从公平获得公共服务以及平均分担公共成本转型为提升地方财政责任、重视公民个人选择的分权财政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评价现行的分权财政体制及其绩效对于政府间财政改革和地方财政责任的重建,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虽远不如从前,但其仍以较慢的速度增长着。尽管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但是与日本政治经济体制具有共生性的地方财政分权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近期内,有关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理论分权和实证研究,这为研究日本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在理论界,由于选取的衡量指标、对财政分权定义的不同理解以及选择的时间跨度不同等原因,关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存在着迥异的观点。Oates依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发现,财政分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能提高经济的长期增长率。

Akai和Sakata利用美国50个州1988-199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当财政分权采用支出指标、收入指标、支出收入指标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而采用自治权指标度量财政分权时,很难确定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效果。Olson(2000)运用“攫取之手”与“援助之手”理论研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财政资源分配关系,强调财政分权能够调节地方政府行为促进经济增长。但乔宝云(2002)认为,对财政进行分权不能限制地方对资源的滥用,如果将地方政府当作理性的经济人,则地方政府难免产生“免费搭便车”的动机,从而无法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进而阻碍经济增长。Oates(1972)、Bahl和Linn(1992)、Panizza(1998)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发达国家,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比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收入弹性高,财政分权成为经济增长的一种需求;而在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清晰,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更需要财政集权。日本学者对本国的财政分权的研究,多集中在财政分权与税收的关系、与效率的提高等领域。关西学院大学经济学部林宜嗣教授认为,财政分权可以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节约生产成本,满足帕累托最优。青山学院大学经济学会堀場勇夫教授认为,地方分权对提高地区资源的配置效率有积极影响,但地方分权所产生的外部性既具有正面的影响,同时也具有负面的影响。日本经济学家神野直彦认为,地方财政分权对地方税收体系产生了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地区的经济状况。由于日本政府间的财政关系重要特征是垂直性财政不平衡现象,围绕财政分权与均等问题的研究比较广泛。目前,学术界关于日本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文献并不多见,因此,从财政分权的角度研究在日本经济增长过程中分权财政体制所起到的作用是一个较新颖的主题。当然,经济增长是由诸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所引起的,因而在对经济增长进行实证研究时,不仅引入财政分,

还引入地区富裕度、私人资本投资增长率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日本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确具有促进作用。

二、日本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

日本分权财政体制的主要特征是,税收管理的集中性、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分散性以及地方政府对政府间转移支付的依赖性。在税收方面,财政收入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级,中央政府征收占全部政府收入的2/3左右的税,与北美和北欧国家相比,税收集中程度相当高。但是,地方实际收入有增长的趋势(具体如表1所示)。

表1:日本税收收入分配结构单位:亿日元;%

年度中央税(国税)地方税

金额比重比重都道府县税市町村税

1950759175.224.8——

19551317871.128.911.217.7

19602545770.829.2——

19654829767.932.116.215.9

197011526167.532.5——

197522659164.036.017.118.9

198044266964.135.9——

198562466762.737.316.321.0

199096230265.234.8——

199588638062.038.015.722.3

199898820361.138.917.621.3

200185517258.541.518.222.3

200376029157.043.017.725.3

注:由于资料所限,部分年度都道府与市町村没有数据。

资料来源:(日)财务省主计局调查课编:《财政统计》,2004年版。

在支出方面,地方政府支出占了非常大的部分,为全部政府支出的70%和公有资本构成的80%。这一比例大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地方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除了国防费的全部以及公债的还本付息大部分由中央负担之外,其它项目支出都在地方,包括1/3的纯粹公共服务。因而日本的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地方。由于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的不平衡,导致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为了缓解这种局面,日本政府采取了转移支付制度,目的是通过转移支付,促进各地区经济及社会事业均衡发展。日本目前的转移支付资金由地方让与税、地方交付税和国库支出金3部分构成。这3部分的用途各有不同:地方让与税主要是由于征税的方便性等技术上的原因和为了消除税源的地区偏差,将本来属于地方的税源作为国税收入国库后,再返还给地方政府的一种税;地方交付税是为调整各地区财源的不平衡,消除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差距,保证经济水平较低的政府也能维持一定的行政服务水平,而向该地区提供一定的援助,是实现财政均衡的主要方式;国库支出金是指国家规定用途,交给地方政府使用的各种补贴、交付金、委托费等。通过转移支付制度,不仅缓解了地方政府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同时也使得日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结构趋于稳定。>关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少学者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知识建立了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在Zhang和Zou(1998)所建立的模型中,以人均省级政府支出与中央总支出的比值来衡量财政分权水平,并据此对中国的财政分权水平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Zhang和Zou(1998)的模型,根据日本经济增长及财政分权的实际情况,建立了符合日本现状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方程。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生活中诸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所引起的。本文研究的侧重点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此,在经济增长方程中引入财政分权水平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财政分权的效果往往存在着时滞,所以在经济增长方程中还应当引入财政分权这一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以便更确切地反映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影响和决定财政分权水平的理论性因素中,我们以地方支出与总支出的比值、地方收入与总收入的比值、国库支出金与总支出的比值等可度量变量综合予以反映。在日本地方支出的计算中包含了转移支付中的地方让与税和地方交付税。国库支出金作为日本转移支付的一部分,是经济增长方程不可缺少的解释变量。为了反映收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配状况,我们在经济增长方程中引入地方收入与总收入的比值作为解释变量,适度的收入权的下放(即收入分散水平)对经济增长起着推动作用。在经济增长方程中,我们还引入地区相对财富水平、私人资本投资增长率、国库支出金与总支出的比值作为解释变量,这是符合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的,同时兼顾了日本经济的实际情况。富裕地区在自身经济快速聚敛的同时,对相对贫穷地区产生了正外部性以及相应的激励机制,带动了贫穷地区经济的增长,因而地区相对财富水平对经济同样起到了推动作用。

综上,经济增长的方程表达式为:

GGDP=a1FDi+a2FDi-1+a3FRDi+a4RWi+a5KRi+a6SDi+λi

其中GGDP(GDPrateofincrement)表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此代表经济的总体增长率;FD(fiscaldecentralization)表示财政分权水平,即地方财政支出与全部财政支出的比值;FD-1表示财政分权水平的滞后期;FRD(thefinancialrevenuedisburses)表示地方收入自主水平,即地方财政收入与全部财政收入的比值;RW(relativewealth)表示地区相对富裕度,即地区人均收入与全国人均收入的比值;KR(therateofcapital)表示资本投资增长率;SD(Theshiftdisburses)表示地方分享的国库支出金与全部财政支出的比值。各变量的下标i区别为不同的地区。

三、实证分析在构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对日本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样本数据选取了日本10个地区的数据,其中涵盖了日本的都、道、府、县,并且这些地区中既有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也有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这些数据地区的选取具有代表性。所有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日本统计年鉴》,取2000-2004年的平均值。通过各变量相关系数的计算,可以得出:FD与GGDP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779(见表2),可见样本期间中日本当期的财政分权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不显著的线性关系,当期财政分权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明显。但由于FD与FRD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489,与RW之间的相关系为0.5641,与KR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755,可见样本期间中日本财政分权水平与收入自主水平、地区相对富裕度、私人资本投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线性关系,这说明财政分权的效果往往要受到收入自主水平、地区相对富裕度、私人资本投资增长率这些变量的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日本的财政分权由支出、收入、转移支付3部分构成的。

表2:各变量间相关系数表

变量GGDPFDFD-1FRDRWKRSD

GGDP1.0000

FD0.07791.0000

FD-10.43320.22211.0000

FRD-0.01140.54890.61661.0000

RW0.09930.56410.61280.90591.0000

KR0.48480.77550.45230.62430.56781.0000

SD0.14510.29870.94260.67590.64260.41541.0000

经济增长与很多因素存在着非线性或线性的关系,我们研究的重点财政分权水平也与很多因素存在着非线性或线性的关系。财政包含收入与支出两部分,为了简化计算我们选取财政支出作为衡量分权水平的标准,但从表2中我们可以得出收入的自主权也为财政分权的一部分,印证了前面所阐述的财政分权既包含支出,又包含收入这一点。财政收入自主权与财政分权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489,表明两者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财政收入自主权影响着财政分权水平。之所以线性关系不是特别显著,如前所述,日本财政收入的2/3归中央,地方只有1/3的收入自主权,而且税率的制定等一系列关系到财政收入的权力均归中央一级,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日本中央集权的国家特征。地区相对富裕度与财政分权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641,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线性关系。财政分权水平愈高,地区经济发展便愈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接近居民,可以根据本地居民的偏好与需求,提供符合本地居民要求的公共产品及服务;同时,也可以结合本地特点发展相关产业,在此过程中给与本地企业相应的政策扶持,使本地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生产,在国内、国际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财政分权可以在节省信息成本的同时实现帕累托最优。财政分权水平与私人资本投资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755,两者之间的线性关系较为显著,说明私人资本投资增长率与财政分权水平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为了检验各变量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我们对经济增长方程进行回归估计,同时进行拟合误差对比检验。在这里主要关注FD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因为财政分权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但与此同时FRD、RW、KR、SD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因素与财政分权有着显著的线性关系。

综上,回归方程:

GGDP=-2.633+0.0665*FD+0.6841*FD-1-0.146

1*FRD+0.0172*RW+3.4311*KR-1.7108*SD

由于我们研究的重点是日本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对经济增长方程进行了回归估计。在经济增长方程的回归估计结果中,明显地看出当期的财政分权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系数仅为0.0665,因而具有不明显的正面影响,而前一期的财政分权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系数为0.6841,则具有明显的正面影响,这是由于财政分权效果的滞后性所引起的,一项政策实施后,其效果往往不会在当期予以体现,而是会在下一期中予以体现。因而我们可以得出:财政分权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不是对经济增长起着阻碍作用。日本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不仅仅是因为财政分权适应了其经济发展的水平,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更为重要的是:日本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在拥有了一定自主权的基础上,地方经济得以充分发展。一些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教育发达的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起来,这其中所产生的外部性会带动其他地区相应发展起来,从而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增长,并且提高了全国的福利水平。例如东京、大阪等城市经济的发展便是得益于财政分权,再加之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教育的支撑,使其经济的增长令人刮目。

经济增长除了受到财政分权水平的影响外,还受到其它因素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在经济增长方程的回归估计结果中,收入自主权的系数为-0.1461,它对经济增长则起着负面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收入自主权的扩大会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所造成的,因而日本在进行财政分权时,要在不影响国家总体宏观调控能力的基础上,适度进行收入自主权的下放。私人资本投资增长率的系数为3.4311,它对经济增长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日本作为一个科技强国,其资本主要流向高科技产业,资本的回报率高,而且收效快,因而资本是日本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财政分权的实施,可以使地方较集中地将私人资本投入到自身有优势的产业,从而更大程度地提高私人资本投资的增长率。地区相对富裕度的系数为0.0172,它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地区分享的国库支出金的系数为-1.7108,它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这是由于贫穷地区对国库支出金的依赖性所造成的,长期以往贫穷地区在生产过程中缺乏积极性,从而阻碍全国经济的总体增长。经济增长方程的样本决定系数R2为0.9974,修正后的R2为0.9922,说明了经济增长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由方程中的变量来解释。通过GGDP拟合误差对比检验以及GGDP理论数据和实际数据对比,可以看出:我们所选取的解释变量FD、FD-1、FRD、RW、KR、SD对GGDP的增长有着很好的解释性,误差很小。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收入自主权水平和国库支出金占总支出的比例这两个因素对经济增长起着阻碍作用。因而,在制定并实施财政分权政策时应注意调整好收入自主权水平的标准,同时,应适当缩小国库支出金的比例,在政策上对贫穷地区予以帮助,而不是在资金上予以帮助。

四、主要结论

本文在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文献进行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借鉴Zhang和Zou(1998)的模型,构建了日本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日本采取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在支出领域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增长,而且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增长;(2)财政分权与财政收入的自主权是存在正相关关系,收入自主权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这与有关研究的结论不同。相关的文献认为,日本的地方财政制度能够很好地协调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持田信树,2003);(3)地区分享的国库支出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4)在影响增长的各因素中,财政分权的贡献度小于私人资本投资,同时又大于地区相对富裕度的影响程度。对日本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分析透视了日本财政分权的特征及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财政分权理论将分权视为向地方政府授权的方法,使之在决策上有某种自主权。这种方法有3种类型:分权、委托和转让。通过分权,中央政府对于其任命并对其上一级负责的地方官员给予某种自主权,也就是将决策权再分配到中央政府内部的各级政府中。委托则是地方政府须服务从上一级政府做出的严格规定,并对此负有责任。至于转让则是强调地方选举出来的政府在其职责范围内享有完全的自主权。根据以上定义,日本政府内部关系的呈现为委托和转让的混合体。日本地方长官虽然是选举产生,但是支出和收入的自主权十分有限。

虽然日本的地方支出占总支出较大的比例,并且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地方政府的支出自主权十分有限。相当数额的支出权在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对地方支出拥有自由栽量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职责划分不明确,把日本视为实行分权制国家是不恰当的。因此,日本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在于调整支出责任分配本身,而是需要对设计、实施和筹资这3项责任进行重新界定,以明确和增加地方政府支出自主权。日本的地方政府地方税收收入比例相对比较高,但由于决定税基和税率的灵活性受到严格的限制,地方政府几乎很难做到按照效率和地方自治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对其选民负责。因此,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地位、增加地方政府制定税率和税基的收入自主权是提升地方政府财政责任的重要途径。此外,这种严重的地方垂直财政不平衡致使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依赖,这是损害日本财政分权绩效的重要特征。因此,必须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地方政府增加自有收入的努力,增加地方财政自治,协调财政公平与效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