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革新方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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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共中央提出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进行研讨的近年来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经济学革新基本上是循着两个方向展开的，即，一是通过扩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价值源泉的内涵和外延，用以诠释实践和理论上出现的新做法、新观点，以此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体系进行创新；二是抛开“劳动价值论”，要以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要素论为依据来建立中国经济学新的理论体系。本文拟循经济学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通过对上述两个方向比对、评论和反思，提出笔者对将来我国经济学革新方向的设想，以参与研讨和争鸣。

一

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强烈的道德规范性的科学，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每一种学说和理论的提出，无不烙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反应在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

众所周知，经济学是在奴隶制的希腊和罗马萌发产生的。古代的思想家，如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财富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组成的，它有两种用途：一是供人使用；二是用来交换，而在交换中，两种不同效用的商品之间必定存在使它们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但是，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去证明这种使商品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是需要支出人的筋肉力量和脑力的劳动，而错误地认为是货币，而他们所认识的货币，也不是凝结有淘金人抽象劳动的，历史的、稳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而只是为便利交换而产生的，使商品得以相互衡量比较的工具。因此，在有意无意之中，实际上就把两种商品交换时的均等关系归结为由货币的效用引起的。

到了欧洲的中世纪，封建经院思想家，包括被奉为“神学泰斗”的托·阿奎那，虽然在继承亚里士多德的两种商品相交换，其中必有使两者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这一思想时，正确地认识到使商品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是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能力，但是，他们从维护僧侣和封建主世俗利益出发，又转而认为在实际的交换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交易参与者在社会中的等级地位，而且是神决定了人们的不同地位，进而说明封建等级制在封建社会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所以也是一种效用决定观。

如果说古代思想家实际上不存在价值的概念，他们的效用决定观只是对交换价值而言的，那么，从萨伊开始，西方经济学则接过古人的效用决定观，并把它发展成价值论，以此来对抗由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马克思批判、提炼而成的劳动价值论，为夺取政权后急于把矛头指向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效力。萨伊的效用价值论用萨伊自己的话来说，是要十分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价值是由效用决定，而生产有效用的商品，除了劳动外，还需要资本和自然。这样一来，就使政治经济学能说明富人和穷人的利益的不对抗性，就能防止人民铤而走险。

“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把商品的价值决定建立在人对商品效用的心理评价上，所以，他们的效用价值论，即所谓的边际价值论，是主观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学派把人对商品效用的评价作为价值的实体，而人的主观评价是由人的趋利避害的心理决定的，所以，价值是由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这样一来，价值就和劳动彻底脱钩，就不会留下任何口实说社会财富是做工的人创造的，而实际上资产阶级拥有的社会财富，其绝大部分是靠对雇佣工人的掠夺和欺诈得来的。

由上，对经济学两千多年发展沿革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经济学作为一门有鲜明伦理评判指向的社会科学，其发展、演变固然受科技力量决定的人们的认识能力、社会生产力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但其发展的轨迹却始终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的伦理判断取向的规范，这种规范则突出表现在作为经济学的基础的价值论的争论、取舍上，而两千多年来，围绕价值论的争论和取舍又集中在劳动价值论和形形色色的效用价值论的功利上的阶级性和学术上的“伪”“实”性以及运行上的实践性的争辩上。因此，在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大经济时刻，革新我国传统经济学，使其既能反映市场经济的内在特征，以指导我国经济能更快、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场，又能体现我国社会制度本质要求，体现创造世界的劳动者的利益要求，就必须从构建科学的、符合我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价值论入手，而要这样做，通过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对比和反思，深化对从经济学朦胧产生起一直左右其演变的这两大基本价值论的认识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在理论和实际中起支配作用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在人类社会出现时关于“劳动创造世界”这一朴素的唯物观念在价值论上的升华。它指出在存在社会分工和不同所有者的条件下，使人们得以平等的交换各自所得而又具有客观性实体的依据只能是从自然取得供社会享用的物质产品时的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量，即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一般劳动量，因而，其无愧是为创造世界的劳动者利益呐喊的经济学体系的基石。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建国后的长时期内，在理论和社会实际生活中坚持劳动价值论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

问题在于马克思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创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时，人们对于物质的认识尚停留在物理学的“分子理论”的层面上，即停留在可见物的层面上。因此，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以其为基础的经济论著中，价值是活劳动这一实体对象化，即凝结到物质产品中去的结果。物质产品是可见的，劳动在其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借助于以（可见的）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作用于（可见的）劳动对象，经过加工、改造、制作，生产出具有一定的物理、化学、几何属性的能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可见产品的过程。至于服务、策划、管理等明显需要消耗人的体力和脑力，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对日常生活还是生产都有效用的劳动，由于其产生的效用不具有物质上的可见性，或者说，产生这种效用的劳动没有可见的物质使其凝结，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这些劳动按“物质是可见的”、“价值的实体必须是人类生理学意义上的脑力和体力的凝结”、“生产劳动是人的脑力和体力作用于物质资料，改变其物理、化学、几何属性以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等理念，分别归结为纯粹为实现价值的形态变化而进行的、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流通过程中继续进行的生产过程的劳动，“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的生产性劳动。应该说，马克思的上述概括和论述在可见物质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领域中是能把他的“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从而是合理而有说服力的。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没有可见的物质作为实体支撑的效用在社会生活和生产中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例如，人的心理活动和状态等，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起着不容忽视的效果和作用，而用马克思的对可见物质生产领域考察而形成的“劳动价值论”很难做出不无矛盾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在理论和社会现实发生矛盾，而理论又不能完美说明现实的情况下，人们一般采用承认现实而质疑理论的做法。和100多年前马克思尚未用劳动价值论科学地说明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时，人们面对理论和实践的两难选择，普遍采用承认现实，并用流通中不等价交换的理论来解释资本增殖原因的做法一样，人们根据这些看不见物质实体的效用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的实际作用，把它们和在物质资料生产从而可分配的对象生产中的基本物质要素，即土地和有生产经验、劳动技能的人（或者讲是劳动）、以货币或实物形式存在的资本等并列起来，形成了所谓多要素决定论的基本理念。和马克思学说几乎同时产生而在19世纪末以所谓“边际革命”在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中确立其主导地位的“效用价值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在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并融入国际大社会的今天，萌生出主张使用价值决定价值、供求决定价值、机器设备创造价值等怀疑和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和思潮，其产生的原因也是鉴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社会经济现实时所面临的上述困境，因而在本质上是对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种仿效。因此，在未来的我国经济学的革新中，简单地以效用价值论的功利上的资产阶级性来加以否定是不够的，更应通过对其学术上的“伪”“实”性和运用上的实践性的批判，为进而构建既具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又能在超出可见物质领域之外具有科学说服力的价值论奠定基础。

三

应该承认，19世纪中、后期西方有那么多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流派企图取代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开始融入国际大社会的今天，又有人试图仿效近、现代西方经济学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相比确实具有以下实际存在的优势，从而构成其所谓的“实”，则是其中一个不争的实际原因。

其一，效用价值论，即使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产生时，虽然“粒子物理学”尚未产生，人们尚不了解“点粒子”是构成物质的最基本的单位，“点粒子”是不可见的，物质的80%左右是由不可见的所谓“暗物质”构成的道理，但却在无意中进入了对效用，包括由人的心理感受等引起的没有可见物质作为实体的效用的考察（以现代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没有可见的物质实体，不等于不存在物质实体，可能是由“暗物质”构成其实体罢了）。这就使效用价值论存在和发生作用的范围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宽，而科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恰好证明建立在“分子理论”上所认识的可见物质只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小部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确实有没有可见物质实体的由人的劳动产生的效用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实”，却成了效用价值论的一种理论优势，因为这比只考察可见物质领域的劳动价值论更符合自然、科学发展和社会的实际，同时也似乎使劳动价值论无法完美解释的问题有了答案。这应该是现在不少人热衷于效用价值论的原因之一。

其二，效用价值论者，尤其是数理经济学派大量运用高等数学来表达其价值理论，发展到以马歇乐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数学方法则被广泛地用来说明经济理论。这应该是效用价值论在学术研究方法上的“实”，或者是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论证、叙述方法相比表现出来的另一种优势。

其三，效用价值论者为了走出后面要论述到的其在价值论推理过程中的矛盾和混乱，每每以财富的生产来混同或取代价值的生产。这对于那些淡漠经济的伦理性，一味追求财富增长的人们来说，无疑是最乐于接受，也是最现成的理论支柱。这就使本来是效用价值论的以“伪”证“实”的不高明的手段，却产生了使效用价值论得以更快传播、扩散的一种优势。

但是，效用价值论要去除经济学这样一门具有强烈的道德规范性的社会科学的阶级性、社会性，本身就是科学上的“伪”，而要以这种不容置疑的“伪”来论证效用决定价值是“实”，就使效用价值论的整个推理论证过程充满矛盾和混乱，到处面临不能自拔的困境。

作为一种价值理论，其所阐述的价值概念必须同时具备社会性、历史性、客观性、可计量性及变动的规律性，而五性同存又首当其冲地表现在其所阐发的价值实体上。效用价值论把效用作为价值实体，而作为价值实体的效用，如果是客观效用价值论所指的物品的有用性，那么，作为由物的物理、化学、几何等性质产生的效用是客观存在，但却是自然界的物、劳动产品和商品所共有的，因而抹杀了作为商品的物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同时，不同物的效用是各不相同的，即不可能有同一而无差别的质，根据数学常识，则是无法计量的，从而也就不存在变动规律性；如果价值实体如主观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是人对物品的效用的主观评价，是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因为人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但是这种评价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动的，是依人的主观感觉为转移的，因而也就不具有同质实体的同一无差别的客观性，同样不能满足五性同存的条件。

效用价值论者从一开始就发觉了他们在价值实体上面临的困境，因而就在推理中采用循环论证、混淆概念、臆造条件等方法，以求自圆其说。

客观效用价值论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价值就是物品的效用，而效用的创造不仅需要劳动，还需要资本和土地。使用劳动要支付工资，使用资本要支付利息，动用土地则需支付地租。因此，工资、利息、地租就是生产效用，即生产价值的费用。价值就由这些费用来决定。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上述推理是典型的循环考证，根本无法走出其在价值实体的论证上所面临的困境。因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工资、利息、地租来决定，那么，这三者的价值又是由什么决定呢？根据效用决定价值的理论，显然只能说由劳动、资本、土地的效用决定，而要得到这些效用，必须要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而要得到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又需要劳动、资本和土地，要得到劳动就要支付工资，动用资本和土地则需支付利息和地租。于是，决定价值实体的工资、利息、地租又由工资、利息、地租来决定。客观效用价值论想以生产费用论走出价值实体的非同质性和不可计量的困境，却因为循环论证而只能在原地踏步。

主观效用价值论的推理过程则是：财货的价值是由其能使人得喜悦和愉快，免除痛苦的效用决定。而人对由财货带来的喜悦感的大小强弱，则是财货的稀少性决定的。为了给人以直观的感觉，边际效用论的开山鼻祖戈森，奥地利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门格尔、庞巴维克等人还以依次递减的数列来表示用每个单位消费品所带来的效用或享受的感受程度，以为这样就可以走出主观效用价值论所规定的价值实体因非同一性而无法计量的困境。其实不然。因为财货的有用性和稀少性本身正是人们花费劳动去生产这些财货的原因，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要害正在于要使价值和劳动彻底脱钩，因而不管主观效用价值论怎样努力，也无法用财货的有用性和稀少性来证明人对物的效用的主观感觉和评价就是价值实体的。首先，按他们的解释，有用性和稀少性决定物的边际效用，而边际效用就是价值实体，那么，当人们问到那些对人有用而大自然可以无限供给的物品的价值决定，就无言以对了；其次，主观效用价值论所说的财货，指的只是生活消费品，当人们问起生产资料的价值时，他们的回答是由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时所耗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而这些生活资料又是动用生产资料才生产出来的。由此，主观效用价值论也陷入了无限循环推理的泥坑。

为了摆脱上述困境，客观效用价值论者和主观效用价值论者都求援于供求论，以为用供求论可以使他们最终走出无限循环推理的困境。其实也不然。因为，其一，作为价值，早在商品进入交换前就已存在，而交换价值则是不同商品内在价值的比例关系，价格则是这种比例关系的货币表现。以供求论来说明价值，实际上是以价格来代替价值。其二，供求关系根本不能说明价值和价值量，因为供求变化只能说明价格背离价值的程度，而根本不说明价值本身，当供求平衡时，供求双方都对价格失去影响力，就不能说明价值本身了。所以，应该反过来说，是商品价值的变化，引起价格变化，进而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化。其三，用供求关系来说明价值实际就是价值的流通决定论。离开生产领域而讲价值由流通领域的竞争和供求变动决定，一方面说明效用价值论为掩盖生产领域中资本对劳动的榨取而故意用一般的买卖关系来解释价值；另一方面说明效用价值论的矛盾和混乱使效用价值论者不惜到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封建社会晚期的重商主义学说中去寻找出路。

西方经济学在今天之所以面临无法摆脱的危机，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价值论的虚设应该是其中重要性的、基础性的原因。

四

由上，通过对两千多年来一直左右着经济学演变的两大基本价值理论的考察可以得出由以下两点构成的结论：

其一，要适应我国由封闭的计划经济进入开放的，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市场经济的巨大变化，对经济学进行革新，用简单的扩展马克思在考察可见物质领域形成的价值实体的内涵和外延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在科学，从而人们的认识力和社会实践都已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如果无视暗物质的存在，无视在高科技时代，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运用不可见的劳动工具和手段（如点粒子震动的各类各种波段等）作用于同样不可见的由暗物质构成的劳动对象，无视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至关重要作用的产品（如信息、服务、管理等等），或者仅仅套用在可见物质生产领域中现成的分析方法和观念，而不对暗物质生产做出符合其规律性的、科学的说明，并纳入价值论和以此展开的经济学中，则使为劳动者利益呐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只涉及物质生产领域的一小部分（科学证明，物质存在的形式80%以上是暗物质）而不完整，从而无法科学地解释高科技、信息时代的社会经济现实，更无从进而指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由此而挫伤从事暗物质生产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应有的综合国力的提升。

其二，同样，仅仅因为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以“财富生产”来取代“价值生产”就以为据此就可以推动我国国力的提升，认为只有借助数学方法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因为西方经济学在无意中涉及到了对由暗物质产生的效用的分析，就以为它是最贴近科学和社会实际的、能全方位（包括可见物质和暗物质）揭示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规律性的经济学，因而要仿效西方经济学来实现我国经济学的变革也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

首先，西方经济学尤其是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西方近、现代经济学尽管大量运用数理分析的方法，但是，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一针见血地批评的那样，如果数学方法能真的解决经济问题，那我们有诺贝尔数学奖获得者，又有尖端的大型计算机，一切经济问题都将被精确地解决，世界将变得十分安定，可惜世界的现实经济问题却是大堆存在。所以，布坎南主张，经济研究还是要靠观察、积累和语言文字的论证。

其次，有人可能会说，既然经济和世界接轨，反映和指导经济活动的经济学自然也应和经济学的国际主流学派接轨。但是，据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加拿大学者文森特·莫斯对18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各主要流派斗争、演变过程的考证，被称之为正统的、主流的新古典学派，尤其是其中的边际效用学派因存在缺乏对经济和政治关系整体性的理解、缺乏对社会变迁和转型中特征的联系，把资本取得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宰地位看成自然的而非历史的使然，所关心的仅仅是人们在资本、劳动、消费品和服务市场中由偏好表达出来的需求和对其做出的可辨别、可测量的选择，从而存在失却伦理判断性和实践性等弊端，正受到各种规范经济学、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而逐渐失去其正统和主流地位。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即使西方经济学确实可以指导社会在“理”、“管”中增加财富，也只不过是在无意中涉及由暗物质产生的效用的考察，因而更贴近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实际，但也不能因此而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学革新的模本。因为财富生产和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财富的增加和科技的进步一方面可增加供社会享用的物质资料，提高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财富的生产又会产生一系列环境、资源问题，有可能危及子孙后代生活、生产的条件，而对已生产出来的财富和已产生的科技力量，如果分配和运用不当，同样也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和不幸。因此，无论是标榜为研究财富的经济学还是研究价值的经济学，回避或故意模糊人文精神中善与恶、公正公平与歧视掠夺、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界线，把自己打扮成“纯科学”的经济学，都只能是伪科学。而在价值生产或财富生产的领域里，规范其活动的最基本的人文之手就是要承认“劳动创造世界”、“财富是由在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同时也在改造着自身的劳动者创造的”。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不仅和奴隶主经济学、封建主经济学一样，人为地割断财富和劳动的本源性的联系，而且还借用自然科学成果，为自己披上“纯科学”的外衣，不仅说明其虚伪，而且暴露了它的资本占绝对统治地位后的有恃无恐的心态。如果以这样的经济学为范本来改造我国的经济学，是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根本不能相符的，其结果，即使社会财富增加了，却离“世界大同”目标更远了。这种“先生产、后治理”的弯路，难道还值得我们一试吗？

总之，未来我国经济学的革新的方向应是：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正视和承认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现实，按照“暗物质”生产领域的特点和规律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把它贯穿于经济学的始终。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经济学取自然科学之有用成果，对市场经济中资本、劳动、消费品、服务等的供给和需求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考察，探求其可辨别、可测量的选择范围的做法，在传统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增加定量分析的内容，建立既有符合劳动者根本利益的伦理规范性，又对市场中各个要素及其发生作用的各个角度和层面具有认识力的，具有建设性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