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岸服务外包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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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相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已形成一定优势。此外，据A.T.Kearney的调查，中国在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地理指数(GSLI)中世界排名第二(6.49)，仅次于印度(7.01)，其中商业环境分指数还高于印度0.27个点。但与离岸服务承包强国相比，中国在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份额占比以及业务类型、产业环境、内在驱动力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印度已形成非常完善的ITO外包承接市场，中东欧由于毗邻欧美服务发包主要国家而具天然地理优势，而且新兴的服务承接外包区域不断发起蚕食运动，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局面，中国的服务外包产业唯有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才能在远未见底的离岸外包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另外，从服务外包发展趋势来看，全球服务外包已展现出新特点，传统的ITO已经开始出现下降态势，BPO逐渐成为主流，而KPO虽然仅占很小比例，但上升的空间非常大。上述种种问题都与服务外包承接的竞争力因素有关，本文即是在此背景下从宏观角度揭示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影响变量及促进效应。

二、研究思路与设计

据商务部统计，2012年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达3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1.1%，占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总额的27.7%，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接包国。近几年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中国服务离岸外包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高附加值服务持续增加，“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及品牌影响力不断得到提升。能取得如此佳绩当然与中国离岸服务外包承接国家竞争力不断增强有关，为此有必要从宏观层面建立中国服务外包竞争力评价指标，探讨中国离岸服务外包宏观竞争力走势状况，为下一阶段提高承接能力和迎接更高级别离岸服务外包业务获取一些政策建议。自2003年以来，美国著名管理咨询公司A.T.Kearney连续全球离岸服务地理指数(GlobalServiceLocationIndex，GSLI)，选取三个指标:金融吸引力(Financialattractiveness)、人力技能和供给(Peopleskillsandavailability)以及商业环境(Businessenvironment)，比重分别为4:3:3。这个指数主要是为欧美国家发包企业在做服务离岸外包决策时提供参考，而且提示各企业，离岸服务外包地的选择是一个复杂决定，不仅要考虑某国整体能力组合，还要考察某国的某一方面在全球竞争中的特定优势，这样作为接包国，承接竞争力的体现或来源就十分明确。但在具体到一国离岸服务外包竞争力评价模型建立时，指标的选取可能更多地来自于主观考虑。为此，本文将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竞争力评价模型确立在五个方面，分别为:宏观经济发展、服务业增长、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状况及外向型经济。之所以选择这五个指标，理由如下:首先，就宏观经济发展来说，经济发展势必带来分工，而“分工是经济联系的基础，当然经济全球化特征会在分工类型演变中得到体现”(卢锋，2007)，全球服务外包便是国际分工的一个新特征。第二，就服务业增长来说，德勤《2010中国服务外包行业报告》指出，中国服务业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对未来经济增长模式的期许和规划。因此，服务业的增长对中国服务外包承接不仅意味着经济利益，更在于相当获得一种政府顶层意愿。第三，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状况相当于A.T.Kearney的人力技能与商业环境。第四，离岸服务外包“代表着全球化生产活动转移的新潮流，它开辟了新的服务生产国际分工的前景”(邹全胜等，2006)，而外向型经济可以表征一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一级指标确定后，接下来就是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选择具体的观测指标。如表1所示，在所选时间跨度内宏观经济实现高倍增长，但投资刺激明显大于消费拉动。服务业产值虽然增幅近11倍，但产业就业人数增长却大为逊色。由此不妨判断，由于居民消费不振，导致经济严重依靠固定投资，从而影响服务业就业的扩大。对于基础设施来说，运输里程的增幅明显小于宏观经济增幅，说明很长时间内运输瓶颈问题仍未得到实质解决。但现代通讯与信息设施发展十分迅猛，可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很大活力和潜力。人力资本状况的表现有些滞后，17年间每百万人口的研发人员数量仅增长2.32倍，由此不难理解中国集成电路的进口用汇额超过石油的尴尬困局。最后，再看外向型经济，货物贸易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发动机”，但外商直接投资(FDI)增长似乎受到某种限制。另外，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带动了大量海外承包工程业务。

三、因子分析

由于指标过多需要进行降维处理，对所选指标先标准化后再作因子分析。获取潜在因子变量的差异通常以方差来表示，本文采取主成分法提取潜在公共因子，采用的标准是特征值大于1。将15个中国服务外包竞争力指标因素通过SPSS17.0进行因子提取，若通过KMO与Bartlett检验，且共同度全部达到90%以上，则说明提取的潜在因子包含了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证明因子提取效果十分理想。如表2所示，本次提取共获得2个潜在因子，方差累积贡献度达98.354%，说明这两个潜在公共因子的信息量能比较充分地解释了15个原始数据所表达的差异。因此，用这两个潜在因子来评价中国服务外包竞争力是可行的。未旋转的因子载荷可以说明原始变量对公共因子施加的影响大小，但并未起到很好的归类作用。为此，对载荷矩阵中的系数进行0到1之间的分化，对初始因子载荷进行多次最大正交旋转，即通过正交矩阵左乘原始因子载荷矩阵。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格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两个竞争力公共因子在各原始变量上的对应系数明显不同，第一个竞争力公共因子对X11、X12、X13、X21、X31、X32、X34、X43、X51、X52和X53影响很大，而第二个公共因子在X22、X33、X41和X42上具有相对较强影响力。为了给出1996－2012年中国服务外包国家竞争力年度综合评价，还需进行一些计算。首先，可根据表4中的因子得分系数与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值相乘得到各年度在各公共因子上的得分。具体计算过程可通过SPSS完成。然后以两个公共因子相应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分别乘以相应因子得分，得到各年度中国服务外包竞争力的综合评价值。最后的综合评价公式如下:COMPTt=0.6763compt1t+0.3267compt2t(t=1，2，…17)其中，COMPT、compt1和compt2此时分别代表各年度综合得分、第一、二个公共因子该年度得分值。具体结果如图1所示，中国离岸服务外包国家竞争力整体呈明显上升趋势，且近年来增长幅度比较大，为获得发达国家服务发包方的进一步认可提供了信心。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0年中国承接来自美日两国的离岸外包合同执行金额达66亿多美元，占比达46%，其中美国占到26.3%，在所有来源地中排名第一，改变过去日本为中国最大服务外包方的局面。说明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的竞争力不断增强。但同时也要看到，2006年之前的10年间，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竞争力处于负值，我们错过了第一轮服务外包兴起所能带来的增长效应。而印度通过近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形成非常高的服务接包水平。因此，我们在将来一段时间内必须付出更大努力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服务外包市场中获得一定份额。

四、实证研究

在得出中国离岸服务外包国家竞争力年度综合评价基础上，接着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服务外包竞争力的逐年提升是否真的促进了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增长。目前，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业务类型主要集中于ITO和BPO，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中国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与其他商业服务出口额分别代表，计为LNITO和LNBPO。由于ITO、BPO、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呈交叉互动状态，任何两者的提升都有可能促进另外一个的发展。因此，采用不必区分内外生变量的VAR模型来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优势在于分析各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动态影响而避免变量缺省问题。其中，yt代表k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p为滞后阶数，T为样本个数。k×k维矩阵A1…Ap和k×d维矩阵B为待估计系数矩阵。εt为k维随机扰动向量，它们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身滞后值及不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当模型不加入外生变量时，转成非限制向量自回归模型(unrestrictedVAR)。此处yt=(LNITOt，LNBPOt，COMPTt)在建立VAR模型之前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是否处于同阶单整，从而避免“伪回归”现象。经检验，三个变量均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二阶ADF检验，说明都可在二阶水平实现平稳，从而可以建立VAR模型①。然后通过AIC与SC标准确定滞后阶数，最终获得VAR(3)模型，且通过稳定性检验。如图2，所有单位根模都在单位圆内。本文在此仅做出基于VAR模型基础上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检验当一个标准差的误差项对模型施以冲击时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造成的影响，并且可以得到各变量之间相互冲击的动态响应路径。由图3可以看出:(1)LNITO对于LNBPO标准差的扰动呈持续正向效应，而且在第二期达到最高峰，经历大约5－6期的小幅波动后，从第9期开始实现稳步增长。这说明LNBPO受到外部条件的某一冲击后，经LNITO能带来同向的冲击;LNBPO的增长能给LNITO带来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具有较长的持续性。(2)LNBPO对于LNITO的标准差幅度扰动也呈正效应，但却表现出整体下降特征，说明LNITO增长虽对LNBPO带来促进效应，但效应力度逐渐下降。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BPO相比ITO是离岸服务外包发展的更高形态，导致BPO的增长能带来ITO的较强效应，而ITO的增长对BPO则不能带来同种强度的促进。另外，与经验判断不一致的是，LNITO和LN-BPO在受到COMPT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后均显示出负效应，表明当外生事件引起COMPT指标上升时，LNITO和LNBPO却受到抑制。这似乎与常理推断相违背，可能的解释有:(1)COMPT的提升程度还不足以引起LNITO和LNBPO的增长。(2)竞争力指标选取存在偏重，两个潜在因子中占比较大的一个主要来自于宏观经济硬指标，而能引起LNITO和LNBPO增长的可能是一些经济社会软条件，而本次代表软条件的潜在因子占比不足0.4。但反过来看，COMPT对LNITO和LNBPO的冲击呈现出持续正效应，LNITO基本从第0期开始就为正效应，以后持续上升，而LNBPO在经过5期的负抑制之后也呈现持续正效应趋势，说明LNITO和LNBPO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对COMPT具有持续正促进效应。其现实含义就是承接离岸服务外包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高本国服务外包竞争力，比如通过学习效应渠道、技术溢出或人力资本交叉感化效应。

(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基于VAR(采用的是Wald检验法，统计量为Chi－sq)，也可不以VAR模型为基础(采用的是F检验)。由于此处VAR(3)稳定性检验得以通过，因此选取基于VAR的Granger因果检验。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LNBPO构成LNITO的Granger原因，说明BPO的发展能带动ITO的增长;但COMPT不是LNITO的Granger原因，说明COMPT的上升未能引起LNITO增长。LNITO构成LNBPO的Granger原因，说明ITO的发展能促进BPO;但COMPT也不是LNBPO的Grang-er原因，LNITO、LNBPO都在10%显著性水平下构成COMPT的Granger原因。总的来说，LNITO与LNBPO互为Granger原因，说明两者具有互为正影响的关系，而COMPT的提高并不促进服务外包增长。但反过来却成立，服务外包的增长能提高竞争力，即服务外包规模的增加能带来外包竞争优势的增强。

五、思考与探讨

离岸服务外包作为现代国际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发达国家发包企业带来低成本优势及专业化效率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提供了参与世界经济服务化进程及发展本土服务产业的大好良机，同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就业、推动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发展等方面都能起到积极作用。但同时服务外包承接的区域竞争日益加剧，新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借由失业反对外包的呼声持续不减，在短期内对服务外包流量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加剧了服务承接的竞争强度。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若想获得服务外包承接所带来的更多红利，就必须提高离岸服务接包竞争力。本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离岸服务外包国家竞争力自1996以来保持逐年提升的趋势，但2006年之前竞争水平处于长期负值状态，导致在与印度、爱尔兰及东欧等国家抢包时处于不利位置;之后竞争力上升幅度加快，但实证检验却发现这种上升趋势却并未对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产生促进作用。究其缘由，可能是因为在本次竞争力评价指标中经济硬指标的构成比重偏大，而软指标比重相对较小，而离岸服务外包的承接不仅通过经济硬指标来推动，更需要软指标来吸引并维持长期合同关系。因此，这种依靠经济增长走势所带动的竞争力指标提升可能还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外包竞争优势，还需要不断加强软件实力的培养和建设。在《2006离岸BPO与ITO之中国SWOT分析》报告中，DionWiggins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在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方面的劣势，包括英语与沟通技能、不挑战权威的文化、地区及城市之间的冲突、熟练技能工人严重缺乏、拙劣的知识产权记录、缺乏国际品牌、微弱的研发预算与努力等23个方面，基本都是软件方面。该报告至今将近10年，对比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改善不能说没有，但提高太小，这直接阻碍了中国承接高水平服务外包业务的能力，导致目前中国的离岸服务外包结构中仍以传统的ITO及低端的BPO(比如数据录入)为主，对欧美的发达服务外包业务只能望而兴叹。服务外包竞争力的提升应以软件改善为主要内容，以经济大势为基础的竞争力不仅不稳定，而且并不能真正吸引到高端的外包业务，从而不能带来更大的离岸服务外包经济效应。服务外包竞争力的提高需要在各个因素层面上不断推进，有时竞争力的来源就是一个技术点。例如，针对美国客户执行会计后端办公服务外包，印度的竞争对手具有明显优势，因为他们早就把美国的会计准则与惯例内置到其教育与培训系统中，而目前中国的教育与培训系统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相对来说，软件的提升比基础设施的改善充满着更多的复杂性与变化性。一般而言，服务接包硬件竞争力的提高在3－5年内的时间就可能取得明显效果，但软件涉及到不确定因素很多，而且有些条件如传统文化思维、国家人才培养体系及企业组织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改革困难，因此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结构仍不容乐观。但中国仍是世界上经济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经济服务化趋势、城市产业群及区域聚集效应等成为吸引离岸外包的重要优势所在，软件因素的提高也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下逐渐取得一些改观，中国的离岸服务外包机遇与挑战并存。

作者：朱福林夏杰长王晓红单位：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