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关联度影响下的服务贸易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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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向关联度与服务贸易发展:定量比较

以下定量考察中，研究主要在综合考虑发展阶段差异、双边国家在服务贸易中所处相对地位差异等基础上，对制造环节生产活动外向关联度、服务环节创新活动外向关联度和服务贸易发展基本情况及其变化规律展开定量描述。为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根据数据可得性，实证研究考察样本国家包括22个发达国家以及25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韩国、爱尔兰、意大利、以色列、日本、荷兰、卢森堡、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阿根廷、巴西、捷克、智利、中国、中国香港地区、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罗马尼亚、墨西哥、新西兰、俄罗斯、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泰国、土耳其和波兰。具体指标构建中，在同时考虑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的基础上，服务贸易发展规模衡量用总进出口表示，简记为sertrade。核心变量包括两个方面:①制造环节生产活动外向关联度(prod－conn)。用一国对其他国家制造出口/全球制造总出口比例加上从各国制造进口/全球制造总进口比例表示。②服务环节创新活动外向关联度(serrd－conn)。参考Shih等研究，重点从各国经由国际贸易所形成的对内和对外知识外溢角度，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通过知识外溢矩阵对各国家或地区在创新网络组织结构中的外向关联度加以考察。首先对知识外溢的衡量方面，研究主要依据Coe［11］基于国际贸易途径下的知识外溢构造思路，基本关系表述为:Spill－outijt=wijtRDit。其中，Spill－outijt代表i对j的知识外溢规模。wijt代表i国知识外溢到j国的相对可能性，具体用i国对j国出口占i国全球总出口比重表示。另一方面，突破Coe［11］等代表性研究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间接体现一国创新能力做法上的局限，这里更直接关注了一国创新能力的真实状况。即针对基本关系式中RDit所反映的i国t期知识存量规模，研究以不变价格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总研发经费支出(GERD)为基础来构造。更具体而言，结合OECD数据库提供的、以2000年不变价美元为基准且经购买力平价汇率换算过的数据，研究选取了时期较早且能保证数据完整性的1988年为基期来确定初期资本存量。

进一步设定折旧率水平为10%，进而采用永续盘存法，获得历年各国研发知识存量。类似地，外部知识获得(Spill－inijt)本质上与知识外溢是一样性质，只不过是从反方向来考察一国获得外部知识溢出的潜在规模状况，在上面基本关系式基础上，这里权重wijt代表i国从j国的进口与j国总出口比例，RDit为j国t期知识存量规模。最后，基于前述一国对其他国家知识外溢(Spill－outijt)和一国从其他国家获得外部知识(Spill－inijt)，分别构造包含n个国家的知识外溢矩阵M－OUTn×n和外部知识获得矩阵M－INn×n。分别计算外向度水平(out－degreecentrality)和内向度水平(in－degreecentrality)。进而对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将外向度和内向度水平值求和，即代表了其在全球创新网络组织结构中的相对地位和创新活动外向关联度水平。对数化处理由表1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双边服务贸易规模(sertrade)、制造环节生产活动外向关联度(prod－conn)和服务环节创新活动外向关联度水平(rd－conn)大多存在不同程度提高。仅有例外情况是在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合作所形成的“北北型”合作关系中，完全核心国家间双边服务贸易总量规模水平和制造环节生产活动外向关联度水平反而有所降低①。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合作所形成“南北型”合作关系下的相关指标增长，才是构成总体指标增长的主要原因。当然从绝对规模比较来看，还是“北北型”合作关系要显著大于“南北型”合作关系下的表现。进一步结合完全核心国家间与非完全核心国家间(具体包括核心与外围国家、外围与外围国家间两种情况)服务贸易分类比较可见，三个指标也均是完全核心国家间平均水平要显著高于非完全核心国家间。显然，完全核心国家间更优异表现除得益于美、日、德所扮演领头羊角色影响外，还得益于中国和印度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增长。

二、经验实证结果与解释

1．变量选择和来源说明在定量考察基础上，下面借鉴学者Kox等［2］类似研究处理方法，通过对能较好处理双边贸易发展问题一般引力模型所涉及影响因素的必要拓展，重点关注了外向关联度影响，设定具体回归方程形式如下。，为其他待估参数;coungdp、partgdp代表引力模型构建必需的双边国家市场规模大小，disij则代表引力模型构建必需的双边地理距离，Zij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εijt为随机扰动项。为降低异方差影响，对除虚拟变量外的其他变量均作了对数化处理，ln为对数化符号。参考LejourA①、KoxH②等研究，其他控制变量的选择和衡量如下:①人力资本(hr)。人力资本素质高低不仅会影响双边服务贸易的发展规模，更有可能影响服务贸易质量。这里用每千名雇佣人员中的研发人员数表示。②通讯基础设施(commu)。相比货物贸易，便利通讯对具有无形性特征的服务贸易发展而言是更重要基础条件。此处用每千人网络线路保有情况表示。③文化与法律制度环境差异。为降低服务贸易发展中的诸多不确定性，是否具有相同的文化与法律制度环境也至关重要。研究通过设置如下虚拟变量来考察:clang表示双方是否具有共同语言，是为1，否则为0，其体现了合作双方的历史文化渊源。cleg表示双方是否具有共同的法律渊源，是为1，否则为0;rta表示双方是否同在某区域一体化组织，是为1，否则为0。这两个变量不同角度体现了合作国家之间的法律制度环境相近性。④共同地理边界。尽管共同地理边界对双边货物贸易流的促进作用已得到较多认可，但该方面因素对服务贸易的影响仍有待考证。这里同样通过设置虚拟变量考察，即如果双边接壤，则contig=1，否则contig=0。数据来源中，核心指标衡量原始数据主要来自OECD官网数据库。其他指标数据中，双边制造贸易发展数据主要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组织数据库(UNCOMTRADE)，通讯基础条件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文化与法律制度环境、经济地理因素等控制变量数据则主要来自CEPII数据库。

2．估计结果和解释实证方面，鉴于部分国家双边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缺失，由此导致因变量可能存在“截断”(truncation)问题，因而采用面板Tobit回归进行估计更合适。考虑到服务环节创新活动外向关联度(rd－conn)与因变量双边服务贸易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最终采用的是两阶段IV－TOBIT估计。对工具变量的选择，由于需要保证它们与服务环节创新活动外向关联度紧密相关，同时又要满足与服务贸易水平不直接相关，因此，研究主要借鉴Lewbel［12］方法，即构造关键自变量与其均值差值的三次方项表示。由表2回归结果来看，在总体估计方程Ⅰ基础上，估计方程Ⅱ进一步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作用。对比可见，在相关变量影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基础上，显然考虑内生性作用下的工具变量估计使得方程整体拟合情况有了进一步改善。在总体样本考察基础上，出于稳健性要求方面的考虑，研究同时结合不同维度下的样本分类，同样采用两阶段IV－TOBIT估计做了进一步分析。总体来看所有方程整体拟合情况均较好，大多数变量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与实际相符。作为引力模型构成中的基本变量，无论总体回归还是分类子样本回归，双边国家市场规模影响(coungdp、partgdp)大多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地理距离(dis)作用则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关注核心变量作用，制造环节生产活动外向关联度(prod－conn)边际影响在所有方程中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证实价值链国际分工格局下，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最早可能突出表现为基于制造环节生产活动参与其中。但以此为切入点，得益于制造和服务活动之间紧密的产业关联特性，制造环节生产活动外向关联度的提升还是能够对一国服务贸易总量规模增长形成明显推动作用的。进一步分类比较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制造环节生产活动外向关联度边际影响还有所提升。

分类样本考察结果中，虽然制造环节生产活动外向关联度影响在“南北型”合作模式和“北北型”合作模式下均为正，边际影响差别也不是很大，却不能简单地认为两者实质上是等同的。因为“南北型”合作模式下，发达国家基于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的考虑，在价值链国际分工格局下，会极力控制甚至阻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沿价值链的升级。受此影响，发展中国家参与价值链国际分工存在的链内“固化”风险是最大不利因素，其会显著削弱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制造环节生产活动外向关联度水平提升带来的边际促进作用。在此处比较结果中，即表现为“南北型”合作模式下的制造环节生产活动外向关联度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明显高于“北北型”合作模式下影响的特点，甚至还略低一些。进一步比较而言，基于完全核心国家间双边贸易与非完全核心国家间双边贸易划分下的考察结果则显示，制造环节生产活动外向关联度提升对完全核心国家间双边贸易发展的边际促进作用要显著小于非完全核心国家间双边贸易发展。由于居于核心圈的主要是美、日和西欧等发达国家，其经济结构的服务化水平已相当高，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影响下，核心国家制造环节生产活动外向关联度水平提升并不会更高效促进双边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揭示了核心圈内国家大力拓展外围合作关系，导致价值链国际分工不断在更广空间范围内扩张的部分缘由。而从另外角度理解，拓展外围国家之间基于价值链国际分工下的合作关系，不仅能够降低居于核心圈美、日和西欧等发达国家的链内“固化”风险，也能够实现外围国家之间的“双赢”。服务环节创新活动外向关联度(rd－conn)水平提升边际影响也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制造环节生产活动外向关联度提升在分类样本考察下的影响作用特点类似，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边际影响不仅在两个阶段均为正，且同样有所提升。分类情况下的比较结果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北型”合作模式下，发展阶段差异决定了对其中代表“南方”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服务环节创新活动外向关联度水平提升不仅意味着其能够更好获得相对稀缺、主要来自“北方”国家的外部知识溢出，同时意味着其自身不断提升的外溢知识吸收潜能。在以上两方面共同作用下，比较结果最终也表现为服务环节创新活动外向关联度水平提升，在“南北型”合作模式下的边际影响作用更突出。分类比较结果还可见，服务环节创新活动外向关联度提升，反而表现出对完全核心国家间双边贸易发展更高水平的促进作用。由于此处核心国家包括印度和中国，正是这两个国家各自通过发挥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等后发比较优势并由此融入核心圈，最终使得服务环节创新活动外向关联度边际影响在完全核心国家间双边贸易发展中的表现反而略高一些。

三、结语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研究通过经验实证，探讨了开放条件下制造环节生产活动外向关联度与服务环节创新活动外向关联度对双边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主要结论性观点证实，随着制造外包活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特点的增强，一国或地区制造活动外向关联度提升愈发表现出对其服务贸易发展的显著推动作用;服务创新网络外向关联度提升的推动作用亦表现得更突出，尤其对“南北型”合作模式下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的增长作用。同时在劳动关系管理中引进服务理念———建立和谐、共赢的劳动关系［13］。根据结论，研究得出以下启示:①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充分释放制造环节生产活动外向关联度提升带来的推动作用是重要的。因为它仍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其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进而决定发展中国家突破低端锁定陷阱并沿价值链攀升的可能。②较高地域集中性是中国制造环节生产活动外向关联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进一步发展中，应重视两方面突破:其一，以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为契机，继续加强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在高技术密集制造领域内的合作，以此带动高端服务发展;其二，深化同毗邻发展中国家间的分工合作，为本土经济转型升级腾出更广阔空间。③本土服务领域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将决定我国同发达国家在服务环节创新活动外向关联度层面互动影响的主动性。

作者：高永祥单位：金陵科技学院学生工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