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文化共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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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讯业如鱼得水，蒸蒸日上

随着世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在各国经济中的地位正在不断提升，国际产业重心开始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从1982年至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近29倍，为全球平均增长水平的2倍，出口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8位，进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7位。

值得关注的是，同期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占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在10％以下，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服务贸易长期逆差。造成这样的局面，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传统服务贸易，例如运输及旅游等，对于服务贸易中高技术、高增值的金融、保险、咨询、计算器信息服务等项目，仅占2005年服务贸易总收支的8％。因此，中国服务贸易这块蛋糕如何做大做好，已经是迫在眉睫的时刻了。

幸运的是，正当美国及欧盟的发达成员在觊觎中国服务贸易这块大蛋糕之际，中国通讯企业已凭自身的力量，在东盟国家服务贸易中先发展起来。根据《协议》规定，东盟10国中，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六国均承诺向中国开放电信市场，承诺包括允许中方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放宽设立公司的股比限制等内容。在没有承诺开放电信业的四国中，华为技术在总裁任正非于2004年走进东盟国家文莱，承建全球最大的商用NGN(下一代网络)，用户人数达12万。另外中国电信已与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展开国际电信合作谈判，加快建设东盟——湄公河次区域国际通信中心，2006年11月在APEC峰会期间，中国联通分别与越南河内电信、越南电信签署CDMA商务合作备忘录及合作与业务协议。今年2月，中兴通讯宣布，已经与印度最大的网络电视运营商Atlas签订了超过1.6亿元人民币的合同，中兴将负责为Atlas建设印度最大的也是第一个宽带网络电视网。根据双方签署的这项合同，中兴通讯将承建包括印度首都新德里及其三个卫星城的宽带接入网络电视系统。引人注目的是，中兴杀入印度电信市场，也是继本月华为在泰国击败众多国外企业，获得泰国3G网络建设合同后，国内电信设备厂商第一次独立在海外建设全套通信网络。

不过通过这些案例我们不能飘飘然，自以为中国已经在东南亚服务贸易上取得了全面领先的优势。今年初索尼爱立信宣布了在印度生产移动电话的计划。在印度本土进行生产一方面将降低成本，使公司能够向市场提供具有极强价格竞争力的产品，另一方面也可以不断抑制其它国家在印度投资的发展，通过一定的竞争，使他国企业在进入本国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压力，并最终使其退出此地区。今年初，全球电信老大的英国运营商沃达丰宣布，已经以111亿美元的现金，外加20亿美元的债务，成功购得印度第四大运营商HutchisonEssar67%的股权，这部分股权原本归李嘉诚旗下的和记电讯国际有限公司持有。这样便给位居第二的中国电信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

总之，中国与东盟10国在《协议》中做出了承诺，都将在各自WTO承诺的基础上，相互进一步开放服务市场，提供更加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这样必将使中国的通讯企业更上一层楼。

二、依托地域优势，再创佳绩

中国目前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已经是第三位，并且马上将提升到第二位，但服务贸易只排到全世界第九位，在金融、计算机服务、咨询等领域介入很少，长期存在着巨额逆差。

意识到服务贸易的软肋之后，中国的目光自然投向一河之隔的香港特区。在中国与东盟发展服务贸易的过程中，香港的角色特别微妙，香港是全球服务贸易最发达的地区，服务业占GDP达85％，2005年香港的服务贸易总量高达7319亿美元，远高于美国的6272亿美元及英国的3258亿美元，而香港的服务贸易顺差达2271亿美元，也遥遥领先于美国的450亿美元及英国的370亿美元。相对而言，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量仅为1581亿美元，逆差93亿美元。东盟国家中，新加坡的服务贸易量较大，但也只有603亿美元，印度尼西亚是东盟最大的经济体，但服务贸易总量也只有227亿美元。

然而香港并非10＋1的成员方，但却透过CEPA与内地有更紧密的经贸关系，随着东盟国家服务贸易发展，十一五规划中已将香港定位为金融、航运、电信及旅游业中心，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又联同香港各界的精英，打造十一五规划行动纲领，香港是国际化大都市，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富邦银行，花旗银行等各个外资银行群集，NEC，MOTO，NOKIA等通讯公司云集，以自己的较高的授信等级，通过银行进行融资，解决流动资金不足等问题，再利用香港的便利的运输条件，最后连手同类公司一起进入，共担风险，这些必将使中国与东盟发展服务贸易更加顺利。

三、博弈合作，共融发展

亚洲的区域合作进程正处于平稳的加速中。亚洲的经济布局也在东盟与中日韩即“10＋3”的博弈下逐步展开。我们在谈到亚洲合作时，首先联想到的是欧盟。21世纪初开始，欧洲国家已经使用着统一的货币欧元，在欧盟内部不同的国家购物，旅游，同时欧盟国家正享受着彼此之间优惠的贸易关税政策，其喜悦之情就像巴黎的春天一样让人神往。纵观历史，欧盟的民族内部也是存在差异的，无论是日尔曼人，摩尔人，还是罗马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处事风格以及以往的民族交流都是不同的。但最终他们通过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因为欧盟的形成像投石激起的圈圈水波，是由中心到外围的涵盖和辐射。只要外围国家趋于同质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比如，欧洲的非欧盟成员必须达到一定的综合指标，再经过严格审查之后才能入盟。这就说明了民族合作的内在逻辑，不是强调民族的对峙性，而是通过以往的存活竞争，反思出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对本民族有利的，从而发展到今天的共融。这种共融理念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都有表述，在亚洲不论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都是这样，共融本身就是人类所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因此，东盟与中日韩之间在经贸合作方面存在博弈格局的。

一方面，东盟十国有着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的产生不仅由其内部的经济合作带来，更多来自于历史文化因素。在一本描述越南文化的书中，作家忠实的记录了河内的一间文庙里的情景：“一块写有‘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的汉字匾额，匾上注明是‘康熙御书’”。可见越南“既有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对佛、道、儒、天主教等各大教派的信仰，又如佛教是泰国的国教但是马来族信奉伊斯兰教,还有少数信奉基督教新教、天主教，所以各种宗派并行不悖，在包容中各种宗教精神成为精神文化的共融体。可见东亚国家的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共源的。东盟有十个国家，其中主要的领导者印度尼西亚。中日韩要重视印尼的很多态度和立场。东盟内的另一个重要国家是新加坡。新加坡在独立之初，李光耀把它看成是马来世界里的孤岛，这很像伊斯兰世界中的以色列偏偏信仰犹太教一样。但是东盟诸国的凝聚力，把新加坡融入到东盟这个地区组织中，彼此在经贸政治文化领域中互融。

另一方面，中日韩之间合作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历史问题、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于“10+3”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2005年中日韩三方峰会因日本问题而未能举行，引发国际舆论一片悲观。去年10月，中日双方为改善和发展关系创造了条件，日本的安倍上台后，修复中日、日韩关系的立场很明显，所以今年的峰会才能正常召开。

因此，参与东亚合作的各方都应该达成这样的共识，出于多赢的考虑，东盟与中日韩应该着眼于建设“和谐东亚”与“和谐亚太”的立场，同时应该进一步与更广阔的亚太地区相结合，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开放，少一份对峙，实现跨地区的共赢。

四、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评价

纵观整个世界经济发展里程来看，区域贸易自由化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最典型的就是欧盟成员已经从其区域贸易自由化中得到巨大的好处。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该地区的消费者们将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商品和服务，而生产商们也能进一步扩大市场，获得更多的收益进行自身的做大做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新自由贸易区将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比肩并立，有利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减少在经济上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提高亚洲的国际地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