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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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逐步产生并成长起来，从治理的视域来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存在治理主体动机多样、治理机制单一、治理后续动力不足等问题，应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合力解决。

［关键词］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治理;作用;有序政治参与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一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逐步产生并成长起来。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截止到2013年10月底，我国个体工商户达4351.03万户，资金数额2.33万亿元;私营企业1209.52万户，注册资本(金)37.4万亿元，伴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诉求日趋增强，其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公共服务需求等都被要求表达、尊重和得到保障，需要被现行的机制和制度满足、容纳，要求与现行社会秩序和制度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要求更多的社会参与，尤其是政治参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治理的视域出发，分析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现状，既有利于厘清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障碍，又有利于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相关概念

(一)治理治理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明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一定程度上，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1］就政府而言，治理不同于统治，政府治理需要的权威不一定就是政府机关，需要的主体不仅可以是公共机构、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而政府统治的权威必然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也必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综合来看，治理具备几个基本的因素:参与主义、多元主体和自主的网络模式。在管理过程中，治理和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向度也不相同，治理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而政府统治的权力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运行。治理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1991年，中共中央开始使用“非公有制经济”的概念，概括了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三资企业等经济成分，第一次提出针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八字方针———团结、帮助、引导、教育，同时也提出针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六字要求———爱国、敬业、守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至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05年中央统战部《关于规范使用统一战线中若干重要称谓的意见(试行)的通知》中，通知有这样的语言“在泛称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股份制公司中的自然人股东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时，宜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当然，这样的界定仅是列举式的，从“等”字理解，还有除这三者外的其他人士也可以纳入该范围，但具体还包括哪些，党和政府的权威文件中无从考证，研究者们见仁见智，但无疑都是指从事非公有制经济的人。也可以说，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之中的新的社会阶层的主体。

(三)有序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指公民及联合体为影响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分配而从事的与政府决策活动有关的各种政治行为。［2］而关于有序政治参与，党的十六大报告有“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提法。十七大报告有“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的要求。十八大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由此可见，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在认同现有政治制度、遵守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的前提下，为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良性互动、为提高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与绩效，通过自主、理性的方式并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进行的各种有秩序的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制约性因素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有序政治参与的过程中，从其本身、政府、配套环境看，都存在诸多制约性因素，这些都构成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障碍。

(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治理主体之一，素质参差不齐，参与动机多样首先，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政治参与时的动机呈现多样化特征，有的追求自我保护，有的着眼于功利性经济利益，有的谋求提升自身社会地位，有的想通过政治参与扩大企业知名度，综上所述，多数动机都局限于自利性目标。多样化的参与造就了不同的政治参与效能，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市场治理、政府治理及社会治理的发展，但自觉参与治理的比重不足，不利于参与效能的升华。其次，在治理理论中，主体的素质水平也影响着治理的结果。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同样的也制约着政治参与的质量。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既有具备良好教育背景的社会精英，也不乏学历能力偏低、依靠家族吃老本的。不同类型的主体造就了不同的参与结果，有的积极主动建言献策，有的政治冷漠，还有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淡薄，在市场上搞商业欺诈、在政治参与时信任权钱交易，后者的政治参与对我国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体系都没有积极意义。

(二)从各级政府来看，治理机制单一，略显僵化首先，当政府作为公权机构开展社会公共问题治理活动时，一般均发挥主导作用，而这种主导作用的发挥往往是封闭式的，在这样的过程中，容易将一些不适合公权治理的问题也纳入政府治理范畴。这样一来，既会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也会压抑民主，使公共问题所涉及的主体诉求无法充分表达，积累矛盾，甚至影响对政府治理的认同性问题。其次，从治理手段上看，政府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刚性有余，柔性不足。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积极介入各项治理事务时，政府部门更倾向于使用惯用的行政手段，遵守既定的程序，其他诸如市场化手段、社会化手段、自治手段等皆很容易被忽视。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的政府往往习惯于使用行政手段解决治理中的问题，这种方法见效快，但显得僵化而缺乏灵活。再次，从治理主体间的关系看，政府、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主体在治理公共问题时的合作多流于形式，浮于表面，主体间的合作态势层次还比较低，要形成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高层次合作尚有距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的政治参与意识参差不齐，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对待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态度还不够积极。可见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比较僵化，一般会经过法定程序进行公共问题的治理，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数情况下仅仅在外围浅层介入公共问题，这样一来，政府成为治理的核心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想深层次介入，进行有效的有序政治参与，要破除很多有形无形的障碍。

(三)从配套环境来看，长效动力机制不足，治理的后续动力缺乏有效的社会治理机制可以促进包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因为它是社会治理活动的核心动力，而当前的社会治理机制更多依赖权力的强制力来驱动。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对象种类繁多，针对诸如社会治安等具有明显善恶性质的问题，公权驱动的治理更为有效，但是涉及到多样化主体的利益协调问题时，公权驱动的治理机制明显不合时宜，看似高效率的治理把很多隐形的矛盾显性化，而不是使矛盾消弭。更多的领域呼唤市场驱动、社会驱动的更长效的动力机制。反观当下，公民意识虽然不断发展，但远未达到理想的境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待进一步完善，法治化的道路也并非坦途，导致了社会治理的长效动力机制不足。基于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进行有序政治参与时，渠道不够畅通，形式比较单一，工作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依然存在，治理的配套环境使治理的后续动力缺乏，这也同时成为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掣肘。

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路径选择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的不断推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会呈现出新的趋势:数量进一步增多，渠道进一步拓宽，层次进一步加深，强度进一步增强。从各个领域完善治理的大环境，有利于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内的公民及团体有序政治参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从政治上看，通过政府适度放权获取政策财政支持政府呼应当下新公共管理的势头，也在主动或被动地进行改革，尝试根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定势，对能交给社会和市场的公共事务以及公共问题有意识地交给社会和市场。研究治理理论的权威格里•斯托克总结的治理理论的观点之一是“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可见，在某一个层面，各类社会组织也可以独挡一面，既为政府减负又调动社会的积极性。到2010年，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社团已发展到2113家，地方性社团已超过59万家，民间组织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比较强烈，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不断发展，诸如行业商会组织、公司、集团、研究机构、慈善机构、社团、私募基金等，组织形式复杂多样。政府通过适度放权，给予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政策激励、财政支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序参与治理、服务社会，也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从经济上看，借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的东风增强自身实力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并且逐步健全完善，许多公共服务和公共问题治理也在不断尝试通过市场进行运作，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这是构建“服务型政府”与“小政府”融合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对于市场能够胜任的公共服务，“小政府”不需要成立相应的机构并配置人员;另一方面，“服务型政府”又必须成为公共服务的最大提供者，这使政府利用财政收入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顺理成章。基于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高歌猛进谋发展，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对象中不乏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借助服务市场化的力量，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政府一道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品质，既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改善民生，也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成长，同样也有利于构建国家治理体系，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从文化上看，积极塑造提升自我治理能力的和谐政治文化从客观上来说，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及新的社会阶层发展壮大，使我国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在各阶层分化流动过程中，在交错的利益协调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坐标位置。“重文轻商”、“官本位”的观念依然有着强大的惯性，社会各界包括党政部门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认识还不到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政治参与时依然面临着可靠性质疑。这些文化意识落伍于时代，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不符。事实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主流是好的，绝大多数对党和社会主义有着浓厚的感情，真诚地希望通过有序政治参与来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态度。在面临质疑时，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更要通过现有的话语权来积极有序参与各项事务，通过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扶贫工作，提高本阶层报效社会的责任感，从而争取参与机制更加健全，制度更加完善，氛围更加和谐，构造各阶层积极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的微观平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四)从社会上看，构建多层机制，丰富社会化治理工具党委统战部可以通过联系各部门召开座谈会等信息交流形式及时掌握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发展情况，形成良性工作联系机制，也可以从中物色精英人物进行培养以备任用，构建选拔机制。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可以通过工会、党团、行会等组织引导本阶层的良性发展，定期举办各类培训班学习，树立有序有效地参与意识，鼓励将自身利益诉求与社会利益相结合，形成稳定教育培训机制。在参与社会治理时，政府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一道，借助市场化的利益调节、志愿者服务等丰富社会化治理工具，培育多元治理主体。随着不断参与社会治理的历练，在未来公共问题治理中，这些非政府的第三部门就可能会独挡一面，既呼应了公民社会的要求，又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也紧扣了治理主体多元的特点，无疑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添砖加瓦。

四、结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属于重大的理念创新。治理的最高境界是善治，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学者格尔哈特和韦尔热在《现代化、文化变迁与民主:人类发展时序》中所指出的: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其意义远远超越了经济领域，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意义。的确，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角之一，以不断上升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阐述公平竞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创造等市场理念，中国民主所需要的公民文化正在悄悄孕育成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是公民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个群体。学者孙立平在《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曾指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构成了一个拥有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社会群体，他们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影响着社会公共舆论和话语的形成。在解决问题时，政府不再独自担任政策制定者的角色，而是依靠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内的社会力量的有序政治参与做出决策。用杰索普的话来说就是:“治理的要点在于:目标定于谈判和反思过程之中，要通过谈判和反思加以调整”。［3］政府和公民社会在一起成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也在不断发展完善，助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6).3.

［2］景跃进，张小劲.政治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78.

［3］(英)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J］.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2).

作者：李慧玲 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