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举动与低碳经济的研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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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中，人类行为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两大特征，前者使人类决策中偏重于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后者使人类行为以个体利益为中心而损害他人利益或集体利益，均不可避免地导致行为的非可持续化，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就体现为经济发展高碳化。从人类行为来看，一是人类不能认识到或倾向于忽略低排放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二是即使认识到低碳经济模式的必要性，但在现有技术条件和制度环境下难以扭转高碳短期行为。工业化过程中，我们的制度安排并没有考虑碳排放的问题，这是由人类的认知能力决定的。现在我们开始认识到温室气体的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选择。现在的关键是如何从高碳发展向低碳发展转变。这其中，认知和观念的转变非常重要。人类发展低碳经济的认知的形成是基于气候变化方面的知识的增长。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4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2007）认为，人类活动特别是工业生产中燃烧化石燃料导致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创纪录地升高，这些活动造成全球气候逐渐变暖的可能性超过90％。专家认为，全球变暖主要原因是“人祸”，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难辞其咎。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长期无约束地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从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到1950年，在人类燃烧化石燃料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的排放占95％。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总排放量的77％。目前占世界人口约22％的发达国家仍消耗着全球70％以上的能源，排放50％以上的温室气体。多数发达国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①。人类的高碳经济行为与技术、制度是什么关系？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人类为什么选择了高碳经济？这主要是由技术决定的。在当时的选择过程中，高排放及高碳行为是成本最低的，所以，现在要由高碳经济行为转变为低碳经济行为，关键也是由技术决定的，我们必须创新相关的低碳技术来替代高碳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安排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社会过程的舞台上，制度与人类行为互补与对比，永远相互塑造。”②青木昌彦特别强调认知能力有限的个体与制度之间的正负反馈机制：制度为个体行为提供信息，同时又对个人的行动决策施加“人为约束”；参与人相互作用共同再生和印证着制度，或在外部冲击和内部累积性影响下调整主观认知寻求新的行动可能性，使原有制度陷入危机，从而产生制度变迁和新的制度均衡③。在历史上，高碳经济形成的过程中人类行为与制度是这种关系，那么，低碳经济形成的过程中人类行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也是这样的。人类行为与制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制度塑造个人，并能扩展人的有限理性；个人也能塑造制度，人性的演变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

目前不完善的低碳经济制度制约着人类低碳经济行为的形成。所以，创立发展低碳经济的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其实施机制在发展低碳经济中极其重要。低碳经济、低碳意识等如何转变为制度安排？在青木昌彦、格雷夫等人看来，制度对人类行为影响的机制是这样的：参与人的偏好是外生于制度的，制度通过协助与制约的方式影响参与人的行为，从而实现其外生偏好。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外生偏好，制度的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1）制度帮助参与人节约决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2）制度协调参与人的信念，并控制参与人的行为决策规则。低碳发展的共有信念引导着参与人朝着某一特定的方向行动。在这个过程中，“规则”提供共享信息并协调行为，“信念”和“规范”提供遵循规则的激励，“组织”产生并传播规则④。由于低碳经济提出的时间还不长，低碳的“信念”还没有植根于大多数人的思想中，低碳经济的规范也不健全，所以建立及完善发展低碳经济制度（正式的、非正式的及其实施机制）在形成低碳经济行为方面越来越重要。换言之，低碳经济的运行及绩效是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及实施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把发展低碳经济变成人们自我实施的行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具有塑造个人的功能，人类行为在本质上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规范：一是直接凭借外部权威，它靠指示和指令来计划和建立秩序以实现一个共同目标（组织秩序或计划秩序）；二是间接地以自发自愿的方式进行，因各种主体都服从共同承认的制度（自发秩序或非计划秩序）⑤。以1983年英国强制实行汽车安全带法律为例，在此法律生效以前，大批司机不系安全带；法律实施后，只有极少数司机不系安全带。引起这种行为变化的最重要因素是法律本身对驾驶者有一种强有力的合法化影响，使他们的目标和偏好倾向于更安全的行为模式。法律权威的影响力不仅在于通过施加惩罚，使人们了解代价与收益从而改变行为决策；而且还改变了那些人本身，“系带”24的实践变成了一种习惯，由于人们普遍相信它对于减少伤亡的作用而被广泛接受⑥。低碳经济制度在演化中先后采用了这两种方式来规范人类的行为：一是较早采用的“命令-控制型”的方式，如数量控制、行政管制等；二是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及自愿协议的方式发展低碳经济。通过制度、激励机制及经济手段等使发展碳经济成为有利的行为。人类行为与交易成本会决定制度及其选择，如果实行低碳经济的交易成本太高，那么人们还会习惯于高碳经济。为什么“命令—控制型”的制度安排效率递减？这是因为采用这种制度安排的成本上升（交易成本），所以这种制度安排难以让人们形成低碳经济行为。人类行为在从高碳到低碳的转变过程中面临着长期的高碳经济使人们产生了习惯及路径依赖、从高碳行为转变到低碳行为的成本如何降低等问题，而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及自愿协议的方式发展低碳经济则是自我实施的，它更有利于把发展低碳经济与经济主体的利益联系起来，既有利于降低成本，又有利于政策和规则的实施。低碳经济具有不确定性、时空的特殊性及跨际问题等，制度的存在构成了不确定世界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制度可以减少个人面临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制度限制了人们选择的范围并使行为成为可预测的，没有制度就没有秩序和组织。概言之，制度有助于约束人类某些有碍于合作的本性，有助于增进可预见性，有利于缓解人类知识的不足，从而扩展人的有限理性。制度具有传递性，它减少了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学习的成本。如家庭中的个人消费方式是通过一套以前形成的惯例而保持下来的，它会受社会文化以及有关人员的性格的影响。制度能将外部性（正、负外部性）内在化，使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从而扩展人的有限理性，为社会交往提供一种确定的结构⑦。通过制度安排来改变人类行为的关键是要把低碳发展作为制度安排的目标和政策的导向。首先要改变我们原有制度安排中支持高碳行为的内容，这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如我们原有的对石化能源的补贴要逐步减少直至取消。还有我们不少工业化时代及市场经济中形成的规则都是建立在有利于高碳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受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影响，人类行为出现搭便车、外部性等系统性偏差，导致经济发展轨迹高碳化，造成废气污染、光化学烟雾、水污染和酸雨等危害加剧，以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所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等严重后果。这些经济发展中的外部性人们并不能直接感受到，或者能感受到也认为与自己无关。

用市场机制发展低碳经济是否能改变人们的高碳行为

对能源和稀缺资源的更合理定价可以引导个体远离碳密集型生产和消费，但是，个人消费的动机超越了价格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价格并不是影响人们行为的唯一因素。如低碳技术没有得到有效的运用，无悔投资也很少。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关注气候变化及发展低碳经济，但是人们的行动却较少呢？总的来看，这是因为关注不等于理解，理解不一定会导致行动。这说明让人们形成低碳消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需要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研究低碳经济规则与人类行为的关系。关注不等于理解表明人们的认识与行动是脱节的，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并不一定表示我们理解了它的内在机制。调查显示公众承认他们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仍然感到困惑。强调减排和适应能力的多方参与性质也会告诉人们，问题的解决不取决于单个个体，从而导致公众的无助感和无力感。在这巨大的工程面前人们感觉自己很渺小，要想人们行动，认识需要建立在来源可靠的确切的信息之上。但是我们在气候变化和人类行动的关系上还存在诸多的信息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如“全球变暖说”是确定还是不确定；全球变暖的始作俑者是自然还是人类；人类如何面对全球变暖是适应还是减缓；面对跨期选择是积极还是消极。这是人们有认识但不行动的重要根源。从关注转向理解还与我们思维认识问题的方式有关。如个人处理多原因问题的能力不足，低碳经济是一个多因素的问题；影响我们反应能力的滞后效应可能与对存量-流量关系的有限理解相关，这种关系描绘了温室气体的积累、减少和稳定。即使排放量以最大幅度减少，全球进一步变暖也不会停止，短期和中期的适应需求也不会消失。从理解并不一定导致行动来看，知识通过价值系统传播，而价值系统由社会、文化、经济及制度因素型塑，这些因素决定我们是否采取行动。从认知科学来讲，人们对威胁能做出优先反应，即能够对有确定的、有形的、直接的冲出做出反应。而气候变化的缓慢速度及其风险的被延缓、无形和统计上的性质无法打动我们。人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特点限制了我们自然的适应本能，我们容易低估累积的可能性。我们更关注现在，对未来事件的重要性大打折扣和优先考虑在空间和时间上更接近自己的问题。调查表明个人将气候变化问题排在其他更贴近家庭生活的环境问题之后。同时人们的“有限理性”可能阻碍他们根据已有的信息采取行动，在他们决策和理性选择中会优先考虑安全、居所、当前的生活等人的基本需求。因为路径依赖，人们自然地抵制和否认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相反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会随财富增加而提高，但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却不然的原因所在。如收入越高的个人（国家）可能会漠视全球变暖以避免降低消费水平和改变生活方式导致的潜在成本。人们还会建构和重构信息来减少信息带给人们的不安全感觉，这导致了社会组织性的否认策略，也不利于发展低碳经济。如面临减排的责任分担问题，决策者强调国家排放量而不是人均排放量可以导致生活在非排放大国的人将他们的责任减到最小并以此解释他们的不作为。如何改变人类行为？这既要求提高信息的有效性，又要提高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发展低碳经济涉及到大量的信息，提高低碳经济信息传递的有效性非常重要。在传递气候变化的信息时，信息驱动的途径必须转变为以公众为中心的途径。个人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问题起因和解决方案的积极参与者。信息透明和公开也十分重要。研究表明，信息对重要措施取得公众支持具有关键作用。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导致公众对总量管制和碳交易计划负面认识的一个主要因素并不是担心额外费用，而是对它们有效性的有限理解，这降低了公众对它们的信任。同样，一旦公众完全理解环境税并不单为筹款而是改变行为的方式，他们对环境税的反对就会减少。丹麦的减排量为什么绝对地减少？这是因为其环境税都主要用于环境保护及其相关减排行为。根据低碳经济的特点，提高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必须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制度安排应该降低个人决定的交易成本，并加强现有信息的所有权。实现适应规划和减排的参与者自我评价制度化可能十分有用。第二，制度安排要注意限制个人轻视未来价值的倾向。个人轻视未来价值的倾向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和外部压力而改变，也可以通过为企业或个人提供长期政策导向发挥作用。2007年一项针对商业领导者的国际调查发现81%的受访人认为政府需要提供清晰的长期政策信号以帮助企业发现改变和计划投资的动力。第三，制度安排要注意个人只注重短期利益结果的倾向。无论是减排还是适应都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公众可能会认为这些收益很遥远而不确定，制度的作用就是明确传递适应和减排的直接收益和共同收益，尤其是要强调涉及人类健康的收益。如从矿物燃料转向可再生资源可以创造工作机会，碳税的专款专用可以提高减排收益的可见度。第四，制度安排要注重社会规范建设。社会规范是大部分人认可的行为模式，是人们用于衡量自己行为是否恰当的参照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希望自己的行为为社会所接受而且倾向于效仿人数量众多的行为。这样，社会规范可以通过塑造人们的行为来取得社会所需要的结果，而且这样的过程通常成本较低。

如何化解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与作为社会公民的人之间的矛盾

人类行为从高碳行为向低碳行为转变面临另一个深层次问题：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与作为社会公民的人既统一又矛盾。同样一个人，在这里只是身份的不同而已。我们每个人都是多重身份的，但是主流经济学把人的多重身份是分开的，如作为生产者与作为消费者，分别有生产者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研究，而且对于作为社会公民的人我们经济学还不研究。这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样，同一个人的多重身份被多个学科在研究。从经济学上讲，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行动的研究已经相当多了，我们相关的经济制度是相当完善的，但是作为社会公民的人，我们的制度还不完善，或者说有些制度还难以实施。对作为社会公民的人，我们的说教、自律、道德约束多一些。从人们的习惯、成本等方面来考虑，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人还是选择在高碳经济里生产、交换与消费。而作为社会公民的人，人们已经认知到低碳经济的重要性。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制度与作为社会公民的制度并不一致，在缺乏社会治理的情况下，这种矛盾更加突出。在现代经济中，低成本还是生产者竞争的重要优势，低碳经济如果没有成本优势就很难替代高碳经济。而作为社会的人，许多规则对人们的约束还是软的，更多的还是非正式约束（如公德、价值观等），制度的不一致及人们身份的多重性影响着人们从高碳行为到低碳行为的转变。要推进制度创新，改变作为消费者的人的行为，这是从高碳经济转为低碳经济的基础。高碳经济时代的人类偏好与低碳经济时代的人类偏好是不一样的，在高碳经济时代，我们的经济理念是多比少好，根本没有考虑资源和环境的约束，GDP越多越好，离开环境约束追求所谓高生活质量。但并不是高能耗就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也并不是能源消费得越多就越幸福。理查德•海因贝格根据《世界价值调查》的一些问卷调查结果得出结论，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受访者的幸福感比美国人要高约20%，其人均能耗却只有美国的25%至35%。他指出，如果充裕和健康生活的必要消费得到满足，额外的消费并不会使人们的幸福感增加⑧。从人类行为角度来讲，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着生产者（投资者）、消费者与作为社会公民之间的矛盾。人们对自我或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行为。自门格尔以来，个人主义方法论对经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至于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不承认人们会为了他们国家的利益、阶级的利益、社会团体的利益，甚至人类的利益而行动。这一假设认为，只有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的时候，人们才会采取有利于集体的行动。经济学关于同质的人的假设是不利于我们分析低碳经济的⑨。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个人理性不等于集体理性的事比比皆是。如作为消费者，人们不断地追求效应（满足）最大化，但这种最大化对环境是不利的。而作为社会公民，人们知道环境保护很重要，作为社会公民也应该好好地保护环境。这就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根源于个人利益（生产者和消费者）与社会利益（社会公民）的矛盾。人类社会在保障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制度方面要完善得多，而在保障社会利益方面，我们的制度还不完善，即使存在的一些制度实施起来也相当难。从体制上看，市场机制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平台和保障，但是作为社会公民目标实现的非市场机制（如民主体制）并不尽人意⑩。况且，消费者的私人欲望与公民的共同理想之间存在着差异。大多数消费者都希望得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2002年开展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大约50%的消费者表示希望环境得到有效保护，但那是公司的责任，不是他们的义务。研究表明，只有当环保产品的售价不高于一般产品、质量和性能至少处在同一水平、来自他们了解并且信赖的品牌、可以在他们平日光顾的商店里买到并且使用习惯不需要很大的改变时，消费者才会去购买不污染环境的商品輯訛輥。消费者总是说自己关心社会责任，但是在生活中却很少有人愿意为此多花钱。2004年，在欧洲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在参与测验的消费者中，有3/4表示他们愿意因为公司在社会或环境上的良好记录而改变他们的购买决策，但是仅有3%的人承认他们真正这样做了輰訛輥。如何解决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与作为社会公民的人之间的矛盾？一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自己的消费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包括采取经济手段（如价格）和宣传教育的手段。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的消费行为会对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因此是否选择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显然也是一个宣传教育的问题。人人都知道白炽灯泡是一个高能耗产品，但是等离子显示屏呢？高能耗恐怕只停留在专家这一阶层。每年12月份，都有从智利空运到欧洲的樱桃上市，这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牛奶制成的奶酪是一个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这个消息是最近几年才通过媒体传播开来的；还有一次性照相机、易碎玩具———人们不需要刻意提醒也知道，这些产品背后的制造工艺并不简单，但是却似乎太不经用了点儿輱訛輥。为什么人类在生产和消费产品时追求低成本、高效应，而不能做到环保和低碳呢？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没有通过制度、政策把环保和低碳纳入到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之中。人类的制度也是“分裂”的，在生产和消费领域，我们的制度安排引导人们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而在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我们的制度安排则要求人们环保和低碳，所以要发展低碳经济就必须在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和社会领域实现“统一”的制度安排，让人们的行为从生产、消费领域就开始环保和低碳，要让环保和低碳成为约束人们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只有通过制度安排让环保和低碳成为约束人们的条件，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模型的构造有四大要素：（节能、环保）意识、法律法规、激励机制、竞争輲訛輥。为什么在日本节约能源的效率要远远高于所有其他国家呢？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广泛采用环保措施和能源节约措施的日本民众。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不仅仅日本政府感觉到了恐慌，日本民众也感觉到了事情的紧迫性，于是能源节约措施开始被政府和人民同时选用。在那之后，日本企业十分注重能源节约型设备的开发，同时日本消费者也优先选用能源节约型产品来响应。为低碳经济开发技术是可行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创造一种机制将这种先进的技术销售到市场中。这需要市场中的普通消费者都有强烈的节能意识，而不是普通的自由竞争市场。日本与其他国家能源效率不同的原因不仅仅在技术上，还在于能源意识的不同，因此，在市场上购买节能型设备和产品的第一个要素则是普通消费者强烈的节能意识。能源意识、低碳意识在发展低碳经济中至关重要，有了这些意识，既有利于低碳技术的发展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也有利于低碳技术的应用和制度的实施。

二是改变人们的消费偏好和生活方式，要通过多种方式让低碳进入人们的生活模式和消费模式。在人类不创造新消费形式的前提下，20年后人类的能源消耗将比现在增加30-40%。随着城市化进展，人类对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经济越发达，资源的需求量就越大，因此，破坏环境的真正推手是“人类不加限制的消费欲望”。通过消费结构改革和绿色科技创新，构建起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合作的政策网络，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輳輥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不降低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情况下，如何通过低碳技术、低碳生产方式、低碳生活方式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来让人们参与应对全球变暖的动议，从而发展低碳经济。其实人类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力很大，首先是如何通过观念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发展低碳经济。现在的政策和制度更多地是从供给方面来发展低碳经济，这种忽视需求的偏差不利于发展低碳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消费者对“低碳”的偏好和对低碳产品的需求将决定着生产者对低碳产品的生产与供给，需求与供给的相互作用才能更好地发展低碳经济。我们既要有从供给方面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也要有从需求方面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

三是完善社会治理来缓解这种矛盾。社会问题需要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来解决，但我国社会管理相对滞后，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中国正在经历的转型不仅是经济本身的巨大变化,更是在认知层面上理性的社会建构方面发生的深刻转变。中国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而且社会管理也滞后于经济管理。人们开始认识到经济的确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的,要注重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必须引入社会的变量。历史与现实表明，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有利于环境保护运动的形成，包括发展低碳经济。为了解决发展低碳经济中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与作为社会公民的人的矛盾，我们需要加强社会管理、完善社会治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社会运动促使政府出台应对环境问题政策措施的案例。这些运动往往是由技术系统的扩张导致环境恶化而引起的。例如，19世纪末，美国出现的资源保护运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西部的铁路铺设加剧森林的采伐引起的。类似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兴起更多的环境保护运动，是由工业的扩张和污染引起的。通过这样的社会运动，环境保护进入公众讨论的范围，并且最后被纳入了制度框架中。强化社会公民的人可以减少作为生产者和作为消费者的人对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奠定微观基础，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管理创新越来越重要，要构建公众参与发展低碳经济的社会平台，仅有市场机制，仅有政府政策干预是不够的，让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才是实现发展低碳经济目标的关键所在。

作者：卢现祥李程宇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