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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株洲市1993—2016年的统计数据,利用偏离度指数及响应强度指数,分析株洲市以及所辖4个市区与4个市县产业结构对城镇化发展的响应程度。采用钱纳里修正模式分析城镇化水平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协调程度,借助SPSS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城镇化与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株洲市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演进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三次产业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间有较强的关联性,但二者并不完全一致,二、三产业对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带动作用不足,且城乡间产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存在较大差距。
关键词:城镇化;产业结构;互动关系;株洲市
城镇化水平与产业结构关系密切,城镇化不仅是一个城镇人口增多的过程,更是产业结构高级化推进的过程,而产业的发展又会促进土地、资本、人口、技术等资源要素重新配置,进而推进城镇化发展,两者互为因果。贝利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来自95个国家的43个变量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经济、教育、技术和人口是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四个主导因素,其中经济的增长与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呈正相关性[1]。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研究中发现在城市化过程中第一产业产值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渐下降,而二、三产业所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步增加,同时伴随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2]。孙晓华等选用我国城市化率和三次产业的产值、就业比重数据分析城市化发展和产业结构演进旳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城市化推进促使一、二产业就业比重变化,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增加是提髙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原因[3];韩峰等利用VAR模型分析湖南省产业结构推进与城市化水平的动态关系,发现城市化是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重要推力[4]。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大尺度范围和发达地区,对于小尺度研究范围和中小城市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选择中部地区的中等工业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株洲市位于湘江下游,湖南省东部,是湖南省著名的工业城市,京广线与沪昆线的铁路枢纽。株洲市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城镇化水平已超过60%,且处于上升状态,其城镇化水平由21.652%上升至64.1%,涨幅为63.1%。而城镇人口由77.31万人上升至257.4万人,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新兴现代化工业城市。
1.2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单一指标城镇化率(Y),即非农业人口占城镇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水平。在多元回归检验分析中,将城镇化率(Y)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采用第一产业产值(X1),第二产业产值(X2)和第三产业产值(X3)占GDP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来表示产业结构的演进。本文所有统计数据来源于《湖南统计年鉴1994-2016》和株洲市统计公报。
2城镇化水平与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分析
2.1城镇化水平与产业结构演进的相关性分析
2.1.1城镇化水平与产业结构演进的相关性
通过数据的整理,初步发现株洲市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且二者的阶段性在时间跨度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为进一步探讨三次产业结构与城镇化水平的关联程度,利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检验。从整体相关系数看: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与城镇化水平均呈负相关,说明城镇化的发展伴随第一产业所占比例的下降,其中2011-2016年负相关作用最强。1993-1999年和2011-2016年这两个阶段中,第二产业的发展演进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不显著,说明在这两个阶段第二产业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效应较小,而2000-2010年间,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与城镇化水平相关系数为0.983,说明这一时期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城镇化发展起到了较强的拉动作用。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与城镇化水平在1993-1999年表现出较强正相关性,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在2000-2010年间第三产业发展与城镇化水平呈现负相关性,说明此时第三产业对城镇化发展的作用较小,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的拉力。在2011-2016年这一阶段第三产业与城镇化的相关性较弱,说明这一阶段城镇化的发展主要依靠第一产业的“推力”。整体看来,研究期内株洲市城镇化水平与第一产业的发展呈较强的负相关性,与第二、三产业结构演进呈较强正相关性。
2.1.2城镇化水平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多元回归检验
本文通过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株洲市产业演进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过程及大小。
2.2城镇化水平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协调性与偏离度分析
城市要实现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其中重要的条件就是城镇化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的演进相互协调,形成有效的互动推进机制。本文采用刘艳军、李诚固的钱纳里修正模式(以下简称修正模式)作为株洲市产业结构与城镇化水平比较研究的参照标准,文中人均GDP(美元)采用当年的汇率换算。
2.3产业结构的城镇化响应程度分析
本文引入用来定量测度产业结构对城镇化发展响应程度指数(Q),Q反映了二、三次产业演进对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影响程度,数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演变对城镇化发展的拉力越大,城镇化对产业升级的推力越强。
2.4产业发展的城镇化响应程度空间分异
本文以株洲市8个县市区为空间分析单元,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演进对城镇化发展的响应的空间地区差异(图2)。由空间分布上看,株洲市产业结构演变对城镇化响应强度具有较大的地区差异性,其中4个市区的响应系数较高,且地区分布较均匀;而其他县市区域响应系数偏低,且存在明显差异。结合株洲市各地区城市化水平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差异性以及各地区产业结构对城镇化发展的响应系数分布差异,将株洲市产业结构演进的城镇化响应程度划分为五种区域类型,即产业发展的城镇化响应程度>0.7且2016年数值大于1993年数值为超前响应型,响应程度0.6—0.7且2016年数值大于1993年数值为强响应型,响应程度0.4—0.6且2016年数值大于1993年数值为弱响应型,响应程度<0.4且2016年数值大于1993年数值为滞后响应型。其中荷塘区、芦淞区、天元区和石峰区为超前响应型,攸县和醴陵市为强响应型,茶陵县为弱响应型,炎陵县为滞后响应型。说明城乡之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且产业结构的演进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在1993年—2016年间,株洲市产业结构优化步伐逐步加快,整体城市化水平在逐步提高,非农产业在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已经进入城市化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株洲市城镇化水平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关联效应分析表明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两者之间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但两者的关系并不完全协调和谐,城镇化水平整体滞后于产业结构演进水平。三次产业对推进城镇化的影响各不相同,第一产业发展与城镇化推进呈负相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与城镇化推进呈正相关,整体上看第三产业发展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要略大于第二产业。城乡间产业结构演进对城镇化推进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县市地区普遍低于市区产业发展对城镇化响应的程度。由此可见,二、三产业对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带动作用不足,尤其是县域经济发展滞后,民营企业基础太弱,第三产业内动力不足,从而使地区间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呈现明显不平衡,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3.2建议
城镇化发展依赖于二、三产业的带动,同时需要立足于地区间尤其是城乡间经济的统筹发展。株洲市应以“一带一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长江经济带、国家“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五大国家发展战略为契机,加快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和产品链的融合,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让传统制造业重焕活力的同时培育一批区域新业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首先对待传统产业行业,株洲市要正确认识和适应产业发展规律与前景,以重点带全面,优化供给侧改革,做好“加减法”。加快央企简政放权,提高子公司的自主权,释放企业活力;适当降低银行贷款利息,解决地方民营企业融资难、贷款利率高等资金问题;加快降低土地成本,推进供给侧要素成本改革,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造老工业基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活创新空间的新活力与新动能。产业发展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将轨道交通、航空和汽车等三大动力支柱产业继续做大做强,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同时依靠科技创新和创新集聚效应,加快打造和培育新产业。城镇化的良性可持续发展不仅是GDP的增长,更应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注重“以人为本”。归根结底,新型城镇化不仅要推动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换,更要促进农民能当地就近就业、就近创业,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因此株洲市政府一方面应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和公共保障的普及性与公平性,让广大群众真正感受城镇化发展的红利,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统筹城乡文化、就业、保障住房、社会安全等制度,全面持续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步骤地消除城乡制度(尤其是户籍制度)差异,加快户籍改革的步伐,统一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共享”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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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沅1;窦同宇1;肖克2 单位:1.湖南师范大学,2.南县环境保护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