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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也日趋合理化,但城乡收入差距却呈现出缩小-扩大-缩小的趋势。本文分析了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协同性,并运用中国1978年至2014年的数据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利用结构扭曲系数分析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双因素作用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第一产业结构扭曲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呈U型,第三产业结构扭曲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型。
关键词:
城镇化;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结构扭曲系数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缩小-扩大-缩小”的趋势,缩小收入差距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本文以分析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协同性为切入点,探析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双因素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以期为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提供参考。
一、理论分析
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协同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大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率而造成的,而城镇化过程是由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引起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变,这就会对城乡收入造成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三大产业比例的变动,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当三大产业结构比例达到合理状态时,城镇化就达到了最佳状况。
本文以三大产业的产值和就业量作为衡量三大产业比例的指标,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衡量城镇化水平。依据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的快慢,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城镇化的缓慢增长阶段(1978-1994年),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小于1%。在这一阶段,第一产业的产值和就业量分别下降了8.36%和16.23%,第二产业的产值下降了1.47%、就业量上升了5.4%,而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量分别上升了9.83%和10.82%。第二阶段为城镇化的加速增长阶段(1995年至今),每年平均以大于1%的速度在增长。在这一阶段,第一产业的产值和就业量分别下降10.49%和22.7%,第二产业的产值下降3.96%,而就业量增加6.9%,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量分别上升14.45%和15.8%。总的来看,第一产业的产值和就业量迅速下降,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第二产业的产值略微下降,基本上维持在42%以上,就业量则略微上升;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量则呈现出迅速上升的趋势,在第二个阶段第三产业的就业量超过了第二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但第二产业产值仍略大于第三产业,直到2012年第三产业产值超过第二产业。非农产业产值和就业量的增加,推动了城镇化的加速发展,而非农人口的增加,也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说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是协同发展的过程。其中Yi是i类产业的产值比重,Ei是i类产业的就业量比重,i=1,2,3。如果结构扭曲系数是正值意味着该产业的就业量比重落后于产值比重,拥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较大的就业空间;如果结构扭曲系数是负值,意味着该产业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资源;如果结构扭曲系数为零,说明该产业达到了均衡。
基于这种统计方法,本文测算了中国1978年至2014年三大产业的结构扭曲系数,将测算系数绘制成图3。从图3中可知第一产业的结构扭曲系数为负值,说明第一产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资源,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原始动力,也推动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第二产业的结构扭曲系数为正值且较大,说明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有限的,对城镇化水平提高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第三产业的结构扭曲系数为正值,逐渐接近于零,说明第三产业具有较大的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成为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力量。综上所述,产业的结构扭曲系数说明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高度的协同性。在城镇化加速的过程中,第一产业释放了大量劳动力资源,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相应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推动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加快了城镇化进程。因此,本文以三大产业的结构扭曲系数作为城镇化水平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协同性指标,研究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1978年至2014年的年度数据,数据均选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的汇总。城乡收入差距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进行衡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经过城镇消费价格指数与农村消费价格指数缩减之后的实际量进行衡量,该指标越小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小。本文选用ADF平稳性检验方法,各变量的ADF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可知城乡收入差距、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扭曲系数的原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非平稳的,而各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平稳的过程,即各变量均是I(1)过程。如果在模型中引入第一产业结构扭曲系数、第二产业结构扭曲系数和第三产业结构扭曲系数,势必引起完全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对各产业的结构扭曲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以确定引入的结构扭曲系数。从表2可知第一产业结构扭曲系数和第三产业结构扭曲系数均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城乡收入差距也是第一产业结构扭曲系数和第三产业结构扭曲系数的格兰杰原因,而第二产业结构扭曲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并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主要受到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扭曲系数的影响。在三大产业的结构扭曲系数中,第一产业结构扭曲系数的变动将影响第三产业结构扭曲系数,而第三产业结构扭曲系数的变动将影响第二产业结构扭曲系数。因此,本文在进行模型分析时引入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扭曲系数进行分析,将第二产业结构扭曲系数作为基组。
本文依据AIC和SC最小信息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1阶,对模型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发现所有的特征根均小于1,说明模型是平稳的。本文在模型平稳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短期和长期波动分析,并以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扭曲系数作为冲击源,以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反应源,对其滞后十期进行模拟。短期波动分析表明第一产业结构扭曲系数为负值,第一产业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资源,而给第一产业结构扭曲系数一个正向标准差的新息冲击,意味着第一产业释放的劳动力资源比之前的有所减少,同时也会对第三产业结构扭曲系数造成冲击。但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仍以第一产业的发展为主,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尚未真正的形成,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所有缓慢。此时,农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率大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从而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由于该冲击是短暂的,在第二期第一产业结构扭曲系数回到原来的水平,从而导致该冲击的影响逐渐地消失,最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所以,第一产业结构扭曲系数一个标准差的新息冲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U型”特征(见图4)。第三产业结构扭曲系数为正值且接近于零,说明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资源能力较强。对第三产业结构扭曲系数的一个正向标准差的新息冲击,意味着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大于就业比重,城镇化进程的速度加快;同时,该冲击还会对第二产业产生正向影响,而对第一产业的影响较小,从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由于该冲击是短暂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速逐渐会降低,最终使得城乡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趋势。因此,第三产业结构扭曲系数一个标准差的新息冲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特征(见图5)。长期波动分析表明当第一产业结构扭曲系数的冲击是持续性冲击时,第一产业释放了大量劳动力资源,加快了城镇化步伐,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其长期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以递减的速率在缩小(见图6)。当第三产业结构扭曲系数的一个持续冲击,会在短期内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但随着期限的递增,其提高的速率在递减,达到最大值之后所有下降(见图7)。国民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由农业向工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释放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推动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在城镇部门就业提高了其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剩余劳动力资源日益减少,城镇化水平进入了加速发展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大于农村居民,造成城乡收入差距出现扩大的趋势。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城镇化水平也将日益提高,进而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缩小的态势。因此,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缩小-扩大-缩小”的趋势。
三、结论与建议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也不断的优化、合理化,居民的收入普遍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本文利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分析了城镇化水平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协同性发展,构建了结构扭曲系数以度量其协同性,并运用脉冲响应分析三大产业的结构扭曲系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进而探析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得出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国民经济发展的初期,第一产业结构扭曲系数更能反映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协同性,第一产业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推动了城镇化发展,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第二产业结构扭曲系数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不显著;第三,第三产业结构扭曲系数短期内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内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四,城镇化水平与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高度的协同性,其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型。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放宽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真正的实现城乡一体化。其次,优化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劳动力的转移提供较大的就业空间。最后,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在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方面,实现城乡协调统一,缩小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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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鹏 常远 单位: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 广东财经大学 财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