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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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碳经济视角下产业结构优化的内涵界定

原有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在低碳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在此从以下三方面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内涵：1.产业结构优化的最终目标。实现经济和生态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及产业系统对环境的适应性。原有的理论将实现经济效益作为最终目标，只把资源禀赋作为先提条件，并未考虑它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也未考虑产业结构变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这显然偏离于当前的低碳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低碳经济转型的目标，一方面要求产业结构不仅能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要使资源配置能促进生态环境系统的良性循环，在发展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生态效益；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还需要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以便满足最终需求，且能符合产业系统所处的环境，以便抵挡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2.产业结构优化的原则。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和关联深化。当今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不仅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还影响了原材料的可持续供给，俨然已是产业结构内在矛盾的重要诱因。低碳经济转型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出新的要求，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不再是上、下游产业之间的投入和产出关系，而是类似于自然界各种生物体之间的有机的联系（袁纯清，1998）[21]，通过产业之间资源的多级递进和循环利用，实现在产业系统内的闭环模式，这种关联关系加强了产业之间的互补和转换能力，促进了产业间协调能力的提升，诸如通过产业间废弃物和副产品的再利用实现产业间供给和需求数量的协调，通过加强产业间的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促进产业间技术水平的协调（LamherAJD、BoonsFA，2002）[22]，以期从根本上解决产业结构的内在矛盾。3.产业结构优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体现经济和生态的综合影响因素。针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最终目标，原有的评价指标无论是单一指标还是多指标体系，多忽略了资源环境问题，未能体现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因此，在低碳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要能衡量产业结构水平高级化、合理化水平，还要能衡量其生态化水平，从而有效考量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以及生态环境的影响。

二、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重构

根据以上所述的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内涵，并结合前人的研究基础，本文重构的产业结构优化的指标体系，包括产业结构生态化、合理化和高级化3个部分共6个指标，如图1所示。产业结构生态化是指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产业系统不断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废物排放的过程。产业结构变动会直接对资源环境产生影响（史丹，1999）[23]，为研究这一影响的程度，本文采用低能耗、低污染产业产值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现有的关于产业结构优化评价的研究，涉及到资源和环境因素的，多是简单地将各区域资源、能源消耗总量或环境污染总量作为评价指标，并不能有效地体现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各产业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变化。本文选用这两个指标能反映出低能耗和低污染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做的贡献，从而有效地体现产业结构生态化的指数，这两个指标与产业结构优化结果呈正向关联。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工业部门是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主要部门，因此这里选择39个工业部门作为评价对象，其中低污染产业是指工业部门中污染排放强度较低的产业（39个工业部门中取前19个），需要说明的是，污染排放总量为“三废”排放之和，但为了统计的方便，仅选择污染较大且排放比重较高的排放物，工业废水中选取化学需氧量和氮氧的排放，工业废气中选取粉尘、烟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工业固废直接取其总排放量。同理，低能耗产业是指所有工业部门中能源消耗强度较低的产业（39个工业部门中取前19个）。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随着经济持续增长，产业结构相应地发生规律性变化的过程，主要呈现出产业结构重心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转移的总体规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具体内涵包括产业结构高技术化、高加工度化和高服务化（苏东水，2010）[24]，因此，本文尝试从以上三方面选择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指标。高技术化是指产业系统内部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部门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制造业仍是国民经济的核心产业（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2006）[25]，国家统计局对于基于技术和知识密集的高技术产业的统计也主要集中于制造业①，因此，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更能反映产业结构高技术化程度。高加工度化是指产业结构从以采掘、原料工业为重心向加工工业为重心演进的过程，制造业即是加工工业，是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制造的工业，由此本文用制造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加工度化的水平。高服务化是“经济服务化”的一大特征，也称为产业结构软化，具体表现为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快于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吴敬琏，2008）[26]，因此，本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的高服务化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通常用体现产业关联水平和协调能力的指标来衡量。然而，评价产业结构协调性常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这一单一指标（ZhouXiaoyan，ZhangJie，LiJunpeng，2013）[27]，易陷入绝对均衡化，而并非所有区域都具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发挥资源优势，各区域都有若干优势产业，并通过这些优势产业的关联性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产业关联性显得更为重要，本文选择常用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来衡量产业结构关联度。其中，感应度系数衡量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每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某一部门由此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也就是需要该部门为其他部门生产而提供的产出量；影响力系数衡量的是国民经济某一产业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产品时，对国民经济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体现该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然而正如刘起运在文中所述（刘起运，2002）[28]，原有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计算分式的分母均是采用算术平均法，这一算法不具有充分的经济内涵，因此，这里借用刘起运的改进方法，将分母的计算改为加权平均法，各部门的最终产品实物系数作为权重，真实反映国民经济当年一个最终产品的平均影响力和综合最终产品对各产品的拉动作用。最后为了计算方便，本文将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相加作为产业的关联度值。关联度值越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因此这一指标与优化结果也呈正向关系。

三、中国历年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演变

（一）数据收集与整理本文从《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投入产出表》（2002—2010）、《中国工业经济年鉴》（2001—2012）及《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6—2012）等年鉴收集和整理相关数据，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2001—2011年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评价（如表1所示）。需要指出的是，投入产出表仅有2002年、2005年、2007年、2010年度的数据，因此采用就近原则。

（二）实证结果KMO值为0.63，大于0.6，Bartlett球度检验给出的概率为0.001，小于显著性水平0.05，两个检验结果均表明所用样本适合做主成分分析。从表2的主成分提取的结果看，前2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贡献率83.64%，说明这2个主成分反映了原来所有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根据载荷矩阵，求得特征向量，继而用标准化后的数据乘以特征向量求得各主成分的特征值，以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主成分综合得分，为了便于观察，本文将各年的综合主成分得分画成折线图。

（三）结果分析从图2的综合评价结果看，中国2001—2011年间的产业结构优化的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整体趋势，“十一五”期间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整体优于“十五”期间，2008年之后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不断下滑，但下滑速度逐渐趋缓。本文根据这一整体趋势，分别对“十五”期间（2001—2005年），“十一五”期间前半段（2006—2008年），金融危机后（2009—2011年）这3个阶段的演变特征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和分析。“十五”期间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缓慢上升，结合表1中的数据，主要源于产业结构高技术化水平的改善和产业结构关联度水平的提高，20世纪末，国家把发展高技术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首先从国家层面大力推进的“863”计划和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且“863”计划培养中青年科研队伍开始成为高技术发展的骨干力量（徐冠华，2001）[29]，因此2001—2003年，高技术产业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迅速上升；同时，自20世纪末开始中国经济开始由“内需依存性”向“出口导向型”转变（国务院，2007）[30]，同时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开始迅速地发展，众所周知，重化工业多是感应度和影响力系数均高于平均水平的产业（刘瑞翔、姜彩楼，2010）[31]，因此“十五”期间产业关联度也迅速提升。到“十一五”期间的前半段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迅速提升，直至2008年达到最高值。这主要源于产业生态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加工度化水平的改善。结合表1的数据可以发现，低污染产业产值占工业的比重自2003—2006年间一直徘徊50%~51%之间，但2006年后该比值明显上升，2008年的低污染产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9.1%，较上一年度提高7.1个百分点。同样低能耗产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2006年之后也有较大提升，2006年该比值为52%，首次超过50%，也就是低能耗产业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首次超过了高能耗产业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到2008年该比值迅速提升到57.3%。这是由于“十五”期间力图解决的一些深层次环境问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没有改变，因此党中央在“十一五”期间将环境保护摆上了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将环境标准作为市场准入的重要条件，并将单位GDP能耗下降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作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0）[32]，从而全面提高了产业结构的生态化水平，2006—2008年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的迅速提升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工业在节能减排中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袁富华，2012）[34]。同样，从表1中还可以发现，产业的加工度化水平在2005年迅速提升了10个点，达到78.9%，此后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十一五”期间基本维持在80%左右，由于“十一五”阶段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深化发展阶段，必然带动高附加值、高加工度的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并且在外向型经济发展进程中，加工贸易快速崛起，制造业中的加工工业的发展也快于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产业的高加工度水平得以迅速提高并保持稳定。2008年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不断下滑，这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和高技术化水平下降造成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尽快振兴经济，中央在2009年初短短44天内，迅速启动了包括钢铁、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等传统产业在内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国务院，2009）[33]，虽然使中国率先从金融危机的泥潭中走了出来，却也使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产业再次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从而使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直转急下，严重影响了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再者中国的产业结构高技术化水平自2004年开始就一直下滑，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更是不足15%，这一方面是由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赶不上中、低技术产业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是因为全球产品内分工中，中国仍然更多地承载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这些环节的技术含量往往不高，从而使得产业结构的高技术水平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进一步影响了产业结构优化水平。

四、2011年各省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比较

（一）数据收集与整理在低碳经济转型的目标下，为了对中国各省域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更为准确的评价，作者根据本文重构的评价指标体系，从《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工业经济年鉴》（2012）、《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2）和《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10）等年鉴收集和整理相关数据，数据如表3所示。

（二）实证结果KMO值为0.73，大于0.6，Barlttle球度检验给出的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两个检验结果均表明所用样本适合做主成分分析。从表4的主成分提取结果看，前2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贡献率达到82.1%，说明这2个主成分反映了原来所有指标的绝大部分的信息，如表4所示。为了对30个省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比较分析，本文计算了2011年各省市的综合主成分得分，并对这30个省市进行排名，如表5所示。

（三）结果分析首先，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从地域上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渐降低的整体特征。从表5的综合得分和排名看，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天津、浙江、福建、山东、重庆、吉林位列全国前10名，其得分均高于0，说明这些省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相对较高；而河南、广西、黑龙江、云南、宁夏、内蒙古、甘肃、新疆、山西和青海这10个省的综合主成分得分均低于-0.3，其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相对较低，位列全国倒数10名。从区域的分布来看①，排名前10名的省市中除了重庆和吉林，其余8个省市均来自东部地区，而排名后10名的省份中除了河南和黑龙江，其余均来自于西部地区。其次，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与袁富华的研究结果相似[35]，但中国部分省份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匹配，山西、河北等省份的经济发展仍依赖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而四川、贵州等省份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尚可，但经济发展却显得较为疲软。本文通过比较各省份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排名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名发现，部分省份在这两方面的名次明显不一致。这里用人均GDP②代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吕健，2012）[35]，其结果可以分为4种情况，如图3所示。第一种情况是，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人均GDP的排名相当，且都位居全国前列，例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其中北京、上海的产业结构高技术化水平远高于其他省市，江苏的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水平位列全国第一，且这3个省市的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和关联度水平都较高，因此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优于其他各省市，整体呈现较为健康的发展状态。第二种情况是，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人均GDP的排名都位列全国倒数，例如甘肃、云南，这些省市的总体经济水平较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也相对较差，其中甘肃的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仅次于山西，处于全国倒数第二，云南的产业结构高技术水平和高服务化水平都欠佳，极大地影响了它们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第一种情况相反，这两个省份呈现出极不健康的发展状态。第三种情况是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排名相对靠前，但人均GDP的排名却较为落后，例如四川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在全国排在第12名，但经济发展水平排名却位列24名，贵州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排名与人均GDP的排名相差16名，江西省也有类似情形，可以说，这些省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尚可，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第四种情况是，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排名远落后于该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名，例如山西的人均GDP排名位列全国第18名，但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排名却为29名，宁夏等省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排名与人均GDP的排名也具有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些省份的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较低，例如山西的低能耗、低污染产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仅为17.82%、17.27%，仍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严重影响了其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最后，各省域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三个方面呈现显著差异，地区产业结构发展极不平衡。在反映高级化指标中，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在10%以上的省市在全国只有9个，最高的是广东省，其比重为30.8%，其中2/3以上的省份都位于东部沿海的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而高技术化水平较低的省份，例如新疆，其比重不足1%，与广东省相差37倍之多。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代表加工度化水平，这一指标各省市均在50%以上，其中最高的是江苏省，达89.8%，而最低的山西省其比重仅有50.7%。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在30个省域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北京和上海的服务化水平分别高达75%和57.3%，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因为中国整体还处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第二产业依然为区域的支柱产业，因此其他省市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低于50%。产业关联度体现区域产业间技术经济关联水平，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东部沿海省市的产业关联度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在反映生态化水平的数值中可见，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等省份的低能耗产业和低污染产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相对较低，生态化水平较高，而山西、青海、甘肃、宁夏等省份的生态化水平远低于其他省市，说明这些省份仍是资源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依靠稀缺资源出口换取经济增长，这种低级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将进一步恶化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

五、主要结论及建议

在低碳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基于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重新定义了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内涵，并重建了产业结构优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将低污染、低能耗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生态化指标，将制造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高技术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共同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指标，将改进的产业关联度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2001—2011年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历史演变及2011年各省域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11年间，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总体水平有所改善，但是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9年以来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下降，主要是源于金融危机后大力振兴传统产业，使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下降造成的。2011年，中国各省域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技术和生态化各方面都表现出较大的不平衡性，从综合能力得分和排名看，东部、中部、西部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呈现依次降低的态势，且大部分省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诸如山西、河北等省份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排名远低于人均GDP的排名，可知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还是依靠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而贵州、四川等省份的经济水平远滞后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因此有必要尽快提高经济实力。基于前面的实证结论，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有序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结构生态化，有必要防止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利益驱使下保护落后产能，从而使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不进反退，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短期内不宜过度刺激投资，需要有序地淘汰粗放型的产业，逐步优化产业结构。其次，培育、扶持低碳产业链，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以政府主导，以企业为主体，敏锐观察世界发达国家在低碳产业方面的技术进展，构建官、产、学，产、学、研的技术公关联盟，共享经济利益，依据“微笑曲线”原则，培育低碳产业链两端的企业并提供技术、资金和政策支持，将中间阶段转移，加速产业结构高级化。再次，积极发展生态工业园，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兴建生态工业园，使产业之间形成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依存的产业生态体系，学习卡伦堡工业园，建立产业之间的深层关联，实现资源在产业间的循环利用，逐步将对环境的负外部性降到最低。当前低碳经济转型的目标必须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因此，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不仅需要分别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协调三者的关系，不可顾此失彼。

作者：贺丹田立新单位：江苏大学财经学院江苏大学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