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创业扶贫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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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基于中国内地30个省人均GDP、资本、劳动力知识流动、创业活动等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对各地区创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估计研究。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创业活动能够有力促进地区经济增长；（2）创业扶贫是带动贫困人口就业、提升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有效举措。

关键词：创业扶贫；创业水平；经济增长；面板回归

一、问题提出

当前，中国已进入精准扶贫的关键阶段，创业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之一，可以从根本上缓解贫困问题。传统的扶贫主要是“输血”式扶贫，常用的形式是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捐赠来援助扶贫对象。这种形式可以较为直接、及时的产生扶贫效益，解决贫困对象面临的问题，但并不能持续。援助一旦停止，扶贫对象很容易返贫。因此从根本上提高扶贫对象的发展能力是实现永久扶贫的关键“精准式”扶贫是相对传统“粗放式”扶贫模式而提出的新概念，传统的“粗放型”扶贫模式多采用普惠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从扶贫模式看，创业扶贫是培育贫困地区内生力量、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精准扶贫围绕扶贫对象实际需要，依托相关政策，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旨在应对创业扶贫对象在创业过程中面临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缺陷，保证扶贫成果的可持续性，杜绝脱贫后返贫的现象。通过观察国内外相关案例可以发现，创业能够显著减少贫困。但当前我国关于创业减贫的研究还比较少，创业减贫的机制还有待挖掘。因此，本文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研究中国区域创业绩效，因地制宜的提出促进创业，缓解贫困的建议对策。

二、理论分析

（一）精准扶贫与创业扶贫理论。传统的扶贫方式主要特征为“粗放型”和“输血型”，不具备可持续性，脱贫户返贫现象严重，扶贫成效较差。精准扶贫的要义旨在于以“造血”的方式推进扶贫对象转型，而创业扶贫模式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扶贫对象的发展能力。二者在政策背景、扶贫对象和发展目标上相似性和一致性。依照精准扶贫理念，采取创业扶贫的手段，将会彻底瓦解恶性循环。创业活动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减轻贫困、提供就业机会、创造财富，为社会带来跨越式发展，而创业扶贫创造就业、拉动经济、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创业扶贫可以满足扶贫对象自我发展的需求，政策有所倾斜，不但可以为创业扶贫对象提供脱贫路径，更能为其他扶贫对象提供岗位，提升区域“造血”能力。当前已经有研究证明创业能够产生知识溢出效应，而且整个地区都可以受益于企业家和其研发部门所创造的知识，因此创业活动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二）创业对于减贫及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现有研究表明，创业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能够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加强竞争和多样化提高市场活力；二是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生产率。创业决策最终会导致新企业的市场进入，依据熊彼特理论，新企业进入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能通过提高市场竞争强度和增加多样性两个途径实现。市场中不断有新企业进入就会引起市场进行选择产生替代效应。通过竞争，只有生产率高、效益好的新企业才能够生存下来，而经营不良的企业则会被市场淘汰。创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途径主要是通过开发和利用知识溢出的内生创业机会来实现新知识的商业化和市场价值，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阿斯和其他学者于2009年共同提出“知识溢出创业理论”，他们对知识溢出、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构建了内生增长模式的微观基础。同时，该理论还提出创业可以带来知识从组织中溢出。此外，积极的创业活动能为创新成果价值的实现提供重要保障，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研发积极性，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和数据。本文将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创业活动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在面板数据模型中，将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作为因变量。为了区分创业活动的类型，分别计算中国私营企业创业指数（CPEA）和个体户指数来分别作为机会创业和生存创业的变量。CPEA的定义来源于《GEM（2003）中国及全球报告》，该报告是通过计算某区域每万人（15～64岁）所拥有的连续三年累积新增私营企业数而得。瞿庆华等（2012）指出，当前中国，私营企业的形成主要是个体或团队对市场进行开发进而实现创业的原因。与此同时，GEM调查发现，中国大量存在着以“个体户”形式为主的生存型创业，这类创业规模小、数量多，进出市场较为频繁，因此，参照CPEA的计算方法，本文定义了每万人（15～64岁）所拥有的新增个体户数作为衡量生存型创业水平的个体户指数。大量实证研究通常利用研发总支出或人均研发支出水平作为变量来作为变量，因为研发支出越高，生成新的知识量则越多，从而带来更强的知识溢出效应。与此同时，本文选取了人均技术市场交易额来反映知识流动的规模和溢出效果。因为，技术市场成交额越大，表明该区域知识流动性越大，表示该地区企业和研究机构更多的新知识由外部企业或企业家开发，这也意味着该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系统加完美，为创新成果通过有效的商业交易提供了良好的市场保证。《2003年全球创业观察》提出了CPEA指数，也就是中国私营企业的企业创业指数。这个指数包含了创业率指标，可以用来衡量创业活动水平。如果CPEA指数比较大，则表明该地区私营企业创业数量比较多，意味着当地创业活动比较活跃，可以很好地促进当地经济增长。本文研究的时间选取区间为2014～2015年，截面区间包含了中国内地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了确保研究数据来源可靠，本文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查找所需数据。

（二）模型设定。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模型如下：式中：GDP指国内生产总值；P指人口数量；K指固定资本投入；Hum指劳动力水平；T指技术交易额；En指创业率；v指随机误差。人均GDP可以反映生产力水平，在该模型中为因变量。影响生产力的因素通常有资本、劳动力、知识流动和创业活动，因此本模型中选取这四个变量作为自变量。由于我国地理面积广阔，各地区差异较大，为了更好地分析创业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文将全国分为创业活跃区域、创业一般活跃区域和创业非活跃区域然后分别对其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在进行估计前，为了验证所用模型，本文利用F检验和Hausman检验来确定选用的模型和回归参数的形式。由于同时具备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面板数据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全国总体区域面板数据都属于大N和小T的类型，需要对异方差进行重点考虑。本文所采用的样本为我国大陆所有区域，样本具有完整性和合理性，而非随机选取。这种情况可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的估计方法。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表明该模型是适用的。

（三）描述性数据分析。依据2015年的CPEA数据，本文将全国30个省市区划分为三大类型：创业活跃区域（CPEA≥37）、一般活跃区域（37>CPEA≥24）和非活跃区域（CPEA<24）（分类情况见表1）。整体来看，我国创业活跃程度不均衡的特征显著，明显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态势。（表1）观察分析结果，我国创业率的均值为7.19家/万人，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4.24家/万人和95.40家/万人。该结果表明，我国创业最活跃的地区和创业相对不活跃的地区之间差距明显，尤其是创业相对不活跃的地区，和平均值的差距还比较大，说明我国创业水平区域差异显著主要是创业不活跃地区造成的。人均技术交易均值为0.0838554万元，最大值是1.4578万元。可以得知，知识产出水平和知识流动水平越高的区域往往是创业活跃区，说明知识产出和知识流动与创业活动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表2）

四、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利用stata15.0软件完成面板回归模型可以得出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分析统计结果可以得知，创业率指标系数为显著正相关，表明创业活动能够有力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创业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为创业活动有效增加市场内企业数量，有利于该地区产生知识外溢效应，进而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指标，在之前的研究中，创业活动常常被忽视，未能引入到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通过在经济增长模型中添加创业因素的变量可以证实创业的驱动效应，这在国内尚属首创。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流动机制，技术贸易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举措。发展技术交易有助于知识溢出。除此之外，技术交易还可以帮助知识生产者将自身不愿开发利用的知识外包给其他人员进行开发利用，提高知识利用的效率，促进知识溢出，实现产学研有机结合，进而有力推动经济增长。

五、政策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发展好的地区往往研发能力比较强、技术交易机制比较健全、创业活动较为活跃。该研究成果在制定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政策上具备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第一，当地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区域创新能力，大力支持科研活动，加大对科研经费和科研人员的投入力度，积极引导区域进行知识创新。第二，在重视知识创新的基础上，还应该加快建立健全完善的知识流动机制。一方面通过在技术交易方面设立中介服务机构，在区域内建立有效的技术交易市场，能够实现知识供求的有效对接；另一方面积极引导知识在研究机构和企业以及市场之间流动。第三，努力提高该地区创业活动水平，通过政策扶持、优化营商环境等举措提升当地创业积极性。与此同时，在创业资金会和风险资本支持方面，吸引风险投资机构进入该地区，并引导政府启动援助基金支持等，能激励区域创业活动，促进经济增长，减缓贫困。在创业活跃程度高、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创业活动对经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该地区知识生产能力水平高、知识溢出效应高、机会创业比例高密切相关。在企业一般活跃的地区，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以及成熟大企业的研发活动。然而，私营企业创业行为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比较小，这表明这些地区还没有完善的支持创业的制度环境，知识溢出和机会创业的比例也比较低。创业不活跃的地区主要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经济发展还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引进。以上结论对我国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因地制宜实施创业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的创业政策是在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主要是为了吸收和解决国有企业改制带来的失业问题。许多地方政府在创业门槛、税收、贷款、培训等方面给予创业者大量优惠政策，也导致了大量良莠不齐的创业行为。因此，政府不仅要刺激数量的增加，还要注重创业质量和企业实力的提高。与此同时，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创业政策时应避免过度干预。政府激励不仅要激励有发展潜力的创业者进入，更应要尊重市场的筛选功能，通过市场竞争来促进创业质量和效果的提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一）有关于创业活动非活跃的地区，政府应根据当地发展规划，重点构建有利于投资和生产率增长的基本框架，鼓励和保护有潜力的高能力创业者的创业。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对企业技术引进和合作等方面的支持，鼓励企业实施新技术，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二）对于创业一般活跃区域，政府应重点加强知识产权政策制度的建立与改善，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让创业成为科研成果实现商业化的关键途径。与此同时，政府也应注意避免过度干预市场，并积极构建一个有利于创新的商业环境使企业家能够更多配置到对经济有积极贡献的生产性创业行为之中。

（三）针对创业活动活跃的领域，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创业精英的出现来引导经济走向创新驱动创业型经济的转变。在这一点上，政府的政策应该以创业为重点，加强对高附加值、高技术创新的创业活动的支持，促进企业和大学之间的研发合作，创造鼓励和支持各种创造性工作的环境，有利于激励区域创业活动，促进经济增长，减缓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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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玲玲 单位：吉首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