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物出口技术含量测算及影响因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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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劳动力资源禀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加工贸易，出口规模不断扩张，出口结构也不断优化，机电等高科技产品所占的比例超过一半，这种贸易方式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上涨。按照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国具有劳动力资源禀赋，应该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但是中国的贸易结构却显现相反的结果，是不是中国技术结构得到提升，相对具有技术资源禀赋?很多研究者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进行了分析，关志雄［1］、齐俊妍［2］分别比较了中国和日本、韩国等东亚其他国家的出口品技术含量结构，认为中国出口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很快。Rodrik［3］使用Hausmann修正方法，发现中国出口品的技术水平已经远远高于类似收入水平的国家。杨汝岱、姚洋［4］发现中国出口品的技术含量不断提升，出口结构已经从以低技术为主转变到了以中等技术为主。至于中国出口技术水平提高的根源，大部分研究者认为中国采用大规模进口核心部件和资本品，再大规模出口最终产品的方式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是出口技术结构不断优化的主要原因。这种国际分工被赋予其不同的称呼，如价值链切片、中间品贸易、全球价值链和垂直专业化等。这些文献都指出一国出口的产品并非全部是由本国生产的。也就是说一国的出口品包含的全部技术含量并不等于其实际生产的技术含量。对于中国来说，发展加工贸易，承担的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即使是在高技术产业中从事的生产环节的技术含量也不高。参与国际垂直分工，对中国国内产业技术升级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理论界分歧比较大，有观点认为参与国际垂直分工，国内企业能够获得进口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干中学”效应，学会核心部件等中间产品的制造，并逐渐提高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实现产业升级。但还有观点认为这种技术发展战略有可能使我国长期处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出口加工环节，从而沦为一个“世界组装车间”。从长期来看，参与国际垂直分工与贸易的动态利益在于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和全球生产网络，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从而实现贸易结构的升级和国内产业升级。因此，出口产品国内技术水平的变化和演进是参与国际垂直分工动态利益界定的主要衡量标准。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垂直分工，发展出口加工业，对产品出口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有什么影响?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姚洋在Hausmann等人的技术复杂度指数基础上，设计一个计算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指标，但把所有进口都作为中间产品，可能会低估出口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参与国际垂直分工对我国出口产品国内技术水平究竟有何种影响并且是如何影响的并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

1文献回顾

传统计算出口技术含量的方法主要建立在SITC或HS分类方法基础上，依据该分类下各类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获得国家产业层面的出口贸易技术结构和技术水平。但传统分类方法不再适用于现阶段以产品内分工为主要形式的国家贸易技术结构问题的分析。为此，Lall［5］在Patitt和OECD研究的基础上，根据SITC三位码分类设计出口品技术附加值，把出口品划分为技术含量不同的十大类产品，分析出口贸易的技术水平、技术结构特征及其国际贸易竞争力。问题是，若仅局限于十大类产品分类，无法有效区分世界范围内大量不同类型出口品的技术含量。关志雄提出用贸易品附加值分析方法测度产品技术含量，以出口国人均GDP加权平均作为附加值赋予每一类贸易品，其值越大则代表该产品的技术水平越高，但这方法的局限性在于没有考虑到技术分布非正态特性以及不同国家数据异质性［1］。Hausmann等［6］设计技术复杂度指数测度出口品技术含量，主要思路是以生产该产品的国家人均GDP反映劳动生产率水平，通过各国该种产品出口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为权重，来表示出口品技术复杂度。在此基础上，D．Rodrik［7］、樊纲等［8］提出显示技术附加值方法，分析了我国出口贸易技术水平和技术结构。Xu［9］认为，Hausmann方法忽略出口产品价格和质量因素，易使出口品的技术含量估计产生误差，需要以质量乘数(qualitymultiplier)对PRODY指数进行修正，并构建出TCE指数。杜修立和王维国［10］认为以一国产品出口贸易份额为赋值权重测度出口品技术含量，主要缺陷在于忽略产品贸易分布与生产分布之间的本质差异，强调出口品技术水平和技术结构并不是取决于由哪一国出口而是由哪一国生产，应以各类产品的生产国而非出口国为标准，并结合Lall复杂性指数将产品技术含量赋值权重修正为产品在世界总产出中的份额，测算了我国出口贸易技术结构及其变动趋势，发现我国出口贸易整体水平已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并没有明显优化，与发达国家有较大距离。姚洋和张晔［11］进而强调，体现一国技术水平的并非是出口品整体技术含量，而是出口品在本国生产环节的技术附加值增量，为此他们利用投入－产出系数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数修正Hausmann等技术复杂度指数，测算出口品在国内生产环节的技术含量。结果显示，我国出口品整体国内生产环节技术含量持续下降且下降速度较快。

综合来看，目前计算出口技术含量的方法主要包括:一是基于Michaely［12］出口品技术复杂度指数，以出口规模或比较优势等权重赋值，构建各类修正的技术复杂度指数［6］［7］。二是依据官方高技术产品目录分组，以技术构成分类构建技术复杂度评分法［13］，或以OECD国家出口结构为标准设计结构相似度指数［14］。三是利用投入－产出法［15］即借助投入产出表测算出口品技术含量。以上方法都是把产品技术含量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即只研究了产品所包含的全部技术含量，而没有考虑国家间在不同产业环节上的分工，把一国国内所从事的生产环节的技术含量(DTC)从整个产品的技术含量中分离出来。我们需要将国际产品内分工纳入视野，重新设计测量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一国国内产品技术含量的变动及其长期趋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者们已经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就是使用出口品中所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比例来测定垂直专业化水平，Hummels等使用投入—产出表，把一国的进口品分为国内消费和出口再生产两种用途，并使用后者占出口的比重来计算垂直专业化比率。这个方法能够有效计算一国出口结构中本国生产的比例，因而被许多研究者采用。本文在姚洋等指标设计的基础上，结合孟祺［16］垂直专业化指标的计算，构建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考察我国货物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变化趋势，审视我国出口价值链的变迁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变。

2方法和数据说明

2．1出口技术含量的测算

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依赖于出口国的生产率水平和技术条件。一般认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品的技术层次越高，因而在计算时生产率水平一般用人均GDP来代替［8］［10］，但人均GDP与技术水平虽然相关，但并不能真实反映一国的技术水平。关于技术水平的替代指标，有研究也会有研发投入、申请专利等指标，但这些指标反映的是当期数值，难以真正影像出一国积累的技术实力。所以，我们使用劳动生产率水平代表一国技术水平。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指标为其中:RLP为i国j的劳动生产率，RPR为i国家产品j的世界生产份额，n为行业数目。

由于不同国家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同，部分国家内需比较多，有的国家实施出口导向型政策，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应该根据各国生产占世界份额决定，部分研究采用出口份额，这个指标存在显著的误差，可能会导致部分国家技术含量的高估，也可能导致部分国家技术含量的低估。同时，为消除国家规模的影响，结合利用显示比较优势RCAij，RCAij表示i国家出口品j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其计算公式为:这个公式能消除不同国家出口规模对技术含量测度的影响，又考虑了技术含量的本质内涵，测算的技术含量将更反映现实。

2．2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计算

要计算出口国内技术含量，首先要计算垂直专业化程度。垂直专业化程度是指出口产品当中包含的国外进口成分，也就是说一国出口产品的价值来源不仅仅是国内的劳动创造，也来源于国外的价值贡献，特别是目前国际工序分工程度分高的情况下，每一件产品中都包含了很多国家的价值成分，机械电子通讯等产品表现的尤为明显。计算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方法主要包括:一是Hummels等提出了一国贸易的VS概念，定义为出口的进口投入成分，或者是出口的外国增加值，并且基于一国的投入产出表提供了一个计算VS的公式;二是BEC方法。联合国根据产品的最终用途，将贸易数据划分为资本产品、中间品(半成品和零配件)和消费品。并和海关的协调编码(HS)相对应，其中中间品包括111、121、21、22、31、32、42和53类产品。这种方法消除了中间品定义上的主观性，但缺乏微观角度。第三种方法就是RobertKoopman，ZhiWang和Shang－jinWei［17］综合考虑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在进口中间产品投入比例的不同，把投入产出表分离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投入产出表，然后计算中间产品进口比例。孟祺对这种方法进行了改进，计算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垂直专业化程度。

根据孟祺的计算，一国总出口中国外成分是:这个公式可以计算一个国家整体的国内技术含量，也可以计算对不同国家出口的国内技术含量，同时还可以计算来自不同行业出口的国内技术含量。

2．3行业选择和数据来源

中国出口产品95%来源于工业制成品，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工业制成品。在工业行业分类中，本研究将电力蒸气热水生产供应业、煤气生产和供应业、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三个政府垄断性行业去掉;由于木材及竹材采运业缺少2003年相关增加值、资本和劳动的数据，本研究也去掉了该行业;为了使得行业标准、投入产出表和贸易数据的统一，本研究将部分行业进行了汇总，细分为20个行业。同时，贸易数据根据国研网数据库分类进行了汇总，分类标准与20个行业相同。在投入产出表选择上，由于中国的投入产出表5年编制一次，现存最新的是2007年的数据。本文计算期间为2001－2010年，为了计算的需要，本研究假定2001－2010年各年的投入产出比例都相同。

3中国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测度结果

3．1整体出口国内技术含量

本文采用2001年至2010年中国制造业20个行业的数据，计算了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出口规模的上升，出口的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由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为了提升高科技等机电产品的比重，政府在税收和资金上予以支持，中国高技术产业规模从2000年的1．0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0年的7．62万亿元人民币，占全部规模工业总产值的比重2010年为10．8%。其中，2001年高科技产品的进出口额分别为464．5亿美元和641．1亿美元，逆差176．6亿美元，到了2010年出口4918亿美元，进口4126．73亿美元，顺差791亿美元。国内高科技产品产值和出口数值的变化也反映在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上，从图1可以看出，2001年，中国出口技术含量和国内出口技术含量分别为22．58和14．89，而到了2010年，两者分别为70．28和49．96，从增幅上看分别增长2．11倍和2．36倍。可以看出中国出口产品获得了较大的技术升级。相比较美国和日本来看，2002年到2007年，美国和日本的出口技术含量也在提升，但幅度有限。

但是，研究还发现，出口技术含量与出口的国内技术含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01年两者之间差距为7．7，但到了2010年拉大到了20．37。对于出口技术含量远远大于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依赖劳动力资源禀赋，参与国际垂直分工，承接了大量的日韩和中国台湾等地的产业转移，这种产业转移主要是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中间产品中包含了高技术含量的产品。2001年中国加工出口所占比例为55．4%，虽然到2010年的比例将为46.92%，但总额却从2001年的1474．34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7403亿美元。从中国的贸易地理结构上也反映了这一点，中国从东亚地区进口了大量的高科技中间产品，在中国加工组装以后再出口到欧美国家，中国对台湾地区和日韩呈现巨额贸易逆差，对欧美为贸易顺差。

3．2分行业的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结果

中国出口的国内技术含量在提升，从行业分布上看，所有行业的出口国内技术含量都在增加，但增加的程度是不同的。表现最好的是煤炭开采、造纸印刷和金属压延等劳动和资金密集型行业，而中国一直重点发展的通用设备行业、电子通讯和仪器仪表等表现的并不理想。而且，从绝对数值看，石油加工行业和金属压延行业的出口国内技术含量最高，远远超过100，排在下面的依次是食品制造业和石油天然气开采行业。除食品制造业外，排在前四位都是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这也与出口技术含量指标的设置有关，主要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其它行业。而通用设备、电子通讯和仪器仪表行业这些行业虽然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但由于主要是加工组装，也显然属于劳动密集型环节，劳动生产率并不高。从富士康公司的案例也可以验证这一观点。虽然富士康公司主要生产高科技的通讯设备，但基本上都是为苹果公司等代工，属于高科技的加工组装环节，富士康在大陆的工厂就雇佣了超过百万工人，可以看出高科技产品在中国还主要是领导密集型的。中国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水平还主要依赖于国外产品。这与国际产业转移的规律相关，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行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国内的科技含量水平升级并不高，同时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这个环节上也可能丧失比较优势。

4中国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

一国产品的技术水平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根据国内外研究来看，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科研支出(政府科研支出和企业自主科研支出)，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来源于国外的技术输入。经济增长主要提高消费和资本投入影响技术水平，居民消费的增长科研增加企业产能的增长和创新，资本投入通过设备等资本品的投入提高技术水平等。科研支出包括政府和企业的科研支出。对于中国来说政府科研支出主要表现在基础性的科研和重大科研课题包括航天航空、大型基础科研平台的建立，都极大地带动了相关产业科技的发展。而企业的直接研发费用更能显著的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

对于经济增长、研发投入对科技进步的影响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最近研究的重点是国际间的技术溢出作用。一般地，国际间技术溢出效应通常是指贸易伙伴国自主创新和研发活动对进口国技术水平和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技术由于其非竞争性会产生溢出效应，国际间技术溢出主要依赖于商品或服务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劳务输出、人力资本流动以及技术信息交流等途径来实现。其中以跨国间的商品贸易为路径实现的技术溢出现象，称为物化性技术溢出或体现式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出口的产品当中，国外贡献了部分技术，这部分技术对于国内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很多研究者分析进口中间产品和原材料对国内有很大的技术溢出效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但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包括FDI和中间产品进口对国内的技术溢出效应非常小或者没有，部分还会产生阻碍作用。之所以会产生结果的差异主要在于选择指标和样本的不同。在技术进步的指标选择上一般采用前沿面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算。而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主要是采用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进行，这类研究所用方法的主要缺陷主要有:第一，必须对这些增长核算方法强加一些不合理的制度约束和行为假设，这些方法存在如下的四种假设前提:生产函数的形式是已知的;经济主体的生产效率总是处在最佳水平;中性的技术改变;不变的规模报酬等。如果这些假设不成立，TFP测量将是有偏的［18］;第二，它们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容完全等同于技术进步，也区分不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差别;第三，使用时间序列的数据量很小，很难选择较复杂的函数形式进行生产函数的估算并进行深入的分解，另外若考虑加入更多变量进行其他的分析也相对比较困难［19］。为此，本文通过构建出口技术含量水平和出口国内技术含量水平来研究影响因素。相关计量模型为：

其中，来自国外的研发溢出来源于进口中间产品的技术溢出和FDI对于本土企业的技术溢出，因此，来自国外的RD溢出包含两个方面:来自中间产品的部分和来自FDI的溢出部分。

加入WTO以后，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具有阶段性特征，为剔除断点对检验结果的影响，首先做Chow’s断点检验。Chow’s断点检验结果见表2。

表2数据显示:在以出口技术含量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中，2001年对数似然比为5．853，相伴概率为0．05，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2002年对数似然比为6．249，相伴概率为0．0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结果表明，2002年前后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出现结构性变化特征。同样在以出口国内技术含量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Chow’s断点检验结果也显示，2002年前后发生结构性变化。因此，在模型中还引入虚拟变量D1，在2002年之前取0，2002年及以后取1，用来表征制度和政策等其他因素对技术含量的作用，以剔除断点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出口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中间产品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对出口技术含量提升与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更加明显，影响系数为0.183，在1%的水平下显著，远远大于国内企业研发系数的0．087和5%的显著性水平。中间产品的进口也较大地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在2002年的时间断点上也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实践非常吻合。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0%左右，但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多，出口值超过全国水平的50%，进口所占比例超过55%。可以看出，来自于国外的研发对于中国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作用非常明显。这也符合新贸易理论的观点，国际贸易是技术溢出的一个重要渠道，主要是通过购买先进的中间投入品、机器设备和其他产成品来促进国内相关生产的完成。

传统国际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会产生示范作用，通过刺激国内厂商模仿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从实证回归结果看，中间产品的进口和FDI对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低技能劳动者能力、教育条件和教育成本方面有别于发达国家，物质资本充裕程度、劳动力质量与技术进步基础更是薄弱，不能完全以自主创新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但可以依靠设备技术引进方式实现技术升级。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程度最大，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发展中国家在以技术设备引进为主实现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应努力增加自主研发投入，通过自主创新方式实现技术进步，防范技术进步领域的垄断并追赶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

5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01年至2010年中国制造业20个行业的数据，计算了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出口规模的上升，出口的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但是，研究还发现，出口技术含量与出口的国内技术含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依赖劳动力资源禀赋，参与国际垂直分工，进口了大量的高科技中间产品在中国组装以后再出口，提高了中国出口技术含量，但国内技术含量受到抑制。从行业分布上看，所有行业的出口国内技术含量都在增加，但增加的程度是不同的。表现最好的是传统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最差的是中国一直重点发展的通用设备行业、电子通讯和仪器仪表等行业，这些行业中间产品进口的非常多，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投资的行业，在中国主要是加工组装，也显然属于劳动密集型环节，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并不高。从出口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中间产品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对出口技术含量提升与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中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影响最低。而对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回归结果看，国内研发投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中间产品，最后是外商直接投资。

这些结果都表明中国虽然实现了出口产品的升级，但升级的主体是外资企业，国内技术含量提升的程度并不高。国外的研发对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程度并不高，还主要依赖国内企业的自主研发。由于我国资金和人力资本水平及技术基础环境等因素约束，在较长时期内通过国外的研发渠道还是提高中国出口技术含量的主要途径，因此不能忽视通过高科技产品的进口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实现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鼓励从发达工业化国家引进高技术含量设备，提高进口贸易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优化我国进口技术结构。同时应制定减税和免税等税收优惠政策，为高新技术产品引进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但是，提高出口的国内技术含量，关键还是在于引进技术的吸收和自主创新。这些都取决于一国人力资本水平，即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政府应制定人力资本投资长期规划，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开展多层次职业教育优化劳动力结构。同时，政府还应引导和鼓励企业对员工的技能培训，以及各种形式的民间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对技术引进及新技术应用的适应性。此外，还应建立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发展各层次就业中介组织，积极引导劳动力流动，防止区域性劳动力结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