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模式与碳排放间的关系论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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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贸易规模的扩大，我国的能源消费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度增加。2007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达到60亿吨，占全球排放的21%，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从1990年到2007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几乎增至三倍，近几年的增长尤其快速。①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们所面临的节能减排义务将十分艰巨。即便按照“十二五”期间确定的16%的节能目标，如果GDP仍维持10%以上高速增长的势头，到2015年能源消费总需求量将达45亿吨左右标煤，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100亿吨左右，相当于美国和欧盟的总和。［1］面对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和迅速上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国际社会开始出现所谓中国“威胁气候安全”的说法，中国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压力。

在推动中国碳排放不断增长的众多因素中，除了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庞大的国内消费需求之外，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是最主要的推动因素。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印证了“中国出口贸易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这一结论，表明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中相当一部分是发达国家消费需求拉动所致。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政策研究中心、国际能源机构、日本京都大学在内的多家机构，均曾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过研究。这些研究不管是从“内涵能源”的角度，还是从“出口碳”、“出口排放”与“碳连锁”等角度，都揭示了三个事实:第一，国际贸易会导致“碳泄漏”;第二，中国由于贸易顺差所导致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是显著的;第三，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加剧了中国的碳排放增长。［2］2006年～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为15．6%，其中出口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为14．6%。2010年我国的出口总额达到15779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31．3%。②作为“世界加工厂”，中国实现碳减排目标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出口行业入手，而这些行业占我国GDP的三分之一。因此，有必要从客观的角度阐释我国碳排放的增长驱动力，分析出口贸易模式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从贸易模式的角度探讨节能减排的新途径。

一、出口贸易模式与碳排放关系研究

在出口贸易模式与碳排放量的关系上，国外的研究主要有:Wyckoff等(1994)通过对6个经合组织国家贸易中的内涵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发现制成品中内涵碳排放占到其排放量的13%左右。［3］

Machadoetal．(2001)分析了1970年～1992年巴西在对外贸易中的碳含量排放，结果表明发达国家通过外包的方式，把高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出口贸易中的碳排放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4］

Shui和Harriss(2006)计算了中美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计算得出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中所含的碳排放量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7%～14%，这些碳排放最终被美国人消费。［5］Weberetal．(2008)认为导致中国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是碳泄漏和碳出口，这个观点印证了“污染天堂假说”。［6］

DaboGuanetal(2008)分析预测了1980年～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趋势，结论显示造成中国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因素分别是出口增长、内需消费和资本投资。［7］国内关于出口贸易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宋涛、郑挺国等(2007)基于EKC假设，研究中国人均GDP与人均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8］

齐晔等(2008)通过投入产出法计算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碳排放量，研究显示从1997年到2002年间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2%～14%，这个比重到2006年已达29．28%。［9］刘强等(2008)和孙小羽、臧新(2009)分别对我国出口贸易中重点行业的碳排放量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世界能源消耗、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越来越多地被转移到中国，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10－11］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出口贸易中的碳排放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绝大部分研究是基于全国范围数据的基础上展开的，很少有关于某一地区或区域范围内的研究。事实上，由于各地的出口状况各有不同，基于区域数据的研究可能更具有针对性和建议性。因此，根据以上的研究，借鉴相关文献，笔者对我国出口贸易中的区域碳排放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希望能揭示出口贸易活动中的区域碳排放情况与地区出口贸易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针对高碳产品在出口贸易中的转移问题提出建议。

目前关于区域性的出口贸易模式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还很少。长三角地区的对外贸易在改革开放以来极为活跃，贸易额约占到了全国总额的50%以上，长三角地区的浙江、江苏和上海的出口模式与能源利用各具特点，从贸易方式、出口企业类型和产品结构上来看，浙江省的出口以一般贸易为主，民营出口企业占主导地位，产品结构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江苏省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外资出口企业占比最高，产品以机电行业为主;而上海的出口产品层次较高，高新产业占主导地位。因此笔者拟在分析三地经济数据的基础上，探索出口贸易模式与碳排放的关系，以期为长三角地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政策建议。

二、出口贸易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

分析出口贸易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首先要确定各地区的碳排放量。碳排放量取决于能源消耗量及各种能源的碳转换系数，因此，笔者首先根据各地区能源消费量测算出相应的碳排放量，再以碳排放量为被解释变量来分析其与出口贸易模式之间的关系。

(一)碳排放的测算方法

碳排放可以分为人工排放和自然排放，人工排放主要包括化石燃料消耗和生物质燃烧等，其中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95%以上。根据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温室气体增加的主要来源是化石燃料燃烧。由于目前我国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因此大部分的测算研究都是基于对能源消费量的测算得来的。［12］笔者对以化石燃料为主的工业行业的碳排放量进行计算:

燃煤的碳释放量=煤炭消耗量×煤炭消耗的碳排转换系数

石油的碳释放量=石油消耗量×石油消耗的碳排转换系数

天然气的碳释放量=天然气消耗量×天然气消耗的碳排转换系数

以上能源的碳排放转换系数是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所确定的排放系数的基础上计算得来的(见表1)。

(二)数据来源

文中基础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能源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出口数据来源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另外，《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最新数据目前到2009年，因此，本研究的起止年限为2000年～2009年。

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0)上的能源消耗数据测算浙、沪、苏三地的碳排放量，具体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

(三)模型与实证结果

根据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模型参考马凯、李娟、陈岩(2010)的模型，［11］该模型是在ColeandElliott(2003)的基础上演变得到的:

lnCE=c+β1lnE+β2lnEL+β3lnF+β4lnM+β5lnT+ε

其中，CE表示三个地区的碳排放量;E代表以1952年不变价表示的出口额，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EL代表三个地区的资本劳动比率，该比值用资本存量与就业人数的比值来表示。从理论上讲，这个比值的增加表示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也就是说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化。F、M、T分别代表三个地区的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和加工贸易占出口贸易的比重，其数据来源于各地统计年鉴。另外，在不影响各个经济序列之间的协整关系的前提下，将所有数据取自然对数，借此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模型估算结果见表3。

(四)实证分析

表3显示了以碳排放量为被解释变量的浙、沪、苏三地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模型显示碳排放量对出口额的弹性系数为0．099，也就是说，出口额每增加1美元，碳排放量增加0．099吨。这说明，出口额对碳排放量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其中，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系数为－0．86，这说明出口总额中，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相应的碳排放量就减少0．86吨。此外，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的出口占比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系数分别是1．02和0.37，这说明出口额中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的出口比重的提高，都会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在模型估算结果中，机电产品出口占比的系数为－1．35，说明出口额中机电产品出口额比重的提高，会使碳排放量有显著下降。

从三地各自的情况来看，2010年浙江省每万美元出口额碳排放量为6．17吨，在浙、沪、苏三地中仅低于江苏，远远高于上海。这和浙江省的出口贸易方式有关。浙江省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出口产品结构层次最低，以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为主体，这些行业的资源转化效率相对较差，单位碳排放量较高。所以，造成浙江省单位出口额碳排放量较高的最主要因素在于密集的民营出口制造企业，这些企业的单位产品能耗比较高。而来自外资企业和加工企业的影响较小，因为从外资企业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量的比值来看，浙江省是比较低的，因此从“环境成本转移”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效应较小。

2010年上海市每万美元出口额碳排放量为2．8吨，表明上海的贸易模式环保效率最高。上海市的碳排放规模为三地中最小，但是上海市2010年的出口规模和浙江相近，使单位出口额碳排放量降低，这表明上海市的出口品结构较高。上海市机电产品出口占比保持在六成左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势相当迅猛。较高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减缓了碳排放的速度，其影响大于外资企业出口高占比带来的“高碳排放”效应。

2010年江苏省每万美元出口额碳排放量为6．25吨，为三地中最高。这和江苏省能源消费结构有关。在江苏省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80%左右，而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三种化石燃料中是最高的，这就使江苏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显示出非常明显的“高碳”特征。这样单一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很难改变。此外，江苏省外资企业出口占比很高，尽管江苏省高层次产品比重也很高，但其对环境污染的减弱作用仍不能抵消外资企业对环境的影响。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浙、沪、苏三地的面板数据分析显示，近年来三地出口贸易产生的碳排放量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其主要原因在于该地区的能源结构仍以煤炭为主，造成出口行业中高碳产品所占的比重较高。从出口贸易模式的角度来看，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机电产品出口比重的增加有利于碳排放量的减少，而加工贸易、外资企业出口占比的提高会增加碳排放量。因此，出口贸易模式与碳排放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对长三角地区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高出口产品结构层次，减少碳排放量

对于出口中“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的初级产品)的产业，应该有针对性地改变其出口数量。例如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促使出口企业转型升级;在制订出口退税政策时应体现差别性，通过退税政策鼓励低耗能产品的出口;对于那些高层次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出口产品应给予一定的鼓励和扶持;鼓励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等等。

(二)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制度，禁入高碳产业

目前，欧盟已对其能源、机械制造、钢铁、造纸、水泥及建材等行业的碳排放量实行了限制。瑞典、芬兰、丹麦、意大利与荷兰等欧洲国家已在其国内实施了碳税政策。日本对能耗较高的企业进行了限制与整改，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实行曝光、罚款等处罚。一些发达国家企业为了逃避本国的环境规制，正在以对外直接投资或加工贸易的方式，将高碳排放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13］针对这样的局面，我国在承接发达国家的投资项目时，必须有相关的政策制定，对高碳排放项目的投资应严格限制，防止外资出口企业以投资手段进行“环境成本转移”，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发展新能源产业，提高能源利用率

在制造业的三种主要化石燃料中，煤炭的含碳量是最高的，其次是石油，天然气最低。其他形式的能源如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及水能等都属于清洁能源。目前，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能源消耗仍然是以煤和石油为主，其他形式的能源消耗相对很少，有的地区甚至没有。本文中上海市的天然气利用占比是三地中最高的，这在单位出口的碳排放量上也得到了相应的体现。因此，必须实行能源多元化、清洁化发展，大力改善和调整能源结构，促进能源供应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