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论文范文

1闲暇与城市图书馆资源再配置的关系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城市居民时间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闲暇结构调整”成为现阶段能否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积极稳妥地进行闲暇结构调整，需要沿着闲暇的双重性与文化的双路径协同展开。其调整的路径依赖于文化型闲暇的形成过程，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影响城市生活方式，导致整个闲暇结构的形成或变动;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参与调整时所具有的能动性来自文化，城市图书馆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文化产物，这种与文化与生俱来的依存关系使得图书馆成为社会文化的象征，也使城市图书馆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固有的文化属性，主要表现在城市图书馆作为文化机构承担着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推动着文化研究与文化创新。同时，城市图书馆作为收集、整理、储存、传播、交流文化成果的社会信息服务设施与机构，提供了闲暇消费模式向消费生产模式转变的第三空间，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三维变量整合。城市图书馆第三空间的作用:生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生态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具有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态文明理念，从而提高实现从开环的末端性治理到闭环的全过程控制改变的可能性;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社会福利增加和社会和谐，实现社会福利要素的改进;与经济的关系表现为知识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实现从数量型的物质增长到知识型的服务增长的变革。

2闲暇视角下的城市图书馆资源再配置效应分析

2．1概念模型城市图书馆第三空间中文化型闲暇活动是通过对社会及他人精神财富的消费，同时这种消费过程又是对精神财富的消化、继承、积蓄、再造和创新过程，提升个人信息素养、技能素养和文化素养。它并非是一种单纯的闲暇健身、健心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沟通感情、获得信任和尊重或是地位的象征，实现城市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转化型累积。由此可得，文化型闲暇视角下的城市图书馆资源再配置传导机制是指通过城市图书馆的文化型闲暇消费生产，实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转化性积累，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加速资源再配置效率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从文化型闲暇视角对图书馆的资源再配置机制进行研究，可以整合生态—社会—经济变量，促进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全面推行。其主要包括:人力资本传导机制、社会资本传导机制以及通过沟通机制和学习机制，还存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联动机制。

2．2人力资本效应分析闲暇时间增加，但并没有明显地使效率损失的原因在于，人们延长了学习时间，特别是各种正规教育以及在职培训活动等，而日益减少了进入劳动市场的时间。学习时间是教育过程的一种投入要素，通过这种要素使用产生人力资本的积累。人们之所以选择闲暇，是基于有限理性假定，人们相信通过受教育闲暇时间利用可以提高其未来享受生活的能力，提高对自己未来的评价，从而降低对未来的贴现率。受教育闲暇时间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会增加闲暇的动态需求。但需要指出，用于人力资本的闲暇时间使用量随着年龄增加而趋于下降，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当寿命周期一定时，未来收益的当前价值将随年龄增加而减少;其二，投资成本将随着人力资本的增加而上升。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在市场上所进行的交易可看作是缔约各方之间关于产权的部分或全部转让，这些转让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合约安排来进行。然而，这些转让以及各种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相互协调都是有成本的，其中包括契约制定过程中当事人之间讨价还价的成本，以及执行契约条款的成本。契约的存在并不是因为物的交换的损益，而是隐含于物的背后的产权变动所引致的利益关系的调整。产权的核心是关于人的行为的约束条件，是对交易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明确界定。给定制度环境，那么产权分配直接与参与人的谈判力有关。假定给定制度环境，则资产的专用性一般是产权谈判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尤其异质性人力资本的累积可以提高其资产专用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2．3社会资本效应分析闲暇时间往往代表了非市场时间的有价值利用。这种非市场时间的有价值利用会产生行为人之间的非市场相互作用的经济效应即社会资本。需要强调这种非市场时间利用的经济效用可能并不是行为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初衷，具有偶然性和随意性。例如一个人利用闲暇时间参与图书馆服务，如在大量阅读过程中，进行“重复的社会性相互作用”，产生彼此沟通和信任而获得正外部性;以及这种正外部性感染到读者周围的人而获得正外部性。此外，阅读过程中能够明显改善人的紧张情绪和压力，给人带来快乐，这种快乐会波及相互作用的行为人而获得正外部性。读者获得的外部性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交易费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良好的社会资本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反之，社会资本不足，会增加交易费用。社会资本对交易费用的节约表现在它有利于成员间的合作与彼此信任，从而节省了协议谈判、拟定和执行的时间、精力和费用。首先，市场体制下仅存在经济交换，双方是相互独立的，没有任何依赖关系，一次交易的完成就意味着关系的终结。网络体制下不仅存在经济交换，也存在关系交换，交换建立不但是物的量与量的关系，而且建立的是人与人之间质的关系，即使完成一次交换，彼此之间依然存在持续的互动。由此网络交换同市场交换相比，网络交换变为一种重复博弈。经过一系列博弈之后，博弈方就能找到合作解。社会资本对交易费用的节约还表现在可以节约信息费用。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社会关系网络在信息获取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一张信息网络，较易于发现需求和供给，故交易搜索成本减少，甚至接近于零。

3结语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居民时间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积极稳妥地进行闲暇结构调整，需要沿着闲暇的双重性与文化的双路径协同展开。其调整的路径依赖于文化型闲暇的形成过程和城市图书馆第三空间作用发挥即培养城市居民的信息素养、文化素养和技能素养，实现城市居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从而降低资源再配置交易成本和加速资源再配置效率，推进社会城市化、循环经济和生态文明三维空间协调发展。

1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理论

1.1财政理论自1993年中央提出分税制改革后，分税制改革确立了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基本模式.学术界根据对前期试点情况的归纳总结和比较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国内经济研究有着较强的导向性，同时也认为分税制是建国以来规模范围最大的一次制度创新.[6]但其也存在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对称的现象，权责不明确的现象，政府层级过多，财政支出标准决策过度集中与规则絮乱并存的问题.[7]同时，地方政府也存在的财政困难，如地方债务的问题，地方政府权力争夺等.但不管怎样，中央政府最终都要为地方财政风险，承担最终的责任.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虽然在税收来征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可以进行自主控制.但是对对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最终的承担者还是中央政府.在分税制种种不足之下，有相关学者认为要对财政制度进行全局性的优化设计，[8]并进行渐进性的改革，实现财政民主化的建设.[9]财政分权与公共财政也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财政分权一方面地方政府间的分权竞争使得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与人民福利的目标相统一，利于改革的有效推进，加速中国市场现代化的进程，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会加剧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尤其是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公共财政对应于市场经济，是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调节收入分配.国内学者，更加倾向于支持制度性公共品的概念的研究，认为稳定经济的内容也是公共财政之一，[10]强调提供公共财政的多目标性协调性和顺序性.

1.2金融理论在对于金融理论的研究中，学术界更关注于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怎样的金融结构，才适合我国宏观经济的要求，不同的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把其它的专业性银行改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进而建立“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二级体系.[11]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应在建立金融结构之前，要对银行的呆账进行处理.[12]在中国金融结构改进上，由于政府起着主导作用，故其一直都存在着滞后性的问题，而此将会带来更大风险的积累.[13]且政府的金融调控，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允许并接受金融市场的某种非均衡，进而有学者提出，金融制度应向市场配置转型，渐进性的将利率市场化.[14]直接市场金融与证券市场发展方面，在我国直接融资的比例一直是较低的.有的学者认为直接融资可以有效的分散于控制金融风险，利于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发展，也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15]但也有可能造成中国资本市场结构和功能的失衡.[16]证券市场是虚拟经济的代表之一，它的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对虚拟资产价值的积累，但虚拟资产与所对应的事物资产的价值却越发脱离.特别是在经历2008年次贷危机后，学者认为虚拟价值的存在，需要进行有效的控制，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创新，完善金融体制.

1.3增长与发展理论中国经济的增长呈现着一种非均衡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要素与资本的投入，来推动经济的发展.高投资推动高增长的事实，已被国内学者普遍的认同.但是有学者认为目前投资过度，并带来了投资效益恶化的效果，[17]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同时，靠资本投入来引进技术，可能会导致结构性的失衡，过度依赖于进口技术，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甚至有学者察觉到我国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存在着“反效率配置”.总之，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非均衡”也凸显得越来越明显.中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的作用，即投资推动型增长，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引致劳动力结构转化，可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特色之一.根据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2007）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则是在赶超阶段利用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赶超快速发展.二则是中国正处于从低价的工业化向高成本的城市化的转向过程中.也正是在这种转向的过程中，工业化解决了“吃、穿、用”之后，那剩下的“住、行、学”则应由城镇化来解决.[18]总体上来看，中国现处于发展转变的阶段，即转型升级阶段，存在着四个中国化的特征，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强调政府的控制性、强调多目标的协调性和强调公平取向的落实性.在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前提条件是技术不断创新与发展，而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则依赖与制度的创新.[19]两着相互促进，但制度创新时根本.强调政府的控制性上，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资产与政策导向，会促进某一行业或领域的快速发展.政府需要扶持经济结构的转型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促使其又好又快的发展.强调多目标的协调性，主要体现在统筹兼顾上，既要经济快速的发展，也要自然环境得以保护.在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需要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的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利用外资与经济安全的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发展相统一.[19]强调公平取向的落实性，主要体现为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要落实好收入再分配的公平.为促进就业稳定，就需要落实就业与公平的相统一.

2结语

本文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进行了相关的梳理分析，通过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理论、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和增长与发展理论四个方面，来进行梳理研究.发现中国学者多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在研究中秉承着中庸的思想，对于在中国出现的极端例子较少的研究，多是从普遍典型事件中进行研究，得出相关的结论.本文只是粗略地梳理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理论，具有不足之处自不必多说.其目的也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概括性的梳理，望更多学者在道路上研究探索.

作者：夏红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

一、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扩散(1895年－1919年)

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之下，代表着中国思想领域先进力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在经济方面，他们学习西方社会的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以期推翻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面临的障碍和束缚，使得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实现国家富强。这一阶段，在传播西方经济理论的过程中起到主力军作用的是海外留学生。他们翻译和编著了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的经济学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以及新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等西方经济学流派也是在这一时期被介绍到中国的。严复、梁启超和孙中山是这批留学生中的杰出代表。作为近代中国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经济范畴的第一人，严复翻译的《原富》一书对晚清经济思想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76年，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正式出版，而出版于1902年的《原富》则是这部著作的中译本。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和思考，初步形成自己的经济思想。作为中国人翻译的首部西方经济学著作，《原富》使得中国人第一次比较系统的学习到通俗易懂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其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武器，一方面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经济思想，另一方面也大大推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梁启超是严复之后又一个在中国传播西方经济理论的重要人物，他在1902年到1915年间发表了数篇经济论著。梁启超的代表作品是出版于1903年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这本书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国家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和各主要理论，主要包括斯密派、非斯密派和新学派。梁启超详细介绍了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并认为这二者是西方经济理论界的前沿问题，这体现了梁启超经济思想的敏锐性和前瞻性。区别于严复，梁启超并未绝对否定重商主义，相反地，结合中国当时实际，他认为重商主义有利于保护中国民族工业和对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梁启超“开创了中国近代的经济思想学说史学科”。孙中山是将西方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的关键人物。在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孙中山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孙中山早年在外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这些著作中对其后来的“民生主义”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一本是美国人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民生主义一方面要求“平均地权”，对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另一方面要求“节制资本”，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提出了合理的规划和要求。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带有纲领性色彩的经济理论，它不仅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也对劳动人民的生活福利予以考虑和关怀，同时还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溃疡，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不仅包含内容丰富类别完整的经济理论，也对解决经济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主张。所以说，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者。必须要注意到的一点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其经济政策也由自由放任转变为贸易保护，此时的西方经济学说已经是庸俗化了的经济学。但在长期封闭的中国盛行了两千多年的“重农抑商”、“崇本抑末”、“重义轻利”等封建传统经济思想面前，即使是庸俗化了的西方经济学说，对于那时候的国人来说仍然是那样的醍醐灌顶。这些理论的传入逐渐瓦解了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封建经济思想，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大解放。

二、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继续扩散与发展(1919年－1949年)

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高峰。在此之前，传播西方经济理论的留学生主要以留日学生为主，相应的，传入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知识和理论也主要是经过日本这第一道口的二手资料。但是随着大批在欧美国家学习的留学生回国，这一局面终被打破。从欧美国家回来的留学生带回了他们在欧美学到的第一手的经济学理论和知识，这也使得传入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更具有时效性。据文献记载，这一阶段，在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马歇尔新古典经济理论已在国内开始传播，以及后来的新剑桥学派经济理论也被引入中国并被大批学者接受并传播。这说明了当时被引入中国的西方经济理论并不滞后于西方国家，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年代差距也并非很大。在这一时期，对我国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也传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主要通过海外华人传入中国，包括旅欧华人、旅日华人以及旅俄华人。旅欧华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的先驱。在欧洲的华工和勤工俭学的中国先进分子成为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的重要力量。他们身处西欧，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的实际状况，亲眼目睹了在这样的大机器工业背景下备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同时，西欧又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发源地，旅欧华人在这里最早接触到了最纯粹最原始的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观念深深地植入了他们的思想中。旅欧华人在西欧组织了多个进步组织，如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公学世界社、劳动学会等，《华工杂志》《旅欧周刊》《华工旬刊》等由他们创办的刊物成为他们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蔡和森、邓小平、等旅欧留学生直接研读并翻译了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著作，成为较早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到处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先行者。

旅日华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的使者。日本是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这里的留学生和华人通过创办报刊，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除此之外，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也是最早在日本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们回国后在国内把马克思主义一步步由理论变为实践，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地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经济理论。旅俄华人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生力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俄国的中国劳工纷纷加入到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斗争中去。他们或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或加入苏俄红军和工人赤卫队，总之，旅俄华工是最有觉悟、最具先进性、最先接触到列宁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旅俄华工联合会”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并陆续在全国建立了分会，出版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仅局限于报刊宣传，“旅俄华工联合会”还陆续派会员回国，向中国有识之士和知识分子面对面宣传十月革命。此外，“旅俄华工联合会”还想方设法和孙中山取得联系，积极主动地向他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并通过孙中山向全中国人民广泛宣扬。旅俄华人在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国内影响深远，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的中坚力量。

三、西方经济理论的传入对中国的影响

西方经济理论的传入对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从短期来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不仅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建设途径等内容进行了科学的阐述，而且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经济压迫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纲领。此外，中国社会各界人士从振兴中国经济的需求出发，把西方经济学说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思想主张，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指导了中国的经济实践。本时期民族企业的发展催生了大批的民族企业家，他们在结合自身企业实际的基础上借鉴和运用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提出了很多具有东方特色的企业经营和管理思想。在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为了建立强势政府、规范经济运行和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提出了发展国家资本的思想，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出现了官僚家族借经济发展之名而谋取私利的现象，形成了近代中国特有的大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相共存的局面。对于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其次，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西方经济理论成为了以后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无论是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还是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有着西方经济理论的支撑，这也是我国融入全球化浪潮的重要基础。

一、文献综述

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广义虚拟经济成为了社会与学术界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已经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突出对心理需求的满足是广义虚拟经济的主要特征。当今传统的经济研究将重点放在对物的研究上，而忽视了人的心理需求这个关键因素。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则是以人的价值判断为基准，充分考虑人的心理需求，形成了“看不见的心”的新规制。林左鸣（2010、2011）指出，在“物本”，即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会开始寻求“人本”的满足，即对心理需求的满足。这充分体现了广义虚拟经济有别于传统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次，虚拟价值的交换是实现广义虚拟经济的途径。广义虚拟经济通过创造满足人们心理需要的虚拟价值，来实现其经济活动的意义，它的出现为许多在实体经济上无法再获得发展空间的经济体，带来了又一轮大踏步前进的动力。如IBM、ISPAOL（美国在线公司）和华纳公司就是通过成功进军广义虚拟经济，从而获得新一轮大发展的典范；而Sony则因为踌躇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而被诸多竞争者后来居上，不仅失去了虚拟经济的新阵地，也失去了原有领域的竞争优势（晓林等，2008）。再次，基于价值论的新财富观是广义虚拟经济的基础与起点。广义虚拟经济坚持认为财富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并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从生活价值论的意义上讨论了财富的新属性，拓展了财富生成的空间，并运用新的财富观念审视了虚拟价值的属性（林左鸣等，2006）。基于价值论的基本思想，广义虚拟经济又进而发展出了二元人本论以及系统论等主要理论分支，并使得基于价值论、二元人本论与系统论的广义虚拟经济与基于金融轮的狭义虚拟经济一起，构成了描述虚拟经济的理论，并与实体经济理论相互促进和补充。（成思危，1999、2003；刘骏民，2000；陈吉磊等，2011；林左鸣等，2011；王延亮等，2011；宗寒，2012；曾鸿，2012；周永刚等，2013）第四，应用性研究是广义虚拟经济研究的新方向。随着广义虚拟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相关理论也逐渐被应用于对各个行业。传媒（吴秀生，2006）、农业与农村发展（吴秀生等，2007）、物联网与新能源（萧琛等，2011）、ICE（智能文化教育）产业（萧琛等，2011）等领域都出现了广义虚拟经济研究的视角。最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成为了研究服务业、家庭服务业问题的有效方法。针对服务业，学者们提出，传统服务行业的企业员工通过向顾客提供服务来完成商品价值的传递，在服务关系中，人们的心理特征和需求等内在因素对服务评价的影响作用相对于客观外在的的因素更为显著。对广义虚拟经济与服务业的相关研究显示，消费者的社会群聚性需求、信任、关系倾向等心理因素对顾客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顾客满意度的大小又最终决定了顾客对服务忠诚度的高低。顾客的忠诚度越高，说明服务不仅仅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要，而且相比之下更多的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易楠等，2012；张明立等，2014；张运良等，2012）。具体到家庭服务业，近年来也开始有学者就如何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去研究家庭服务业该如何发展（王志刚等，2012）、家庭服务业如何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如何避免家庭服务业中的“私签”现象等具体问题展开了研究与探讨（王志刚等，2012）。综上所述，家庭服务业作为广义虚拟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产业，其未来发展也必须由现在的“物本”，向“人本”的方向发展。但是，目前在研究广义虚拟经济的相关文献中，理论性研究较多，应用性研究较少；在为数不多的应用性研究中，针对基于信息技术等直接创造虚拟价值的行业研究较多，而针对像家庭服务业这种基于劳动，同时需要实现从实体价值向虚拟价值转换的行业的研究较少；在将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运用于家庭服务业的有关研究中，也鲜有学者运用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从微观层面，就消费者对家庭服务的选择行为及支付意愿进行研究。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一）样本数据来源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于对北京地区家庭服务业市场问卷抽样调研。调研地点选择家庭服务公司数量较多的朝阳区、西城区、东城区与海淀区。调研共回收问卷825份，其中有效问卷768份，有效率为93.09%。

（二）样本特征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调研样本中性别比例比较平衡，男女基本各占一半。年龄层次偏年轻化，其中20~30岁以及30~40岁分别超过三分之一，是调查样本的主要年龄层次。样本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其中本科及硕士以上占比分别超过四成和两成，本科以上学历总共超过七成。而小学、初中占比较小，高中、技校、中专以及大专共占比约三成。出现这样结果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源于样本年轻化，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受过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在北京工作人群大多具有学历上的基本准入条件，这样就使得样本文化程度较高。有学龄前儿童的样本对家庭服务业中早教以及母婴护理有着比较明显的需求，随着近年来消费意识的转变，对其需求更加强烈。同时，早教及母婴护理类型的工作，相对来说具备一定技术上的要求。从样本的居住情况来看，北京市拥有较多的外来人口，且在北京购买住宅、子女教育都与户口有着直接的关系。样本中北京户口人群占六成，外地户口占四成。从住所性质来看，自有住房占据一半比例，其次是选择在北京租房居住占到三成；居住在单位提供的公寓占到两成。大体上说，自有住房意味着在北京安家，可以侧面反映这部分人群多为固定居住人群，对家庭服务业选择的概率要大于另外一半流动性较强的群体。从居住状态上逾一半样本人群和朋友共同居住，有五分之一的人处于独自居住状态，与配偶居住的占到近两成，仅与父母居住的占到很小非比例。这显示，居住状态的特征，反映了样本年龄层次的生活特点。从样本的工作性质来看，普通的企业员工占到三分之一，企业管理者占比为四分之一，技术人员，公务员所占比例不到两成，而工人、私营业主或者无业退休人员占比更小。数据反映出样本人群大多处于较为繁忙的工作状态。从样本的月收入水平来看，5000～10000元水平占据最大比例，将近四成，处于每月5000元以下的占比不到两成，而仅四成样本群体收入超过每月1万元，受调查者中月收入超过2万元的占比不到一成。相比2013年北京市民5453元的月平均收入来说，受调查者的总体月收入水平与北京市平均水平持平。从对家庭服务员的雇佣情况来看，调查样本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群正在雇佣家庭服务员。家庭服务中提供做饭和保洁工作的比率分别为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总和将近六成。而老人、病人、母婴等护理性服务具有相似比例，分别占比不到两成。若我们按照工作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将家庭服务员从事的工作进行分类，把保洁、做饭等低水平工作归为家庭劳动类服务，把老人与母婴的护理等需要一定技能的工作归为家庭护理类服务，把早教与家教外教等需要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作归为家庭教育类服务，则目前被调查区域从事家庭劳动类的家庭服务员还是占据大多数。这说明，在北京市家庭服务业中传统服务类型占据较大市场。对家庭服务的支付情况来看，占最多比例的是每月3000元以下的水平，其中每月2000~3000元的占到三分之一，而能够超过每月4000元的仅有不到一成。

三、计量模型

本文的分析分成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了解什么样的消费者会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在这个阶段，我们会考察消费者的个人特征、职业和居住情况等因素对消费者雇佣决策的影响。第二阶段，我们要了解在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的消费者中，消费者是否愿意为高水平家庭服务工作进行更高的支付。本研究在实证分析上最大的特点是，只有当消费者在第一阶段选择了雇佣家庭服务后，第二阶段的如家庭服务工作层次等变量才能被观察到。对于这个过程可能产生的选择性偏误（selectionbias），本文采取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减少其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一般的，Heckman备择模型可以用来估计第二阶段因变量为连续变量的问题。而本文遇到的问题是，在进行样本选择后，即当消费者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后，第二阶段面对的是一个需要进行有序probit回归的步骤，因为支付意愿是由低到高排列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使用有序probit回归或者Heckman二阶段回归。对此，Vella（1998）从假设、估计方法和数据结构三个方面讨论了存在样本选择时的估计问题；Nayg（a2003）运用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研究了消费者对辐照食品的支付意愿；DeLucaetal（.2011）又对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估计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与补充。根据具体情形，本文利用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来进行估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若ρ=0，则atanhρ=0，则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与一般的有序probit将得到同样的结果。若ρ≠0，则必须运用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回归来估计最终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四、计量结果

一、《通论》的批判性

1929年大萧条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而正统经济学（即以马歇尔、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失业的解释是名义工资没有及时得到调整，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不能对当时的经济危机提出对策。凯恩斯明确指出这是经济学本身出了问题，在他给萧伯纳的信中，凯恩斯写道他要写一本书，要在未来十年的时间改变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这本书便是后来引发“凯恩斯革命”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可见，凯恩斯写作《通论》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原有的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凯恩斯把《通论》的最终书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个月，这本书便出现在了各大书店，引发了人们的热议（King，2003）。概括讲，《通论》的核心观点是批判原有的经济学忽略了货币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种实物经济，而现实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货币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现实的货币经济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实，《通论》并不意味着凯恩斯思想的突然转变，而应该看作是他学术思想的自然演变。众所周知，凯恩斯经济学三部曲是《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三部著作题名都以“货币”作为中心词，突出了凯恩斯对货币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体现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连贯与传承。

1933年，凯恩斯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阐明了现实经济和新古典实物分析的经济的区别，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工资经济”，企业家雇佣劳动从事生产的目的是获得货币利润。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在批判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把传统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内容实体是马歇尔、庇古、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实际上是今天人们指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通过劳动市场上实际工资的变动决定就业量的就业理论和实际不符，因为现实中工人和企业签订的是货币工资契约，工人会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但鲜有听说有工人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罢工的情况。在凯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转而强调现实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认为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进而强调企业家在决定就业和产出方面的主导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所在：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本质上的不同（凯恩斯，1930）。

二、IS-LM模型与新古典综合派

1936年10月，在牛津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协会的会议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个简单的图表示这一模型。IS-LL模型作为对《通论》的解读，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实际上，扬（WarrenYoung）指出，哈罗德和米德对IS-LM模型的贡献同样重要，但他们只用了联立方程组而没用图形，使得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广泛认可（Young，1987）。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质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强调多个市场同时均衡，用联立方程组的方式求得最终均衡解。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均衡，貌似加进了货币，但却是建立在货币外生的基础上，其背后仍是实物分析的商品货币理论。IS-LM模型经过汉森的《<通论>导读》的推广，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迅速流传开来。汉森的学生，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阐述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一词，1970年时，萨缪尔森在第八版《经济学》中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蒋自强、史晋川，2008）。新古典综合派以“正统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身份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位置，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对《通论》的解释和后来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宾等对这种解释的修正，甚至曾一度达到了宏观经济学中除了“凯恩斯主义”，再无其他理论的程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费函数、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综合派推论出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和凯恩斯如出一辙，或者说人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完美的解释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此外，新古典综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事实。三是，新古典综合派为劳伦斯•克莱因和考莱斯委员会（Cowles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基础。这些计量模型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路径（斯诺登等，1994）。

三、剑桥资本争论与后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通论》的解读遭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卡恩（RichardF.Kahn）、斯拉法（PieroSraffa）、卡尔多（NicholasKaldor）。除卡尔多外，其余几位都是“剑桥学术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召集起来的当时剑桥大学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目的是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通论》的合作者（Kahn，1984）。剑桥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综合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解读凯恩斯《通论》，认为这有违凯恩斯革命的本意，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凯恩斯《通论》批判的对象。批判由琼•罗宾逊发起，针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但很快扩展至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这场争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剑桥资本争论”。当时几乎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有关文章也都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承认新剑桥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综合的逻辑批判是有效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流”等违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现象在异质品模型中会经常出现，从而不能够当作反常现象来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AEA）的新奥尔良会议（NewOrleansMeeting）上，琼•罗宾逊发表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演讲，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危机时刻到来了（Robinson，1972）。之后，罗宾逊出版了和她的学生伊特维尔（JohnEatwell）合作的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试图提供另一种经济学分析范式，取代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但事与愿违，《现代经济学导论》因其难度不适合初学者，而且选题和整体设计方面都有不足，从教科书流行的角度看，并没有取得罗宾逊期望的效果，主导经济学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综合派观点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罗宾逊夫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当时，新古典综合派仍是主流经济学，所谓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顶尖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仍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受到逻辑批判就放弃自己的“经济学阵地”。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罗宾逊、斯拉法、卡恩、卡尔多等剑桥经济学家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一时后继乏人，形势陡转直下，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声音大为减弱，甚至被完全湮没。剑桥资本争论被搁置，主流经济学得以继续使用遭受严厉批判的生产函数等理论工具研究经济学。新剑桥学派后来多被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罗宾逊夫人和她的剑桥同事们精心构建了其包含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拓展和完善了凯恩斯经济学（王璐，2014）。

四、新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古典综合

一、拉美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事实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问题上的分歧也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中叶，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挑战发达国家对发展问题的看法。当时，西方正统发展理论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等而视之，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是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实现从传统社会向具有经济富裕、工业发达、政治稳定、社会流动等特征的现代社会逐步过渡的过程。对此，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形成了“第一个产生于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理论”，即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①。1949年5月，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递交了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其对发展理论的看法。在这份报告中，普雷维什开宗明义地说“：现实正在削弱陈旧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格局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概念，直到最近仍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格局下，落到拉美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部分的专门任务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②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国际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在这一“中心-外围”的关系中，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中心国家，并且迅速而均衡地传播到它的整个经济体系，因而中心国家的经济结构具有同质性和多样性。所谓的“同质性”，是指现代化的生产技术贯穿于中心国家的整个经济；而其经济结构的“多样性”表明，中心国家的生产覆盖了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在内的相对广泛的领域。外围部分的经济结构则完全不同：一方面，外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是单一专业化的，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源用于扩大初级产品生产部门，而对工业制成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多依靠进口。另一方面“，外围”部分的经济结构还是异质性的，即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经济与使用现代化生产技术，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同时存在。

显然，技术进步的利益在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是不均衡分布的：中心首先发生技术进步，是技术创新者和发展的动力，它以向外围出售工业制成品为主；外围则是经济和技术落后的地区，它通过出口初级产品而与世界经济体系产生了联系。一般说来，相对于初级产品生产部门而言，工业部门更容易吸收新技术，因而技术水平高。工业技术进步会提高工业生产率，使工业的要素收入增加，并使制成品价格较高。而初级产品部门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从而使初级产品的价格较低。这样造成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相对制成品而言呈现出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在贸易周期的上升阶段，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价格都会上涨，但在贸易周期的下降阶段，由于制成品市场具有垄断性质，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的程度要比制成品严重得多。这样，贸易周期的反复出现，就意味着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之间价格差距的不断拉大，从而使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对此，普雷维什考察了1876-1938年间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的平均价格指数，以1876-1880年的价格指数为100，计算出以后各年的原材料价格与制成品价格之比，即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结果表明，到1936-1938年初级产品的贸易比价已降至64.1。也就是说，一定量的原材料在19世纪70年代所能购买到的制成品，到20世纪30年代只能买到其中的64.1％了③。普雷维什由此得出结论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

为了摆脱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掣肘，外围国家的唯一出路是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改变自身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经济结构，从而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所谓进口替代，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限制特别的工业制成品进口来促进国内工业扩张的发展战略，它主要借助于关税保护、非关税限制和汇率高估等政策工具来加以推行，因而非常重视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干预作用。拉美结构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揭示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二元结构特征，从理论上阐释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并指出了解决之道。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从替代生产非耐用工业品的初级阶段向替代生产耐用消费品、资本品的高级阶段转变，这种战略本身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其中国内市场狭小和过度保护导致的低效率尤为突出①。对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所遇到的困难，拉美结构主义理论指出，其解决办法在于通过加强外围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扩大进口替代所依托的“国内市场”，从而给这种战略以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可见，拉美结构主义带有非常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虽然它清楚地认识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国际分工带给后者的不利影响，但只是希望在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内去寻求出路。尽管如此，这一理论流派的基本逻辑已经非常清晰地揭示出这样的客观现实：正是在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形成过程中，发达的中心国家通过“贸易条件恶化”机制不断盘剥着落后的外围国家和地区，实际上是剥夺了后者寻求发展的“权利”。

二、依附理论与发展权概念的产生

拉美结构主义的上述逻辑，很快在一个更加激进的理论流派中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并成为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社会的思想潮流。这个理论流派就是所谓的“依附论”，它是60年代由拉美经济学家在对发展中国家不发达问题的探讨和辩论中形成的一种理论。该理论包括众多的流派，其中较有影响的流派有以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萨米尔•阿明为代表的“不发达理论”，以奥斯瓦尔多•松克尔和塞尔索•富尔塔多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依附理论”，以鲁伊•毛罗•马里尼、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以及介于后二者之间的、以社会学者为主体的依附理论流派，其代表人物有阿尼瓦尔•基哈诺、费尔南多•卡尔多索②。一方面，依附论学者对拉美结构主义理论倡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它鼓励了外部势力对外围国家的渗透，大量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建立导致了它们对外围国家工业结构的垄断和本国生产商的消失，加强了本国资产阶级与国际资本的联盟，造成了外围国家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分裂③。另一方面，依附论学者继承和发展了拉美结构主义的“中心-外围”理论，认为外围国家在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难以找到出路。例如，萨米尔•阿明在拉美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外围资本主义”论。这种理论认为，“不发达”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结构，即“外围资本主义”，它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一是殖民地贸易，它造成前资本主义农业关系的畸形和手工业的破产；二是外国投资，它在外围国家中造就了大量用于出口的现代部门，但其劳动力报酬十分低下，从而形成了不平等交换的条件；三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导致了畸形的国内市场；四是跨国公司内部的国际分工，外围国家提供初级产品，而中心国家提供设备和软件，这种格局使外围国家丧失了自身发展的主动性。由于上述四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外围资本主义”结构的产生，“不发达”现象正是世界资本积累中“外围型”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①。

弗兰克则稍有不同，他提出了所谓的“宗主国-卫星国”概念来替代拉美结构主义的“中心-外围”概念。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形成了不平等的“两极”：“宗主国”中心和“卫星国”外围，而且“宗主国剥夺并占有卫星国的经济剩余用于自己的经济发展。卫星国由于不能获得自己的剩余，由于两极分化的原因和宗主国在卫星国内部经济结构中引进并保持剥削关系而处于不发达状态”②。也就是说，“卫星国”的不发达是“宗主国”扩张的结果，“发达”与“不发达”都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相互联系和同时发生的现象。中心国家的“发达”是剥削和掠夺外围国家的结果，是以外围国家的“不发达”为代价实现的。对此，弗兰克进一步强调说：“不发达并不是由于孤立于世界历史主流之外的那些地区中古老体制的存在和缺乏资本的原因所造成的。恰恰相反，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进程。”③因此，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结果是，外围国家长期处于一种“依附性”的状态，即“一些国家的经济以它们所从属的其他国家的发展和扩张为条件的一种状况。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或者这些国家与世界贸易体制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将成为一种依附性关系：某些居统治地位的国家能够扩张并能够自力发展，而其他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其发展只能是前者扩张的一种反映……依附性的基本情况将使这些国家处于落后的和受剥削的地位”④。换言之，在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外围国家甚至被剥夺了“发展的动力”，其发展的动力不是来源于自身，而是来自其所依附的中心国家。这里，外围国家被剥夺的“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就是“寻求自身发展的权利”，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扩张所导致的国际经济体系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一种被剥削、被控制的地位，不仅使这些国家失去了“发展的权利”，也剥夺了其民众获得发展的“权利”。

在这样的国际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只要外围国家不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它对中心的依附关系就不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唯一出路是打破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美国经济学家米歇尔•P.托达罗指出：“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劳尔•普雷维什以及其他拉美持依附理论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中心-外围’分析。”⑤事实上，在依附理论开始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一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在1964年3月至6月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普雷维什以秘书长的身份作了大会报告。他指出，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初级产品出口增长缓慢、工业品出口遭受歧视、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和外债负担日益加重等一系列困难，“为了解决困扰整个世界，特别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问题，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秩序”①。1964年8月，不结盟运动在开罗召开第二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首次正式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1967年7月，七十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通过了《阿尔及尔宪章》，再次重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性。进入7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1974年5月1日，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确立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行动纲领；同年12月，第29届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标志着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正是在不断推进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对发展问题和人权问题的看法不断深化，发展权概念随即应运而生。

一、《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宏观经济理论是学者对经济现象的判断和解读，不同的学者判断和解读会有差异，政策主张也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是学者对经典宏观经济理论的总结，教科书中的理论内容差异不大，但在具体内容的组织安排上体现出编者的观点和思路。在美国，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2］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总需求理论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国内很多学者以萨缪尔森的理论体系为参考，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编著按照短期到长期分析的理论演变脉络，来按如下顺序安排宏观经济学内容:基本概念和理论铺垫、宏观经济分析概述、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及政策效应分析、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失业与同伙膨胀、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其中以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下)》为代表［3］。但萨缪尔森第15版《经济学》发行之后，一些评论家委婉地挑明“其流行势头似成强弩之末”。同期，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教科书都开始引起轰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4］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六百余所大学用作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科书。该书的中译本在中国的流行势头逐渐超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成为国内选用较多的原版经济学教科书。同时曼昆编写的《经济学原理》的理论体系也逐渐被更多的中国经济学者接受，成为国内学者编著《宏观经济学》参考的对象，其中以黄亚钧的《宏观经济学》为代表［5］。黄的教科书在结构上分为三篇:第一篇是宏观经济的长期模型，主要是介绍宏观经济学的古典理论;第二篇是宏观经济的短期模型，主要分析凯恩斯理论;第三篇则是宏观经济模型的深化，主要讨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一理论体系结构基本体现了多数学者认可“古典理论用来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规律，凯恩斯理论解释宏观经济运行的短期行为”的观点。所以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呈现“百家争鸣”状态。从理论体系看，曼昆体系虽后来居上，但萨缪尔森体系依然为很多学者所采用。加之同为经济管理类学生不同学校定位不同，学生的培养方案也就不同，教师对《宏观经济学》课程的要求也会略有差异，因此高等学校的教师结合学校的培养目标和自身对学科的理解，编著不同理论体系和内容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已经成为时下的趋势。

二、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理论在中国的非完全适用

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看，宏观经济理论从来都是与现实经济环境紧密相连的。虽然不同学派针对不同的经济环境得出不同的经济理论，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环境的，市场经济在发达国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我们这个共和国来说仅仅是几十年的事情，几乎是全新的概念。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绝非易事，我们不仅需要从别人的实践中获取经验和要用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改革，还要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教训。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建立的过程中，通货膨胀、失业会出现明显的过渡阶段的特征，成熟市场机制下的的失业、通货膨胀理论有时难以准确解释中国特有的失业、通货膨胀现象，出现非完全的适用性。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的完善和建立，市场调节作用的出现，失业和通货膨胀现象会逐渐回归合理。

(一)失业理论在中国的非完全适用自然失业、周期性失业是基于发达国家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和经济运行历程总结出来的失业理论。关于失业治理，最早定义自然失业概念的弗里德曼主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周期性失业由凯恩斯提出，他认为在经济衰退中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周期性失业的根本原因，主张以扩张需求为手段，通过看得见的手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体制仍然存在，且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够通畅。因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二元经济中的农村失业和转制过程中国有企业的隐蔽失业转化为公开的失业，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因此，中国特有的失业背景是我们参考借鉴发达国家的失业理论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二)通货膨胀理论在中国的非完全适用依据发达国家发展规律总结出来的通货膨胀理论一般将通货膨胀分为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通货膨胀是微弱的，改革开放后特别是80年代末到90年中期通货膨胀严重，如果忽略中国经济转轨的背景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经验标准，显然不够准确。中国80年代末到90年中期的通货膨胀从生成机制上看更多的和当时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背景有直接的关系。经济转轨中，市场货币化表现为长期的成本推进，从而造成了结构性物价上涨。经济转轨之前，中国的初级产品、基本服务实行福利化低定价，工业品高定价，生产要素的低回报。转轨过程实际是上述价格向市场化合理价格调整过程，表现为工业品价格小幅上涨，初级产品、基本服务价格回归合理、价格上涨，实物性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推开基础上的工资成本真实化。这样的过程分解到各年度表现为成本推动，也必然会使各年度物价水平出现上涨。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必经过程。很显然，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处于隐形状态，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压力被隐藏，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的建立意味着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压力被显现，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三、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引入的合理方式

(一)宏观经济学的模型特点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系统化、模型化的学科。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的得到是通过模型的建立得到，具体过程如下:将部分现实中存在但不影响根本结论的次要因素忽略不计，建立一系列假设，经数学推导得到可控因素或者政策变量，以提供政策治理方向［6］。这样的理论框架分析与高中课程的学习方式截然不同，对于仅仅接触微观经济学这样一门专业基础课、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实践的本科生而言，太过抽象，理论性偏强。但针对普通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宏观经济学》课程需要既体现理论性又要体现实用性。这就要求在抽象的理论推导后，能将结论和现实结合起来，体现理论的实用性。理论和现实的结合，除去源自于发达国家的经典案例现实，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调节作用的逐步增强，如果能有机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经济问题那么学生的直观感觉更加强烈。

一、马克思、恩格斯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研究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他们分析的对象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由于时代和研究任务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集中展开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论述，甚至没有出现“市场经济”的明确概念，但把他们的有关理论和观点综合起来，仍然形成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一)关于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

1．关于市场经济及其类型(1)市场经济是一种形式、一个阶段或一种标志。第一，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是一种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经济形式。“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决不是和自然经济对立的两种不同的独立的交易形式”①，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发展阶段应该是交换经济。第二，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物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这个阶段从开始为了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用工资雇用除劳动力以外别无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并把产品的卖价超过其支出的赢余部分纳入腰包的条件下，才获得充分的发展。”②第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③(2)市场经济有简单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分。市场经济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只是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作为商品而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④存在于各个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简单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以前的)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但是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⑤。但决不能把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等同起来。如果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会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

2．关于市场、市场体系与市场交易规则(1)对市场概念的理解。一是从分工的角度看，市场是全部关系的总和。“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的各自产品互相成为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⑥市场是“商品占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⑦。二是从商品流通的角度看，市场是交换的场所。产品交换这个运动是在市场上完成的。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⑧。三是从运动的角度看，市场是商品经济运动中的交换行为的总和。“川流不息的、或多或少发生在社会整个表面上的交换总和，交换总体，即交换行为的体系。”⑨(2)对市场体系的分析。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了不同的市场体系。从社会总产品的角度看，按最终用途，市场可分为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资料市场。从时序看，马克思又把市场划分为现货市场、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等。从范围看，市场有一个外部的地理界限。马克思分别论述了地方、远方市场，城市、乡村市场，国内区域、统一市场，国内、国际和世界市场等。但就整体而言，市场“分为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⑩(3)市场交易原则。马克思认为，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市场交换关系的经济内容包含三个要素:交换者、交换的对象和交换行为本身。通过交换行为的媒介作用，“主体才表现为交换者，相等的人，而他们的客体则表现为等价物，相等的东西”瑏瑡。因此，市场交换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第一，自由平等的原则。“从交换行为本身出发，个人，每一个人，都自身反映为排他的并占支配地位的(具有决定作用的)交换主体。因而这就确立了个人的完全自由: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因此，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瑏瑢第二，等价交换的原则。即商品交换是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个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瑏瑣第三，竞争原则。竞争是市场的伴生物，有市场经济就存在竞争。竞争实际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调节器。“社会分工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

3．关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市场经济运行有自己的规律———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恰好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从而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瑏瑥价格、供求与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正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1)供求关系的变动。在市场上，买者和卖者构成市场的主体。而买者和卖者的关系，就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也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由于需求和供给的波动，由于生产费用和交换价值之间的不相适应，需求和供给只是暂时地相适应，而紧接着暂时的相适应又开始波动和不相适应。”瑏瑦换句话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供给与需求并不总是能完全一致，供需之间的不一致和波动是经常存在的。(2)供求与价格的互动与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就是供给与需求相互协调作用的过程。“如果求过于供，价格就会上涨，因而就会刺激供应;只要市场上供应一增加，价格又会下跌，而如果供过于求，价格就会急剧下降，因而需求又增加。情况总是这样;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总是兴奋和消沉相更迭(这种更迭排斥一切进步)，永无止境地摇摆不定。”瑏瑧正是在价格与供求关系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过程中，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在不断的波动中大体地维持着平衡。(3)竞争、供求与价格的相互作用。“商品价格通过竞争时而高于商品的价值，时而低于商品的价值，但竞争不断地使这种不等和差额趋向消失，同样又不断地把它们再生产出来。商品价格的运动是以竞争为中介的运动，它是大量生产者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的调节者，正是这种运动引起了各个个别生产部门内生产者的不断地流出和流入———这就是所谓的需求和供给的规律，这一规律一方面决定着价格，另一方面又要由价格来决定。”

4．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国家或政府的作用，这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实属难得。第一，国家或政府作用的必然性。马克思认为，利益分化使得国家或政府的作用成为必要。“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瑏瑩第二，强调国家或政府的职能是一个动态过程。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或国家的职能有扩大的趋势，主要体现为公共支出的膨胀和公共部门的强大。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同现代社会比起来，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会极为显著地缩减，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日益减少，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日益增长。第三，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必须与经济发展保持同向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否则会带来巨大的浪费。“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瑐瑠第四，政府的行为方式有好坏之分。“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

(二)关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