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论文范文

一、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的问题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目前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相当长期里主要依赖进口与出口。国内经济消费对于拉动经济的作用不明显。内需与外需不平衡，投资与消费不平衡。第二，产业结构不平衡。作为能源物质的生产者，生产性的服务业发展较滞后。第三，生产环节的结构性不平衡。经济的大力发展长期依赖于高强度的生产投入，科技进步与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第四，城乡结构的不平平衡。城市作为经济的中心，掌握的资源与信息多，经济建设速度较快。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没有信息与资金优势，经济发展较慢。最后，区域结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相对中西部内陆地区及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从总体来看，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不平衡，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损害大，地域空间布局不合理。三大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城乡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发展落后。

资源消耗大，环境保护压力大。这种种矛盾会导阻碍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资源在生产过程中就会产能效率不高，造成能源浪费，影响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为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要素的投入。经济转型的宗旨是必须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引导经济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科技创新，人民生活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最终达到：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发展。

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几点建议

1.尊重我国经济的客观情况我国虽然是经济发展增速较快的国家，但人口众多，经济结构层次低。在借鉴其它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模式的过程中，不能照搬照抄，只是一味强调发展科技含量高的产业。要遵循我国资源较丰富的客观事实，在参与国际竞争时，资源优势是我国的长处。

2.加强教育与鼓励研发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必须持续不断的支持与加强。社会研发带有公众性，民间组织很少能给予资金帮助。政府可以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鼓励全社会进行科技研发与创新。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上，加大审批力度，注重科学技术的创新性与实用性，加强审核力度，合理利用科研经费。注重维护知识产权也是促进社会创新的重要内容。

3.减少区域间差别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都要考虑，合理控制生产规模，使产品在两个市场竞争中，都具有较强实力。出口产业可以向东部大城市与大港口转移，合理规划，控制发展密度，不能盲目向西部地区迁移，避免造成新的地方经济的不均衡。

4.合理引导民间投资在低碳经济引发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可以积极引导民间资本的介入，促进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民间资本可以采用私募投资基金，在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过程中发展作用。在政府部门的合理引导下，民间资本会推动低碳经济产业的调整。

一、广州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分配结构的僵化制约了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从总量数据看，1999—2012年，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均在35%—45%之间，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例。与此相对应，企业盈余所占比重长期保持在30%左右。资本凭借其强大的支配地位大量挤占了劳动者所应获取的报酬，如图1所示，除2004—2007年这一经济较繁荣阶段外，企业盈余与劳动者报酬间呈明显的反向变动关系。此外，2007年后，生产税净额所占比重呈相对走高的趋势，固定资产折旧呈不断走低的趋势，这表明资本利得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对劳动者报酬和固定资产折旧的挤占，企业经营环境相对恶化。依据广州统计年鉴的数据，广州近800万户籍人口2007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2万余元，人均年消费17000余元；2011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3万余元，人均年消费28000余元。依据受教育程度的合理外推，2012年底，在广州的800余万外来务工人员中，有600余万人均年消费在20000元左右。因而，截止2012年底的1600万登记人口中，有近1000万人口月均消费支出1000余元，这些低收入人口每月形成了100多亿规模的低端需求，该消费结构严重制约了企业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

（二）劳动市场的分割削弱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广州经济增长长期依靠劳动和资本的大量投入是个不争的事实，并在客观上引领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蔚为壮观的春运和招商潮。通过对广州“十一五”期间三大支柱产业内部结构和能源生产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这一现象的分析，不难得出“十一五”期间广州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基本依赖资金和劳动的投入这一判断。同时这一判断也能通过广州固定资产投入变动和人口数量变动的数据得到证实。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广州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依赖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经济结构调整又离不开技术进步。没有必要的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人事和档案管理制度，导致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分割，压制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市场动力。这一点可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专利授权量的数据来展开分析。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2006—2011年，广州市专利授权量与深圳市相比，一路走低，从2006年占深圳市专利授权量的55.9%，下降到2011年的46.59%。而广州拥有广东三分之二的高校、集中了全省所有的国家重点高校和97%的国家级重点学科；汇聚了全省大多数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共有91万专业技术人员。同时，从数据中，我们还能看到，北京市专利授权量除了2011年外，其余年份都比深圳市要低，而北京市几乎集中了全国所有的顶级高校、顶级科研机构和极大多数院士。这表明，要素市场的分割和相对固化，导致专业技术工作人员与企业生产严重脱节，使生产领域的产业结构丧失了自我优化的力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政府的干预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是政府干预经济、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和“五年规划”的实施效果看，近年来广州市主导产业选择和培育的效果不明显。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过度和天真地认为政府能引导资源发挥最大作用。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和培植主导产业。希望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来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实际上，只有遵循产业发展客观规律，依据经济和产业的发展阶段来选择和培植主导产业，并协调利用好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才有可能将规划蓝图变为现实。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广州市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具有明显的资本弹性和税收弹性。这种偏资本弹性和税收弹性的主导产业选择有利于经济总量和税收的增长。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来看，偏资本弹性和税收弹性的主导产业选择具有较强的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偏向。

二、加快推进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对策思路

（一）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有全球视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间的竞争。而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又是产业和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没有产业和产业群支撑的城市，只能走向衰败。美国曾经辉煌一时的钢铁中心城市匹兹堡、汽车中心城市底特律就是经典案例。因此，广州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紧密结合广州城市定位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要摈弃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在历史的图表中、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在全球城市竞争力的培育中定位广州，并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二）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立足广州工业化发展阶段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和“拉美化”现象在全球的肆虐深刻地表明：任何超越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赶超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因此，广州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科学界定广州所处的工业化阶段。虽然相关职能部门对广州所处的工业化阶段进行过多次研讨，但笔者认为，目前广州工业化阶段的定位依然较为模糊，这也正是近年来广州主导产业屡屡无法转化为支柱产业的症结所在。目前广州是处在加速工业化阶段，还是后工业化阶段？这需要建立在严谨、科学的分析基础上，要以真实数据和系列指标为依托。在目前各种真实数据依然处于相应密级的情况下，政府职能部门、高校及各种研究机构就只能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要从根本上解决广州所处工业化阶段的争议，可以考虑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成立三个层面的课题组。一个是以市委政研室、市发改委等一线政府职能部门为基础的课题组，一个是以市社科院、市委党校等介于高校和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研究机构为基础的课题组，一个是以高校教师为基础的课题组。以统一数据为基础的三个独立课题组的研究结果不管是一致的，还是存在巨大分歧，都将为科学界定广州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三）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企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角。广州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就必须实现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做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要实现这一转变，政府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要从目前制定产业扶持规划、选择扶持对象、确定扶持标准的做法转到体制机制创新和提供相关要素等方面。要通过对技术教育、职业教育相关专业方向的指引和政策导向，为政府倡导的相关产业提供充足、合格的技术工人。利用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春风，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长期脱离生产和产业的论文式科研转化为围绕政府倡导的相关产业进行特定技术攻关的产业式科研。为此，广州市委市政府可以在市属院校和科研机构中推行科研人员进企业战略，让有志于去企业检验自身研究成果的高校科研人员每3年或5年带薪去企业工作一年，通过制度变革激活高校科研人员创业的积极性，推动高校科研人员和企业的有效结合。

一、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一)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转换的标志

最早将“二元结构”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用于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是荷兰经济学家J•H•伯克(Boeke)，他在对19世纪荷兰属地———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在《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1953)一书中首次提出“二元结构社会(DualSocieties)”的概念。继伯克之后，1954年，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Lewis)在《无限劳动力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模型，提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不同、成熟度不一的传统和现代两个经济部门，系统地分析了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二元经济结构的消长和变动过程。从理论上讲，工农业两大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差距的缩小和劳动力的转移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标志。最初，刘易斯构建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认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键在于发展城市经济，然而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此后，西方众多学者对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二元经济理论模型也出现了从古典向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的转变。1961年，费景汉(John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建立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Ranis－FeiModel)，从发展的角度提出:当自然经济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存在和流动进入二元经济时代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会逐渐消失，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会引起农业产品的减少，可以通过农业生产率相应地提高，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商业化，从二元经济阶段进入现代一元经济阶段。随后，美国发展经济学家乔根森和托达罗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破解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发展农村经济也非常重要。

(二)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我国是在原有传统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建立起现代经济部门的。历史上形成的城市和乡村隔离的发展模式，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后推行重工业优先和计划经济时代“抽农补工”、“以乡养城”等城市偏向政策，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直接诱因是落后的农业与发达的非农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这一差异必然表现为二元对比系数偏小，即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太小，而吸纳的劳动力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又过高。据统计，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通常为0.31～0.45，发达国家一般为0.52～0.86，1978～2011年中国的二元对比系数平均为0.21，一直徘徊在0.15－0.25之间(除1984年达到0.266)，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80～1990年间我国二元对比系数基本保持在0.20以上，1993年下降至0.1898，1996年回升至0.20以上，达到0.2403，然而此后连续7年快速下降，2003年降至谷底，仅为0.1521。2003～2011年间逐渐回升，但基本上维持在0.15～0.20之间。这说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是我国的根本国情，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且结构转换速度缓慢。

二、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和转换面临的困境

从理论上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出现是后起工业化国家无法跨越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一定规模的现代经济部门，引领传统部门的创新和现代化，这一点从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到印证。然而，长期存在并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中国传统农业部门的长期落后，使农业劳动者在利益的驱动下过度流向城市，造成农业的萎缩和城市的加速膨胀。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讲，伴随着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变动引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优势逐渐消失，继续保持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已经不现实。而长期发展滞后的农业经济部门，也为中国城乡经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设置了必须跨越的障碍。

(一)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继续发展的困境

一、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外在压力与内在需求

我国同样面临着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的影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明确指出，我国气候变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基本一致。据我国气象局的最新观测结果显示，近30年来，我国沿海的海表温度上升了0.9℃，沿海海平面上升了90毫米。”［1］近些年我国高温、干旱、强降水和气温异常等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增加，同时我国还面临着能源短缺但浪费很大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整体能源利用效率低于发达国家十个百分点，主要工业品能耗比发达国家高33%左右。据测算，我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3.5倍，是日本的7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2倍，煤炭的采收和利用总效率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这说明能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也表明我国具有发展低碳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所以我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不会停顿。但目前国际社会和低碳经济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已经成为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为此，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和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方向转型，把发展低碳经济和构建低碳社会作为长远的发展目标。我国政府对气候问题也十分重视，2007年我国颁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是发展中国家中首个颁布的方案。2009年12月18日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总理表明了我国的减排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二、我国低碳发展面临的困境

低碳发展的关键是建立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益为主要特征，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产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特点是强调能源和减排技术创新及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并涉及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国际竞争及发展创新经济等当代重大经济问题。但是发展低碳经济不是不计代价的，对于处于发展中的我国机会和空间都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所面临的障碍和挑战。

1、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着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压力。

我国目前处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其中能源是驱动力，是影响小康社会的决定性因素，高速发展决定了我国必然是世界能源的需求大国。十八大根据十七大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比2010年翻一翻。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2.5亿吨煤当量，倘若能源消费与GDP同步增长，翻一番后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65亿吨煤当量;降低20%依然达到52亿吨煤当量，超过了美国的消费量。能源需求能否得到满足，直接关系到“翻一番”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目标能否实现。我国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决定了我国经济具有“发展排放”、“高碳经济”的明显特征。我国社科院的绿皮书，从各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看:人均GDP5000美元以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快速上升;人均GDP5000—15000美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平稳增长;人均GDP15000美元以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开始进入稳定期。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6100美元，我国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排放空间以实现经济增长。

2、发展低碳经济受到能源结构的约束。

我国资源禀赋决定了能源以煤为主的基本特征，我国目前的能源条件是“富煤、少气、缺油”，煤炭产量世界第一，能源供给结构以煤为主，而且在未来也难有根本性改变。目前我国能源消费中，2012年我国煤消耗量达39亿吨，在我国一次能源中，煤炭占到了67%，工业用电占到全部用电的65%左右。而在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只占24.2%。据测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5%和75%。有资料显示，我国十大发电集团碳排放超过5.9亿吨。排名前3名的集团比英国排放量还要多。估计到2020年煤炭比重仍将维持在60%以上。［3］受资源禀赋的限制，煤炭的生产和消费在未来20—30年还将继续增长。对比发达国家，其能源结构中，天然气一般占到30%，天然气加上石油达60%左右。而我国的天然气占比只有5.4%，核电占比1.97%，而美国核发电在整个电力当中占16%。由于我国煤炭消费比重大，我国能源结构不够清洁，“高碳”特征非常突出。

1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上，比如洪涓、刘甦等通过与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对比，认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在社会文化环境、人才培养、政策资金扶持力度、各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以及法制环境等方面需要提高。宋泓明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现状的实证研究,提出从产业前景、园区政策以及政府推动三个方面提出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建议。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定量研究目前还比较少，文嫮，胡兵等以2009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人才、技术、宽容、政策、基础设施这五个因素对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发现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作用主要是通过邻近省域间的溢出效应来体现，技术因素在推动当前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扮演重要的作用。韩顺法，陶卓民等设计了一套能够反映我国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分析31个省区市的文化创意指数空间分布状况，回归后发现区域文化创意指数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产业本身发展模式和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另外有少数研究试图探索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经济结构转型视角下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尚无相关研究。而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文化创新产业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是否对经济机构转型过程带来影响，经济结构转型是否又会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探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相互影响。

2实证研究

本文中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代表经济结构转型效果，用TS表示；用文化创意产业占GDP的比重代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用CI表示。2004年以后的数据来源于历年《北京市统计年鉴》，2003年以前的数据不可以直接获得。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统计指标，选取教育、文艺、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以及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来代替。虽然两者在指标统计上有所出入，但并不影响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质内容。本研究数据取样区间为1992～2013年。相关计算和分析均在运行Eviews6.0的基础上完成。

2.1单位根检验由于进行协整检验前，要求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时间序列都存在“趋势性变化”，这可能导致伪回归，因此有必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又由于对原始数据取对数，可以有效消除样本的异方差性，因此单位根检验的序列为取对数后的序列。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置信区间下LNCI和LNTS均存在单位根，均为不平稳序列。对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置信区间下，DLNCI数据平稳，在5%的置信区间下，DLNTS数据平稳。因此判断，在5%的置信区间下CI、TS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

2.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的经济学意义在于：两个变量，虽然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如果它们是协整的，或者是D阶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第二步检验的单整性。如果为稳定序列，那么Yt，Xt为(1,1)阶协整，本文中我们用ADF检验方法检验残差项的单整性。如果平稳，则说明协整关系存在，从而确定经济结构转型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反之，别说明协整关系不成立，变量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对残差项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检验结果如图所示，在1%的置信区间下残差项为平稳序列，表明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存在，但这种关系是否是一种因果关系，需进一步做格兰杰因果检验。

2.3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确定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滞后2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3所示。检验结果表明，经济结构转型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置信区间下，文化创意发展是产业经济结构转型的格兰杰原因。

3政策建议

一、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的措施及效果

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8年~2010年之间出台的政策大多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其特征是扩张性的财政、货币和出口政策，政府虽然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目标，但实际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并未好转。这一时期的政策可以称之为危机中政策。2011年之后，前期的扩张性经济政策使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愈加严重，经济政策开始明显转向，主要通过稳定的（或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鼓励进口、控制投资等政策调整经济结构。这一时期的政策本文称之为危机后政策。

1.危机中的经济政策及影响。首先，在对外经济方面，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迅速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稳定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等。“从2008年8月至2009年6月，中国政府七次调高出口退税率，涉及的出口商品税号超过8000个（次）。目前，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上升至13.5%，”不仅是机电、电子信息和高新技术行业受益，一些已经取消退税的产品也恢复退税。在汇率方面，则基本停止了从2005年开始的人民币升值举措，收窄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从2008年7月到2010年6月两年时间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6.82~6.84的水平。其次，推出了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计划。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包括“4万亿”投资计划，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取消了对金融机构信贷规划的硬约束，并引导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等等。2009年和2010年继续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财政赤字规模猛然提高了近5.2倍，达到7781.63亿元，国内新增信贷总量创下历史最高，总额达9.59万亿元，M2供应量比2008年猛增27.6%，2010年即使央行连续6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货币供应量仍然保持了近20%的高速增长。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投资大幅增长，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0%。重复建设等问题再次凸显，很多以前被砍掉的项目重又获得审批。最后，实施了一些具体的调整产业、刺激需求等方面政策。包括2008年底出台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之后又密集出台了各方面的具体政策措施，如，2008年11月10日决定在全国范围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11月19日确定了促进轻纺工业健康发展的6项政策措施；11月26日确定了解决企业困难，促进经济发展的6项政策措施；12月3日，研究部署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9项政策措施；12月10日，部署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决定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等。2009年上半年先后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十二五规划也将产业调整和发展作为重点等等。上述政策的核心实际上仍然是通过扩大政府的投资和支出刺激经济增长，无论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还是“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都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配套措施，是落实“4万亿”投资计划的具体方案。方案的实施主体要么是各级政府部门，要么是国企。这直接导致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政府债台高筑和2011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目标只实现了暂时的经济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沦为了空谈。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在2008年和2009年经历了短暂的上升后，在2010年突然下降了6.7%，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贡献率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占到87.6%和52.9%；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在两年里分别为56.8%和51.9%，比金融危机前高出2%~7%，第三产业的占比则相应的下降了2%~7%。所以，这些应对金融危机的临时性举措，不仅打断了危机前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而且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了更多的困难。

2.危机后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及效果。首先，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开始调整进出口的比例，并重启汇改。2010年7月，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危机以来的首次反向调整，取消了部分钢材、有色金属加工材等406个税则号商品的出口退税。在调整出口结构的同时，2011年中国总体的对外贸易政策发生转型，从过去的强调出口转变为出口、进口并重，总的政策指导改为“稳出口、扩进口、减顺差”，具体措施包括推进自贸区战略，调整部分种类商品的关税及进一步简化行政程序等；在汇率方面2010年6月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重启汇改；2012年4月央行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从千分之三扩大到百分之一。这一时期的汇率虽然从单个交易日看具有双向波动的特征，但总体上保持了升值的态势，至2013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已上升到6.1932，比重启汇改前升值了近10%。其次，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2011年~2013年，中国政府的官方表述都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经济刺激，2010年下半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开始显现，加上国际经济形势回暖，进出口形势基本稳定。中央货币政策明显转向，但保留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11年财政支出突破万亿大关，增速达到21.6%，2012年财政赤字达到近8700亿元，比上年增长61.9%，2013年财政支出增速明显回落，赤字增速也大幅下降，但赤字规模仍然超过了1万亿，比2012年增加了1900亿元。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进一步收缩流动性，即2010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后，到2011年6月又连续6次上调，达到了21.5%的历史高位，三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到2012年则是两次降息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但基本上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M2供应量的增速稳步下滑，物价水平得到了有效地控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消费对GDP的贡献都有所增加。最后，自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成为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为此不惜降低经济增速，也要挤压泡沫和压缩过剩产能。有机构将总理的经济方略归纳为：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去杠杆化和推行结构改革。主席也多次强调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明确表示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在这样的经济思想的指导下，2013年即使在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也没有出台任何货币财政刺激计划。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保持货币信贷总量，重点支持“三农”、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等。纵观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的政策，我们可以将新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的思路总结为：通过降低经济增速淘汰落后和过剩的产能，通过综合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总的来说，从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的重心开始逐步向结构调整转变。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初见成效。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从2011年开始结束了下降的趋势并稳步上升，到2013年，三年的贡献率分别为43.8%、45.6%和46.8%；最终消费率也是同样的趋势，三年分别为49.1%、49.5%和49.8%；进出口增速逐渐趋缓，三年中出口增速分别为15.15%、4.96%和6.03%，进口增速为19.50%、1.45%和5.45%，经济对外依赖度明显降低，进出口占GDP比重三年间分别为49.97%、47.00%和45.39%。

二、当前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虽然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已初见成效，但并未实现根本好转。距离完成转型和升级还有较大的差距，现实中还有很多不利因素可能会导致结构转型的停滞和倒退。具体地说，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面临的问题主要有：

1.从各项经济指标看，结构转型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最终消费率、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经济对外依赖度等衡量经济结构指标虽然出现了好转的趋势，但变化幅度很小。如果按照目前的变化速度，估计需要20年~30年才能达到较为合理的水平。而且这种好转的趋势还很脆弱，一些指标有反弹的可能。例如，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近三年来呈现递减的趋势，分别为56.5%、55%和50%，出口的增速超过进口的增速，顺差规模又开始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上升等等。如何巩固已有的成果，促进结构的进一步转型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2.影响结构转型的体制性因素还未根本扭转。1990年，我国政府即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后来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直到今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型升级经济结构依然是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在于导致经济粗放式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体制性因素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政府仍然掌控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或者可以直接干预资源分配的结果，即使改革了干部考核体系，只要这一事实得不到改变，政府直接投资、干预市场主体行为的动力就不会减弱，因为这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抑制政府的投资冲动，从根本上说应该限制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权力，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此外，教育体制、科技创新和转化体制等也需要深化改革。

一、2001—2013年我国内需变动趋势

（一）内需结构：严重偏离世界一般水平从结构上看，内需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消费包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投资包括固定资本形成与存货增加。内需结构主要是看居民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别占GDP的比重。我国内需结构的主要问题是消费比例大幅低于世界一般水平，投资比例大幅高于世界一般水平（见图2）。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01年到2013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为38.30%，而世界平均水平一直稳定在60%左右；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为41.29%，而世界平均水平在21%左右，我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2倍。更糟糕的是，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45.34%降至2013年的36.17%；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则明显上升，从2001年的34.63%升至2013年的45.86%。这两个指标不仅严重偏离世界一般水平，而且偏离幅度越来越高。这表明，我国内需结构不仅不合理，而且无明显改善趋势。

（二）内需潜力：增长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内需增长衡量的是内需变动的未来趋势和潜力。只要增长率为正，就表明内需绝对量在增长，但若内需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表明内需相对量在萎缩，内需增长潜力较为有限。因此，只有内需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才能加快扩大内需之步伐。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01年到2013年，我国内需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在前四年差别不大，前者年均高于后者0.30%；2005年到2008年，内需增长率大幅低于GDP增长率，年均低2.7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导致2009年投资激增，内需剧增16.83%，大幅高于9.21%的GDP增长率。经济刺激虽然带来了短期的投资繁荣，但对内生性的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作用有限，2010年内需增长率就降至7.06%，低于10.45%的GDP增长率。2011年至2013年，我国内需增长有所改善，增长率分别略高于GDP增长率0.43、0.56、0.60个百分点（见图3）。总得来看，我国内需增长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亟需提振。加大投资虽然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内需，但投资拉动的只是中间需求而非最终需求。如果消费衔接不上，过度投资只能刺激虚假需求，形成产能过剩，从长期看对扩大内需无益。

二、内需视角下经济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内需在总量和结构上皆存在问题，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仍面临较大挑战。经济结构从根本上可分为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至少存在四个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从供给角度看，一是主体错位造成供给结构失衡，二是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尚不完善，使供给不能充分反映需求结构；从需求角度看，一是需求管理过度，造成产能与流动性“双过剩”，二是收入差距扩大抑制有效需求。

（一）主体错位造成供给结构失衡经济结构调整首先要明确主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主要靠政府主导和推动，虽然政府一再进行调结构，但结构失衡反而愈演愈烈。必须明确，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的主体不同。总量调控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引导，政府可发挥主体作用。而结构调整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是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探寻新的获利机会，主体应该是企业，而非政府。因为生产的目的是满足消费，是生产者而非政府承担起预测消费者需求的责任。消费者的需求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市场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产业结构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合理标准，各部门的短缺或过剩只能由市场决定。企业家在追求利润的动机下，把生产要素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也就是从产品相对过剩的部门转移到相对稀缺的部门，由此决定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关企业一定比政府更了解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高度分散在市场上，不可能汇总给政府做决策。竞争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发现和利用知识的过程，不经历竞争这个过程，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就不可能被发现和利用。如果政府比企业更了解消费者偏好，如果政府事先能知道什么产业结构最优，如果行政手段比市场更有效，那么计划经济就不会失败。因此，以政府为主体调结构往往造成无效供给偏多，有效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更加严重。我国近年来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多晶硅、电解铝、风电等行业，曾经都是政府选定大力扶持的行业。无效供给占用资源，却不能创造新的需求；而有效供给不足又使已有的需求得不到实现，从而加剧了内需的不足。

（二）价格管制使供给不能充分反映需求结构企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但企业主观上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非产业结构最优。然而，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消费者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商品，生产者把资源用于能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二者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相对准确而灵敏的价格体系，形成企业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因此，价格涨落可自发引导结构调整：没有准确的价格信息就不可能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没有合理的经济计算就不可能有理性的经济活动。目前我国一般竞争性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等领域都存在一定的价格管制，价格不能反映市场上真实的供求信息，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例如，资源性产品价格管制扭曲要素价格体系，助长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度投资，形成产能过剩。在利率非市场化的条件下，没有资金定价自主权的银行，自然偏爱风险较小的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因而就不可能有积极性对风险相对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结果造成国有投资盲目扩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居民内生性投资需求得不到满足。

（三）需求管理过度造成产能与流动性“双过剩”面对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主义提出的政策主张是，政府通过“需求管理”干预经济。需求管理是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总量调控。事实证明，需求管理只能解决总量问题，而不能化解结构矛盾。合理的结构是总量扩张的支撑。如果结构合理，需求管理可以促进总量扩张；但如果结构不合理，需求管理就会导致更深层次的矛盾。这就是20世纪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前后获得巨大成功，而到70年代却陷入“滞涨”的原因。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都大力推行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在2008年后，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四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也在短期内有效应对了经济下行风险。然而，长期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需求管理过度，当出现重大结构性矛盾时，需求管理的负面效应就开始显现。这在我国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双过剩”：一方面是过度投资引起产能过剩，制造业产品积压，投资回报率低，内需萎靡；另一方面是流动性过剩，多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2008年底出台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到2010年就产生了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验证了弗里德曼的货币时滞效应。通货膨胀稀释了居民购买力，降低了实际消费水平。在物价全面上涨的同时，房地产行业成为吸收过量货币的主要资金池，导致2008年以来我国房价急剧上涨。住房成为很多家庭最主要的支出项目，在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其他消费需求被削弱。

一、不完善的证券市场制度

我国的证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缺少相应的制度约束，存在较多市场欺诈和内部交易等不法行为，在市场操控、利益保障和信息纰漏等方面都需要进行完善证券市场制度。我国的证券市场指数受到较大的政策影响，长期在低位徘徊，行情的涨跌并不能充分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许多的投资者并没有获得合理收益，企业债市场的滞后发展，造成证券市场缓慢的发展速度。许多民营企业并不能满足上市条件，又无法获得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只能依靠长期的企业资金积累和民间融资，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经营战略制定和证据市场的发展。

二、我国金融市场不完善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始终保持着高速的增长速度，但经济总量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也出现许多严重问题。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现象，储蓄和投资出现失衡，不协调的投资和消费环节，造成了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内部失衡。而国际收支的增强，提高了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而消费水平却始终较低。我国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扩大内需，让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加强居民的消费水平，但并没有取得相应成效，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使得我国经济无法保持稳定发展。而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完善，政府对经济发展过度干预，没有完全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受到金融市场的重要影响，金融市场的完善关系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进程。通过完善金融市场能够加强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分散控制风险，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资本的使用效率，完善储蓄与投资的转换机制，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一）高储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人们加强了资金的保值增值意识，更愿将资金投入到金融市场中，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分析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进程，不完善的金融制度导致金融市场高风险、低收入的特点，大量的内部交易和市场欺诈现象，使得居民更倾向于将资金存入银行，推高了我国的储蓄总量。

（二）高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作为各地的发展中心，强烈的经济发展愿望与低成本生产资料相结合，提供了投资所需条件，而我国利率并没有完全市场化，资金定价没有反映资金供求的实际情况。并且受到资本市场功能定位偏失的影响，许多行业出现投资严重过剩现象，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张速度极快，造成了我国投资结构失衡。

（三）低消费收入水平是消费的决定因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使得居民工资收入无法增加，中小企业往往通过高留存、低工资的手段进行资金积累，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而不发达的今日融市场，也使得居民很难获取财产性收入，我国个人贷款和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并不能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而金融市场不均衡的分布现象，也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相同金融支持。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