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论文范文

一、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的问题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目前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相当长期里主要依赖进口与出口。国内经济消费对于拉动经济的作用不明显。内需与外需不平衡，投资与消费不平衡。第二，产业结构不平衡。作为能源物质的生产者，生产性的服务业发展较滞后。第三，生产环节的结构性不平衡。经济的大力发展长期依赖于高强度的生产投入，科技进步与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第四，城乡结构的不平平衡。城市作为经济的中心，掌握的资源与信息多，经济建设速度较快。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没有信息与资金优势，经济发展较慢。最后，区域结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相对中西部内陆地区及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从总体来看，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不平衡，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损害大，地域空间布局不合理。三大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城乡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发展落后。

资源消耗大，环境保护压力大。这种种矛盾会导阻碍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资源在生产过程中就会产能效率不高，造成能源浪费，影响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为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要素的投入。经济转型的宗旨是必须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引导经济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科技创新，人民生活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最终达到：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发展。

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几点建议

1.尊重我国经济的客观情况我国虽然是经济发展增速较快的国家，但人口众多，经济结构层次低。在借鉴其它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模式的过程中，不能照搬照抄，只是一味强调发展科技含量高的产业。要遵循我国资源较丰富的客观事实，在参与国际竞争时，资源优势是我国的长处。

2.加强教育与鼓励研发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必须持续不断的支持与加强。社会研发带有公众性，民间组织很少能给予资金帮助。政府可以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鼓励全社会进行科技研发与创新。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上，加大审批力度，注重科学技术的创新性与实用性，加强审核力度，合理利用科研经费。注重维护知识产权也是促进社会创新的重要内容。

3.减少区域间差别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都要考虑，合理控制生产规模，使产品在两个市场竞争中，都具有较强实力。出口产业可以向东部大城市与大港口转移，合理规划，控制发展密度，不能盲目向西部地区迁移，避免造成新的地方经济的不均衡。

4.合理引导民间投资在低碳经济引发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可以积极引导民间资本的介入，促进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民间资本可以采用私募投资基金，在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过程中发展作用。在政府部门的合理引导下，民间资本会推动低碳经济产业的调整。

一、广州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分配结构的僵化制约了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从总量数据看，1999—2012年，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均在35%—45%之间，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例。与此相对应，企业盈余所占比重长期保持在30%左右。资本凭借其强大的支配地位大量挤占了劳动者所应获取的报酬，如图1所示，除2004—2007年这一经济较繁荣阶段外，企业盈余与劳动者报酬间呈明显的反向变动关系。此外，2007年后，生产税净额所占比重呈相对走高的趋势，固定资产折旧呈不断走低的趋势，这表明资本利得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对劳动者报酬和固定资产折旧的挤占，企业经营环境相对恶化。依据广州统计年鉴的数据，广州近800万户籍人口2007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2万余元，人均年消费17000余元；2011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3万余元，人均年消费28000余元。依据受教育程度的合理外推，2012年底，在广州的800余万外来务工人员中，有600余万人均年消费在20000元左右。因而，截止2012年底的1600万登记人口中，有近1000万人口月均消费支出1000余元，这些低收入人口每月形成了100多亿规模的低端需求，该消费结构严重制约了企业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

（二）劳动市场的分割削弱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广州经济增长长期依靠劳动和资本的大量投入是个不争的事实，并在客观上引领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蔚为壮观的春运和招商潮。通过对广州“十一五”期间三大支柱产业内部结构和能源生产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这一现象的分析，不难得出“十一五”期间广州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基本依赖资金和劳动的投入这一判断。同时这一判断也能通过广州固定资产投入变动和人口数量变动的数据得到证实。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广州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依赖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经济结构调整又离不开技术进步。没有必要的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人事和档案管理制度，导致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分割，压制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市场动力。这一点可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专利授权量的数据来展开分析。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2006—2011年，广州市专利授权量与深圳市相比，一路走低，从2006年占深圳市专利授权量的55.9%，下降到2011年的46.59%。而广州拥有广东三分之二的高校、集中了全省所有的国家重点高校和97%的国家级重点学科；汇聚了全省大多数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共有91万专业技术人员。同时，从数据中，我们还能看到，北京市专利授权量除了2011年外，其余年份都比深圳市要低，而北京市几乎集中了全国所有的顶级高校、顶级科研机构和极大多数院士。这表明，要素市场的分割和相对固化，导致专业技术工作人员与企业生产严重脱节，使生产领域的产业结构丧失了自我优化的力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政府的干预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是政府干预经济、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和“五年规划”的实施效果看，近年来广州市主导产业选择和培育的效果不明显。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过度和天真地认为政府能引导资源发挥最大作用。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和培植主导产业。希望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来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实际上，只有遵循产业发展客观规律，依据经济和产业的发展阶段来选择和培植主导产业，并协调利用好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才有可能将规划蓝图变为现实。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广州市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具有明显的资本弹性和税收弹性。这种偏资本弹性和税收弹性的主导产业选择有利于经济总量和税收的增长。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来看，偏资本弹性和税收弹性的主导产业选择具有较强的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偏向。

二、加快推进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对策思路

（一）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有全球视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间的竞争。而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又是产业和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没有产业和产业群支撑的城市，只能走向衰败。美国曾经辉煌一时的钢铁中心城市匹兹堡、汽车中心城市底特律就是经典案例。因此，广州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紧密结合广州城市定位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要摈弃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在历史的图表中、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在全球城市竞争力的培育中定位广州，并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二）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立足广州工业化发展阶段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和“拉美化”现象在全球的肆虐深刻地表明：任何超越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赶超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因此，广州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科学界定广州所处的工业化阶段。虽然相关职能部门对广州所处的工业化阶段进行过多次研讨，但笔者认为，目前广州工业化阶段的定位依然较为模糊，这也正是近年来广州主导产业屡屡无法转化为支柱产业的症结所在。目前广州是处在加速工业化阶段，还是后工业化阶段？这需要建立在严谨、科学的分析基础上，要以真实数据和系列指标为依托。在目前各种真实数据依然处于相应密级的情况下，政府职能部门、高校及各种研究机构就只能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要从根本上解决广州所处工业化阶段的争议，可以考虑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成立三个层面的课题组。一个是以市委政研室、市发改委等一线政府职能部门为基础的课题组，一个是以市社科院、市委党校等介于高校和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研究机构为基础的课题组，一个是以高校教师为基础的课题组。以统一数据为基础的三个独立课题组的研究结果不管是一致的，还是存在巨大分歧，都将为科学界定广州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三）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企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角。广州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就必须实现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做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要实现这一转变，政府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要从目前制定产业扶持规划、选择扶持对象、确定扶持标准的做法转到体制机制创新和提供相关要素等方面。要通过对技术教育、职业教育相关专业方向的指引和政策导向，为政府倡导的相关产业提供充足、合格的技术工人。利用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春风，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长期脱离生产和产业的论文式科研转化为围绕政府倡导的相关产业进行特定技术攻关的产业式科研。为此，广州市委市政府可以在市属院校和科研机构中推行科研人员进企业战略，让有志于去企业检验自身研究成果的高校科研人员每3年或5年带薪去企业工作一年，通过制度变革激活高校科研人员创业的积极性，推动高校科研人员和企业的有效结合。

一、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一)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转换的标志

最早将“二元结构”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用于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是荷兰经济学家J•H•伯克(Boeke)，他在对19世纪荷兰属地———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在《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1953)一书中首次提出“二元结构社会(DualSocieties)”的概念。继伯克之后，1954年，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Lewis)在《无限劳动力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模型，提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不同、成熟度不一的传统和现代两个经济部门，系统地分析了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二元经济结构的消长和变动过程。从理论上讲，工农业两大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差距的缩小和劳动力的转移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标志。最初，刘易斯构建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认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键在于发展城市经济，然而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此后，西方众多学者对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二元经济理论模型也出现了从古典向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的转变。1961年，费景汉(John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建立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Ranis－FeiModel)，从发展的角度提出:当自然经济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存在和流动进入二元经济时代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会逐渐消失，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会引起农业产品的减少，可以通过农业生产率相应地提高，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商业化，从二元经济阶段进入现代一元经济阶段。随后，美国发展经济学家乔根森和托达罗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破解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发展农村经济也非常重要。

(二)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我国是在原有传统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建立起现代经济部门的。历史上形成的城市和乡村隔离的发展模式，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后推行重工业优先和计划经济时代“抽农补工”、“以乡养城”等城市偏向政策，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直接诱因是落后的农业与发达的非农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这一差异必然表现为二元对比系数偏小，即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太小，而吸纳的劳动力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又过高。据统计，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通常为0.31～0.45，发达国家一般为0.52～0.86，1978～2011年中国的二元对比系数平均为0.21，一直徘徊在0.15－0.25之间(除1984年达到0.266)，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80～1990年间我国二元对比系数基本保持在0.20以上，1993年下降至0.1898，1996年回升至0.20以上，达到0.2403，然而此后连续7年快速下降，2003年降至谷底，仅为0.1521。2003～2011年间逐渐回升，但基本上维持在0.15～0.20之间。这说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是我国的根本国情，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且结构转换速度缓慢。

二、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和转换面临的困境

从理论上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出现是后起工业化国家无法跨越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一定规模的现代经济部门，引领传统部门的创新和现代化，这一点从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到印证。然而，长期存在并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中国传统农业部门的长期落后，使农业劳动者在利益的驱动下过度流向城市，造成农业的萎缩和城市的加速膨胀。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讲，伴随着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变动引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优势逐渐消失，继续保持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已经不现实。而长期发展滞后的农业经济部门，也为中国城乡经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设置了必须跨越的障碍。

(一)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继续发展的困境

一、经济结构调整中影响就业增长的主要矛盾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一是就业结构变动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1990年，我省第三产业的产值就超过了第一产业并且保持持续增长，而第三产业直到1999年，所占比重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二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分布不合理。合理的产业分布应该是产值越高就业比重越大，从发达地区的就业情况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低，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则较高，大都在60%、70%以上，远高于其他两个产业的比重，就业在三次产业的分布也是如此。我省2012年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的比重不足9%，从业人员比重占到33%之多，占产值比重40%的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为32.7%，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着不合理的情况。三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较大。第一产业为负偏离，表明该产业中就业结构份额大于产值份额，存在劳动力浪费的情况，而二、三产业为正偏离，产值份额大于就业结构份额，说明这两个产业经济发展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不足。总体而言，我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不够协调，劳动力浪费和就业不充分的情况并存，产业结构分布对就业的拉动效益较低。三次产业中就业问题相互关联。

一是第一产业需要的转移的劳动力仍然较多。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我省第一产业产值比重迅速变小，从业人员却未能合理转移到二、三产业，目前仍囤积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没有起到促进就业结构发展的作用。如果不能有效实现富余劳动力转移，不仅是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使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分冗余，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低下，继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且影响到二、三产业的人员供给。二是第二产业就业吸纳能力有待加强。2002年以后，随着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推进，第二产业的就业状况得以改善，机械加工、通信设备等代表工业结构升级方向的技术密集型部门快速发展，制造业和建筑业近年来表现出巨大的就业需求。除了工业排除“富余人员”后就业弹性自然回升的因素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工业结构由传统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改变了工业依赖常规技术和资本的粗放发展模式，资本深化不利于就业的状况得到逆转。但总体来看，第二产业拉动就业的能力仍显不足，特别是近几年就业弹性虽然有所恢复，但水平仍旧较低，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三是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作用不足。我省第三产业的比重和就业人数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但是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仍有差距，2012年北京市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75.6%，上海市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56.5%，而我省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只为32.7%。主要表现为就业弹性系数不高、就业偏离度较大、新兴服务业就业拉动不足等。

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由于劳动力供给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共同作用，就业结构性矛盾愈加突出。就业结构性矛盾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错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多种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从供给看，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尽管出现连续下降，但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尚未改变。2014年城镇需就业的劳动力总量近19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占到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的半数以上。另外，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这既表明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省劳动力资源依然充沛，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同时也更意味着就业总量压力短期内不会得到缓解。从需求上看，按照我省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7万人左右计算，年经济增长预期8.5%左右，能提供60多万就业岗位，加上补充自然减员、公益性岗位开发等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但每年仍会有40万缺口。由于高校毕业生素质较高，对就业岗位的要求也较高，但因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尚不到位，高端岗位供给不足，同时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的技能水平比较低，与中低端岗位的需要还存在一定差距，造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综上所述，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矛盾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峻。

二、对策建议

着力构建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机制。继续坚持就业优先的宏观经济目标，把就业指标完成情况、就业形势平稳程度作为评价经济运行的重要依据，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中，优先考虑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提高就业质量。继续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优化产业结构，统筹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将就业结构由“二、一、三”格局逐步改变为“三、二、一”格局。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消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的互动发展机制，大力发展信息服务、养老服务、健康服务、家庭服务等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行业，提高吸纳就业能力。着力构建有利于就业增长的投资机制。在保持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要改革投资体制、调整投资结构和方向，从而提高投资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具体而言，一是要注重发挥政府投资和重大项目带动就业的作用，把就业岗位增加、人力资源配置和就业质量提升等作为项目审批的重要内容；二是要积极扶植低端制造业和建筑业，并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同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金融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三是信贷机构要充分重视劳动密集型中小微企业的投资需求，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让各行业部门按照市场要求具有公平的机会获得资本要素。

着力构建扶持各类群体创业的助推机制。强化资金扶持，完善小额贷款担保贴息政策，加强小额贷款担保机构建设，建立健全担保基金使用管理和持续增长制度。搭建创业载体平台，坚持政府推动、社会支持、市场导向、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合理布局的原则，在全省培育扶持一批特色突出、功能完善、承载能力强，为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创业服务。探索设立创业孵化基地建设投资引导资金，支持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发展。建立健全创业服务体系，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形成政府公共资源与其他社会资源有机结合、充分利用、联手帮扶的机制，切实加强对创业者的创业孵化服务。着力构建劳动者就业技能提升机制。大力加强职业技能开发，逐步形成覆盖城乡的职业技能培训网络，将有培训愿望和就业要求的城乡劳动力全部纳入职业培训对象范围，全面推行“企业订单、劳动者选单、培训机构列单、政府买单”的“四单”培训模式，大规模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提高劳动者参与就业市场竞争的能力。实行分级培训制度，重点开展中高层次职业培训，培养更多的中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提高青年劳动者的综合职业素质。强化职业教育，建立需求导向型学科专业设置机制，强化实习实践。推进技工院校改革，搭建中职教育统一招生平台，扩大中职教育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互通”试点，开展技师教育与高职教育合作培养试点，深化“一体化”课程改革和校企合作。

构建统一的人力资源服务机制。采取积极措施，消除人力资源市场发育中的体制性障碍，促进人力资源市场的发育与完善，探索有利于促进就业增长的机制。一要逐步打破行政性的市场分割，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增强人力资源市场的灵活性与流动性，促进劳动力在省内自由流动，鼓励和扶持灵活就业。二要完善人力资源市场的服务体系，推进就业服务的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建立经常性的职业指导、培训制度，增强劳动者的职业转换能力。三要不断完善人力资源市场的保障机制。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不断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在促进就业中的积极作用，使失业者享受的权利与其承担的义务相对等。健全就业失业形势预测预警机制。完善就业失业监测统计制度,加强对就业形势的监测分析。强化部门合作，做好就业失业基础数据监测，加强调查统计过程的质量控制，完善指标体系，探索建立失业预警数据库和预警模型，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预警制度。积极开展失业调控研究，建立制度完善、措施得力、效果明显的失业调控机制。围绕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转调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区域性、行业性集中失业风险，研究制定就业政策储备及应急对策措施预案。着力做好转型升级、化解产能过剩和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企业职工安置工作，综合运用稳岗补贴、转岗培训等政策，使企业不裁员、少裁员。

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历史机遇

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推进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在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是城镇化潜力巨大。所谓城镇化，本意是指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即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的过程。由于我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的基础设施较差，劳动生产率较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福利保障和社会地位不如城镇，人口城镇化意愿较强。同样一个人，在农村传统农业中劳动，因分工协作不发达等原因，每年只能获得五千元的收入。迁移到城镇后，因进入到更发达的分工协作体系中，每年就可以获得三万元以上的收入。因此，人口城镇化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效率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过去三十多年，人口城镇化和对外贸易一起，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动力。2014年底，我国城镇化率仅为54．77%，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6%，城镇化水平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率介于30%到70%之间时，属于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显然，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加速阶段。按照目前每年大约提升1%的速度，城镇化加速阶段还有15年左右。今后，人口城镇化的巨大潜力将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并促进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是产业结构加速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低端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中高端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从而使产业附加值提高的过程。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因，一是消费结构升级了，产业必须随之升级，二是要素成本提高了，产业不升级就无法消化高成本。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逐步取代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成为主体。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4．1%，第二产业增长7．3%，第三产业增长8．1%，第三产业的比重高达48．2%，第二产业则降低为42．6%。尽管如此，我国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明显低于印度。因此，第三产业存在较大上升空间，养老、医疗、卫生、旅游、文化、物流、互联网相关产业等领域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此外，工业信息化加速推进，信息产业和环保、低碳行业的大发展，以及农业部门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都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景广阔。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特定区域内的不同城市、地区或国家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分工协作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避免恶性竞争和产业同构，降低交易成本、减少重复建设，有利于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分工协作效应，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共赢发展。当前，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推进。过去已经成型的许多区域经济一体化地区需要继续发展，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党的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出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大战略，兴起了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热潮。“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是我国首倡、高层力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此后又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时首次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战略沿线涉及的60多个国家，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2015年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再次倡导“一带一路”战略。随后，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开始实施以“一带一路”为主旋律的外交战略，也标志着以“一带一路”为契机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正式重构，可能在我国兴起第四次投资浪潮，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动力。

虽然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存在难得的历史机遇，但由于以往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原因，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整还面临四个方面的阵痛:一是钢铁、水泥、造船电解铝等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制造业要“去产能化”;二是地方政府负债率较高，金融业要“去杠杆化”;三是房地产调整阵痛;四是资源环境压力。这些阵痛决定了我国经济正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增速还有可能进一步放缓。为此，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消除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

二、以深化改革促进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一、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模式转变、消费主导型经济与增长动力因素

（一）劳动力结构、金融市场开放、技术创新与经济结构调整1.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错配。（1）巴西农村劳动力难以融入城市资本密集型产业。巴西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推动农村大量人口迅速流向城市，但是城市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低素质劳动力吸收能力有限，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无法在城市就业，导致贫民窟大量涌现、城市生存环境恶化、社会生活秩序混乱，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的负担。（2）印度农村劳动力无法进入城市软件外包服务业。印度效率低下的土地分配和占有制度以及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劳动力转移缓慢，即使进入城市的农村转移人口也由于印度大力发展软件外包服务等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而被阻挡在就业大门之外，导致劳动力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3）俄罗斯劳动力与三大产业结构错配。由于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导致转轨过程中第一、二产业大幅萎缩，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但是由于俄罗斯第一、二产业分别是以土地密集型农业和资本密集型能源产业为主，因此人口因素在第一、二产业中的规模报酬都是递增的。在人口长期下降的趋势下，俄罗斯却把人力资源配置在收益最低的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上，只会进一步加剧产业结构的不合理。（4）南非黑人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资本密集型产业。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未废除前，白人政府通过劳动税、茅屋税等政策推动黑人涌入城市。但是，城市工业结构却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难以吸收大量低素质的黑人劳动力，失业率常年保持在25%左右。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尽管南非政府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积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是由于出口竞争力弱以及白人与黑人之间相互妥协和制衡的政治制度设计等因素影响，短期内南非难以改变高失业率现象。2.金融市场开放与经济结构固化。（1）巴西外资流入加剧原有经济结构固化。20世纪90年代,巴西由于遭遇经济增长困境开始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巴西为吸引外资不得不抬高利率,由此导致币值高估阻碍出口。利率过高既促使生产下降、失业率上升、贫困人口增多和社会不稳,也造成汇率高估和贸易逆差加大,结果被迫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最终使得巴西陷入利率更高、币值更硬、外债更多、偿债更难的恶性循环之中。（2）印度对外资的妥协和依赖阻碍工业崛起。印度自1991年推行资本项目开放政策后,原定只能由本国政府垄断的钢铁、铝、机械等重工业部门均向外资开放并在相当数量部门中保持支配地位，制约印度工业的崛起（周肇光，2004）。印度产业转型升级之所以独辟蹊径超前发展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其工业发展水平和劳动力供给状况无法满足通过大规模工业化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条件所致。印度工业发展滞后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拉力不足，农业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3）俄罗斯对低成本外资的依赖加剧经济原料化。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形成经济原料化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导致国家外汇收入和财政收入对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俄罗斯能源和原材料出口收入占外汇收入的比例由2000的71.5%上升到2008的79%（李新，2010）。另外，俄罗斯资本市场开放形成的大量“低成本”外资被能源、原材料等传统优势产业所吸引，导致经济日益陷入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比较优势陷阱”。（4）大量外资流入南非传统优势部门加剧经济结构固化。南非经济结构调整比较困难的关键症结在于出口竞争力弱且缺乏多元化。相比马来西亚、智利和澳大利亚年均出口增长率在3%~5%，南非人均出口增长率自1980年以来就一直低于1%，其中关键出口产品主要是铂金、黄金、煤炭和铁矿石（格罗普，2013）。与此相对应，南非90%以上的外国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业等部门（杨立华，2005），这对南非经济结构调整是不利的。3.技术创新能力缺乏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基础薄弱。（1）巴西技术创新能力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自1992年以来巴西整体技术水平始终与世界整体水平保持着一致的变化趋势，但都处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因此，巴西高技术含量商品出口明显低于世界水平，而中等技术含量以下商品出口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钟熙维和朱梦醒，2012）。（2）印度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印度技术创新能力最具代表性的是软件产业，但是印度软件产业基本上属于应用型软件开发,依赖国外系统软件作为开发平台,技术含量低。印度软件产业出口只能依靠其廉价软件开发人员承揽一些利薄、技术层次低的工作,低附加值使印度软件产业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利润来自于税收优惠。另外，由于印度软件产业是一种“来料加工”的模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很少（安筱鹏和郑宏亮，2001）。（3）俄罗斯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俄罗斯掌握了世界高科技密集型产品生产的50~55项宏观技术中的17项,却仅占据世界高科技产品市场份额的0.3%（关雪凌和程大发，2005）。在衡量国家技术创新的另一个关键指标百万人口专利申请数上，俄罗斯不仅远落后于德国、美国、欧盟平均水平，甚至还落后于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余南平和潘登，2008）。（4）南非技术创新能力比较低。2009年南非百万人中研发人员数量为114人，远低于俄罗斯（473人）和巴西（601人）；2007年南非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0.92%，低于巴西（1.10%）和俄罗斯（1.11%）。创新能力不足直接阻碍南非高端制造业和创新性服务业发展，削弱对外贸易竞争力，阻碍经济结构调整。

（二）汇率市场化、土地制度与增长模式转变1.汇率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稳定性弱化。（1）巴西货币危机拖慢经济持续增长速度。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使得雷亚尔急剧贬值,一度跌到1美元兑换2.17雷亚尔，累计贬值40%以上,外资流失超过400亿美元，一些银行甚至出现挤兑风波，影响经济增长。1999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仅为0.26%。（2）印度卢比汇率波动削弱经济增长稳定性。当美国连续推出QE政策时，大量资本流入印度导致卢比升值、通胀高企、房地产泡沫化。随着美国QE政策退出预期增强，卢比汇率贬值，大量资本外逃。面对高通胀和资本外流的压力，印度央行被迫加息。高利率无疑对于印度国内经济发展不利，这既引发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的风险，也增加印度政府财政可维持性的压力。（3）俄罗斯卢布危机影响经济增长。1998年俄罗斯卢布危机导致汇率大幅贬值，经济发展陷入衰退境地，经济增长率为-5.3%。2008年俄罗斯卢布危机使得美元兑卢布汇率由2008年8月1日的1：23.4贬值至2009年2月6日的1：36.3,贬值幅度超过50%（刘军梅，2010）。卢布贬值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俄罗斯经济增长率由2008年的5.25%下降至2009年的-7.82%。（4）南非汇率波动拖累经济增长。南非汇率制度改革后，南非兰特同样面临国际资本冲击，并通过货币危机影响本国经济增长。2006年美元与南非兰特比价为1:6.77，2009年下跌至1:8.47，累计贬值幅度超过25%；相应的，南非经济增长率由2006年的5.6%下降至2009年的-1.53%。2.土地分配不公、负向产权激励机制与经济增长稳定性差。（1）巴西土地分配严重失衡。1950、1970和2003年,巴西占地1000公顷以内农户分别占农户总数的98.4%,98.9%和98.4%,他们拥有的土地占比分别为49.1%、60.5%和56.1%。1950年巴西占农户总数34.4%的小农户占有1.3%的土地；2003年占农户总数31.6%的小农户占有1.8%的土地（何中正，2010）。（2）印度落后的土地制度导致农业生产率较低。1949年印度实施以废除“柴明达尔”地主为中心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并不彻底,无地和少地农民约占农村人口的3/4（谭晶荣，2004），其中无地人口占农业人口近40%，大批农民实际上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杨东群和李先德，2007）。（3）俄罗斯土地制度阻碍农业生产率提高。俄罗斯农业生产最初实行的是集体农庄制度。但是，随着“休克疗法”的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推出，俄罗斯集体农庄制度被迫解体，土地开始变成私有。对于俄罗斯农业而言，土地资源丰富，与之相伴随的应是农业机械化大生产。俄罗斯集体农庄制度的解体直接造成了农业资本分割，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产量下降。（4）南非黑人和白人之间土地分配严重失衡。在种族隔离制度时期，南非占全国人口不到13%的白人拥有全国87%的土地,而占全国人口78%的3000万黑人仅拥有13%的土地（苏泽玉，1993）。在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南非政府积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改善全国土地分配的极端不合理的状态。但是，的效果并不理想。

（三）经济发展、劳动就业与消费主导型经济1.经济发展失衡与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1）巴西不同阶层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较大。1990年巴西基尼系数为0.61,2007年为0.56，2009年为0.55，属于严重不平衡。巴西东北部的9个州人均收入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2，仅为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1/3（王俊文，2009），区域发展差异较大。（2）印度不同区域和城乡之间发展差距较大。2004年印度南部月均工资在514-700美元之间，而广大北部地区则不到这个数字的1/6，区域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根据印度全国抽样调查组织进行的第七次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结果，2004~2005年印度农村人口人均月消费支出约13美元，而城市则高达24美元（杨东群和李先德，2007），城乡发展存在不平衡。（3）俄罗斯不同阶层之间发展差距较大。在俄罗斯货币收入总额中，20%最富有居民所占比重已由1992年的38.3%上升到2010年的47.7%，而20%最穷困居民所占比重由1992年的6%下降到2010年的5.2%；1992年俄罗斯基尼系数为0.29，1993~2002年(1994年除外)基尼系数为0.38~0.4之间，2003~2010年基尼系数为0.4~0.42之间（高晓慧，2012）。（4）南非不同种族之间发展差距较大。1994年南非白人可供支配的人均收入是黑人平均收入的7.5倍（刘兰，2008），种族之间收入差距较大。1993年南非基尼系数为0.59，2006年上升为0.67；虽然2009年下降至0.63，但也是非常高的，属于收入分配结构极端不平衡。2.就业不稳与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1）南非和印度失业率较高，巴西和俄罗斯失业率较低。在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四国中，南非失业率最高，1993年失业率为25.6%，2002年上升至最高为27.2%，2012年下降为25%；俄罗斯其次，1993年失业率为5.9%，1998年上升至最高为13.3%，2012年下降为5.5%；巴西其次，1993年失业率为6%，2003年上升至最高为9.7%，2012年下降为6.9%；印度最低，1993年失业率为4.3%，2005年上升至最高为4.4%，2012年下降为3.4%。但是，印度有70%人口居住在农村，其中近40%农业人口无地，大批农民实际上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杨东群和李先德，2007），因此印度的失业率被严重低估。（2）失业率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从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四国人均GDP比较可以发现，俄罗斯和巴西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是就业水平稳定且比较高，居民消费能力能够得到有效的支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可以得到较为可靠的保障，因此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分别处于已经和接近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印度和南非由于较高的失业率，导致居民消费能力难以得到有效的支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缺乏可靠的保障，因此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分别处于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二、启示与对策建议

（一）经济结构调整应综合考虑人口发展现状流行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主要从经济效率角度考虑问题，对于我国现实并不是一定正确的。我国作为人口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在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设计中，必须认真考虑人口发展现状的问题。我国需要思考如何在老龄化背景下平衡经济结构调整与人口发展现状、平衡产业转型升级与人口发展现状、平衡城镇化与人口发展现状、平衡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衡量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的关键在于经济生产效率、产业协调程度和资源利用效率，因此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经济结构变化中的效率提升。但是，在调整经济结构过程中一味追求经济效率而忽视就业等社会公平也是不可取的。

（二）金融市场开放须避免加剧原有经济结构的固化随着我国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大量低成本外资流入国内很可能会进一步固化原有经济结构，导致我国错失调整经济结构的有利窗口期。特别是，一旦遇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或者外国投资者预期改变，外资便会迅速撤离国内市场，加剧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我国在推动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应着力强化本国经济竞争优势确保经济持续增长以稳定外国投资者预期，妥善处理好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的时序问题，改善商业银行经营状况以增强抗风险能力，加强在审计、会计、资本构成、风险投资和内部控制等方面对银行体系的监管，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等金融风险防范体系,警惕大规模短期外国资本流入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2011年我国百万人口本地居民专利申请量约为309项，美国约为795项；2011年我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1.84%，美国为2.77%。我国要想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大力推动技术创新，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夯实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基础。对此，我国政府应努力创造更多的发展平台鼓励企业家愿意且有能力利用现代技术所提供的发展机会，积极构建能够激励独立冒险和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机制平台，大力推动更多的民营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营造鼓励技术创新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氛围，加大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研发投入和专利使用的有效性。

一、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外在压力与内在需求

我国同样面临着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的影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明确指出，我国气候变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基本一致。据我国气象局的最新观测结果显示，近30年来，我国沿海的海表温度上升了0.9℃，沿海海平面上升了90毫米。”［1］近些年我国高温、干旱、强降水和气温异常等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增加，同时我国还面临着能源短缺但浪费很大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整体能源利用效率低于发达国家十个百分点，主要工业品能耗比发达国家高33%左右。据测算，我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3.5倍，是日本的7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2倍，煤炭的采收和利用总效率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这说明能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也表明我国具有发展低碳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所以我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不会停顿。但目前国际社会和低碳经济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已经成为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为此，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和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方向转型，把发展低碳经济和构建低碳社会作为长远的发展目标。我国政府对气候问题也十分重视，2007年我国颁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是发展中国家中首个颁布的方案。2009年12月18日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总理表明了我国的减排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二、我国低碳发展面临的困境

低碳发展的关键是建立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益为主要特征，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产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特点是强调能源和减排技术创新及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并涉及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国际竞争及发展创新经济等当代重大经济问题。但是发展低碳经济不是不计代价的，对于处于发展中的我国机会和空间都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所面临的障碍和挑战。

1、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着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压力。

我国目前处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其中能源是驱动力，是影响小康社会的决定性因素，高速发展决定了我国必然是世界能源的需求大国。十八大根据十七大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比2010年翻一翻。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2.5亿吨煤当量，倘若能源消费与GDP同步增长，翻一番后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65亿吨煤当量;降低20%依然达到52亿吨煤当量，超过了美国的消费量。能源需求能否得到满足，直接关系到“翻一番”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目标能否实现。我国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决定了我国经济具有“发展排放”、“高碳经济”的明显特征。我国社科院的绿皮书，从各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看:人均GDP5000美元以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快速上升;人均GDP5000—15000美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平稳增长;人均GDP15000美元以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开始进入稳定期。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6100美元，我国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排放空间以实现经济增长。

2、发展低碳经济受到能源结构的约束。

我国资源禀赋决定了能源以煤为主的基本特征，我国目前的能源条件是“富煤、少气、缺油”，煤炭产量世界第一，能源供给结构以煤为主，而且在未来也难有根本性改变。目前我国能源消费中，2012年我国煤消耗量达39亿吨，在我国一次能源中，煤炭占到了67%，工业用电占到全部用电的65%左右。而在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只占24.2%。据测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5%和75%。有资料显示，我国十大发电集团碳排放超过5.9亿吨。排名前3名的集团比英国排放量还要多。估计到2020年煤炭比重仍将维持在60%以上。［3］受资源禀赋的限制，煤炭的生产和消费在未来20—30年还将继续增长。对比发达国家，其能源结构中，天然气一般占到30%，天然气加上石油达60%左右。而我国的天然气占比只有5.4%，核电占比1.97%，而美国核发电在整个电力当中占16%。由于我国煤炭消费比重大，我国能源结构不够清洁，“高碳”特征非常突出。

1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上，比如洪涓、刘甦等通过与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对比，认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在社会文化环境、人才培养、政策资金扶持力度、各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以及法制环境等方面需要提高。宋泓明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现状的实证研究,提出从产业前景、园区政策以及政府推动三个方面提出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建议。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定量研究目前还比较少，文嫮，胡兵等以2009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人才、技术、宽容、政策、基础设施这五个因素对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发现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作用主要是通过邻近省域间的溢出效应来体现，技术因素在推动当前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扮演重要的作用。韩顺法，陶卓民等设计了一套能够反映我国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分析31个省区市的文化创意指数空间分布状况，回归后发现区域文化创意指数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产业本身发展模式和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另外有少数研究试图探索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经济结构转型视角下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尚无相关研究。而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文化创新产业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是否对经济机构转型过程带来影响，经济结构转型是否又会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探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相互影响。

2实证研究

本文中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代表经济结构转型效果，用TS表示；用文化创意产业占GDP的比重代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用CI表示。2004年以后的数据来源于历年《北京市统计年鉴》，2003年以前的数据不可以直接获得。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统计指标，选取教育、文艺、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以及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来代替。虽然两者在指标统计上有所出入，但并不影响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质内容。本研究数据取样区间为1992～2013年。相关计算和分析均在运行Eviews6.0的基础上完成。

2.1单位根检验由于进行协整检验前，要求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时间序列都存在“趋势性变化”，这可能导致伪回归，因此有必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又由于对原始数据取对数，可以有效消除样本的异方差性，因此单位根检验的序列为取对数后的序列。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置信区间下LNCI和LNTS均存在单位根，均为不平稳序列。对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置信区间下，DLNCI数据平稳，在5%的置信区间下，DLNTS数据平稳。因此判断，在5%的置信区间下CI、TS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

2.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的经济学意义在于：两个变量，虽然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如果它们是协整的，或者是D阶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第二步检验的单整性。如果为稳定序列，那么Yt，Xt为(1,1)阶协整，本文中我们用ADF检验方法检验残差项的单整性。如果平稳，则说明协整关系存在，从而确定经济结构转型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反之，别说明协整关系不成立，变量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对残差项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检验结果如图所示，在1%的置信区间下残差项为平稳序列，表明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存在，但这种关系是否是一种因果关系，需进一步做格兰杰因果检验。

2.3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确定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滞后2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3所示。检验结果表明，经济结构转型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置信区间下，文化创意发展是产业经济结构转型的格兰杰原因。

3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