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产业内贸易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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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动贸易产业升级，提高我国贸易竞争力，从多产业和总体角度分别用GL指数测度产业内贸易水平并分析G指数变化的影响因素，我国总体GL和机电GL指数分别为38．64和17．84，结论显示：我国总体处于贸易劣势，其中机电业贸易劣势最大，市场规模差异、需求结构差异和产业内贸易水平负相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内贸易水平影响较小；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内贸易水平正相关，并从企业层面、政府层面两个方面针对性提出建议。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指数；比较优势；产业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和美国为当今世界两大经济体，互为双方最大的贸易伙伴，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促进了两国经济发展，图1显示两国贸易额从2006年的0．26万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0．56万亿美元，增长两倍多，年平均增幅8．9％，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平均为13．5％；近些年两国贸易主要集中于工业制成品，如机电产品、塑料和橡胶、化工和运输设备等，由于两国要素禀赋不同，我国在人力资本和土地方面有优势，而美国在管理、资本和技术有比较优势。［1］因此两国在贸易过程中各有不同的领域，美国占据产业链上游，而我国则处于产业链下游，由于国民消费的多元性，促成两国间产业内贸易［2］；基于两国间产业内贸易形式，因此研究影响两国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因素就极为重要，它对我国产业发展有着实践意义。

二、相关文献

回顾从贸易总体产业内贸易来看，石静和王鹏（2008）针对我国产业内贸易从国家特征视角提出8个假设命题，并依据这8个假设分别从垂直和水平产业内贸易来分析假设的影响。［3］冯宗宪和姜伟杰（2017）从国家战略视角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我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和影响因素。［4］从我国和其他国家特定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角度来研究，机电产品作为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据较大份额，近年来有多位学者从机电产品角度分析我国和其他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其中赵成真和兰天（2010）通过GL指数对东盟国机电产品贸易进行测度，发现其处于产业内贸易水平，并通过政府支持g变量来构建博弈模型以解释市场份额的战略实施。［5］李季（2010）通过对中韩两国SITC第七类商品机电产品研究，发现机电产品贸易处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并在贸易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6］另一方面，从多产业角度来看，周茂荣和吕婕（2010）着眼于中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并测度产业内贸易水平，并从三个方面说明对其作用程度，分别为FDI、规模经济、收入差异，通过三个因素的面板数据说明不同的作用程度。［7］黄庆波和戴庆玲等（2014）从中韩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来引入，并研究1992－2012年双边贸易的影响因素。［8］综上来看，学者主要从总体国家特征角度或者特定行业角度来分析，而不是从产业内贸易这个整体和不同类别产业多角度来进行论述，因此缺乏对产业内贸易水平和发展程度的整体认知，所以本文应用HS编码海关分类，从机电、塑料和橡胶、化工和运输设备，多角度展开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并着重分析其影响因素。

三、中美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

（一）指数测度本文采用Grubel和Lloyd指数法测度两国间产业内贸易水平，该方法说明特定行业的静态产业内贸易水平，计算为特定行业进出口总额和产业间贸易额的差额。［9］

（二）数据说明由于在2017年一月份到六月份期间，文中所选四项产业双向贸易额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60．60％，占中国对美国进口总额56．77％，因此本文选取塑料和橡胶业、机电产业、运输设备、化工业这四项行业来考察两国间综合和分类别产业内贸易水平。研究数据采用HS编码海关分类，其中第16类84－85章为机电产品，第7类39－40章为塑料和橡胶，第6类28－38章为化工产品，第17类86－89章为运输设备，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美国别贸易报告》，由于《中美国别贸易报告》数据起始时间为2006年，因此研究数据时间段为2006－2016年。为说明中美货物贸易整体产业内贸易水平，在这里通过中美两国间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来计算中美货物贸易总GL指数，同样应用GL指数测算方法，如公式（1），并用总GL表示。

四、计量分析

（一）解释变量选择和模型构建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产业内贸易理论着重关注市场开放程度、两国需求结构差异、FDI以及规模经济状况等问题，基于中美贸易数据的获得性情况，本文主要应用以下几个解释变量来说明：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差异、市场开放程度、FDI以及需求结构差异五个变量。［10］关于各因素的影响，Krugman（1980）研究表明，两国市场规模扩大即国民收入增加，国民多元消费需求增加，促进两国之间双向贸易。［11］Helpman（1981）认为随着两国间需求结构差异程度缩小，两国国民需求偏好逐渐相似，对不同国家不同产品的需求增加，增加了双向贸易的机会［12］；而市场开放程度和FDI都和产业内贸易水平正相关。根据需求重叠理论，两国之间需求结构重叠区域增大，相对应的同种不同质产品需求加大，两国需求结构差异越小，相对应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加大，因此两者之间负相关。

（二）单位根和多重共线性检验单位根检验是检验时间序列数据平稳性的基本方法，本文使用年度数据经常为非平稳数据，如用传统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现象［13］，因此需要先对所用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是检验数据平稳性的常用方法。

（三）回归结果分析两次运用OLS回归估计，结果如表4：应用OLS估计并同时进行T检验和F检验，将所得数据列入表5的（1）列中，其中需求结构差异（lnAGDP）和对外开放程度（lnOpen－ness）均未通过T检验，而上文提出市场规模（lnGDP）严重影响方程多重共线性；因此从回归模型中剔除市场规模变量，重新进行OLS估计列于（2）中，剔除市场规模后，其中市场规模差异在α＝1％情形下T统计量为－5．27，外商直接投资、市场开放程度和需求结构差异T统计量分别为－2．35、1．60和－4．48，四变量均在统计上显著。

五、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本文从机电、塑料和橡胶、化工、运输设备以及总体五个方面研究中美产业内贸易指数和影响因素，结论如下：第一，中美总体GL指数平均为38．64，且没有大幅度增长，说明我国贸易结构仍以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核心，我国对美国在贸易分工中处于较高垂直分工，位于产业链下游。第二，机电业GL指数平均为18．46，说明对美国贸易中处于高度垂直分工，机电业为资本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对于新要素人力资本要求较多，反映在当今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新型要素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缺乏。第三，从分行业角度来看，我国化工业和运输设备业GL指数平均为86．53和79．39，两行业都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说明我国贸易结构已经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有所改善。第四，中美两国市场规模差异、FDI、需求结构差异以及市场开放程度影响两国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其中两国市场规模差异以及需求结构和产业内贸易水平负相关，而中国市场开放程度越大，两国商品重叠需求加大，增加产业内贸易机会，而FDI则对产业内贸易水平作用不显著。

（二）建议在企业层面上，应当转变过去坚持的低价策略，减少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以期在企业开发、创新、生产、销售、服务和运营管理、生产效率、风险控制、技术创新一整套环节中，提炼出新比较优势［14］，提升贸易商品的附加值，注重自身品牌效应创造，追求产品差异化，加大两国之间的产品重叠和多元需求，在国际贸易中创造新的核心竞争力。在政府层面上，加大教育资金和企业研发资金投入，促进人力资本、技术、知识和管理等国际贸易新要素生成机制平台的建立，通过产业政策来引领企业的发展方向，促使我国贸易结构合理化，向资本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方向发展，增加我国贸易商品附加值水平，并加快完善我国贸易商品技术标准和法规制定，建立一个涵盖标准体系、认知体系、法律体系和数据体系的多方位监管体系，从而促进我国贸易经济的发展。

作者：闵树琴；刘宁 单位：安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