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贫式支出最优规模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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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五期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提升的同时，国民幸福感也逐渐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中共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让社会更加和谐”的重要目标，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八大把提高民生幸福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目标，强调“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强和改进财政支出工作，通过大幅度增加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国内外一些学者(DiTella等，鲁元平、张克中)研究发现，由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就业支出组成的亲贫式支出可能是提升民生幸福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果亲贫式支出的确能提升国民幸福，那么是否存在着一个最优的亲贫式支出规模，从而使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效应最大呢?这即是本文将要研究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般认为，由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及社会保障支出组成的亲贫式支出能较显著地提升国民幸福。首先，教育支出会影响国民幸福。第一，教育支出通过提供更好的教育设施、更强的师资力量，保障居民的基本受教育权利而减少社会的不公平，从而提高国民幸福。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对幸福的影响，发现公共教育支出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正相关。鲁元平和张克中(2010)［2］通过研究亲贫式支出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增加教育支出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其原因可能在于政府提供的教育支出(如九年义务教育支出)对农村家庭而言是一项不小的扶持，使农村居民的基本受教育权利得到保障。第二，教育能通过增加居民的经济收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知识技能与生产效率成正相关，知识技能积累的差异性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能获得相应的补偿，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将获得更高的收入(Mincer，1974)［3］，从而提高个体的幸福水平。第三，对个人而言，教育支出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正效应也可能存在负效应。Blanchflower和Oswald(2004)通过对英国及美国长达25年的幸福感研究发现，教育水平对幸福感呈正相关。而Clark等(1996)［5］通过英国近5000个调查者的数据研究发现，居民的幸福感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反而下降，其原因可能在于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个体对收入的期望更高，而这一期望又往往难以达到。其次，医疗卫生支出关系到一个国家居民医疗需求的满足和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能够为国民解决后顾之忧，因而增加医疗卫生支出能够提升国民的幸福水平。PaulJ．Feldstein(1979)认为，居民对于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的需求事实上是一种健康的衍生需求，因而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支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种需求。PaulDolan等(2008)［6］通过总结已有的文献发现，无论是身体健康状况还是心理健康状况都与幸福感密切相关，其中心理健康状况比身体健康更能影响主观幸福感。MichaelA．Shields等(2005)［7］研究发现，当居民患有急性严重疾病时，将会极大地降低居民的幸福感，并得出政府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的重要性的结论。因而政府增加医疗卫生支出，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减轻居民医疗费用负担，能够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再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也会影响国民幸福。伊斯特林(Easterlin)［8］认为，政府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建立充分就业和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网络，是显著地增进人民幸福的一条途径。一般认为，失业会降低国民的幸福水平。对个体而言，失业除了导致经济收入的减少外，还会给失业者带来精神上的创伤，如焦虑、抑郁、自尊的丧失等;对国家而言，失业将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进而导致居民的经济、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从而降低整体幸福水平。Alesina等(2004)［9］对美国组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失业率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DiTella等(2003)［10］对美国及欧洲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之间的数据实证分析后发现，增加政府失业救济金能显著地提升国民幸福水平。最后，由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构成的亲贫式支出可能是提升国民幸福的一个重要手段。谢舜等(2012)［11］认为，如果政府确实将财政收入用于提供社会紧缺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以公共产品的方式将纳税人的税收进行返还，居民将会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与效用。鲁元平等(2010)［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由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构成的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作为解决“幸福悖论”的重要手段，并有利于国民幸福的持续提升。综上所述，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存在显著正效应关系，亲贫式支出中的各个部分也与国民幸福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在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研究中，考虑最优的亲贫式支出比例将能进一步揭示其中的逻辑和机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因为在预算约束下，一项支出如亲贫式支出过多，必然会挤占其他支出如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住房支出、公共安全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等支出，导致财政支出结构不协调及低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发展、政府的正常运行、公共安全的保障，进而降低国民幸福水平。而现有的文献多数是证明亲贫式支出或亲贫式支出中的某一项支出对国民幸福具有正的或负的影响，很少有学者从最优的亲贫式的比例视角来研究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的关系。本文将重点研究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效应，并找出最佳的财政支出比例，以最大地增进国民幸福。

三、国民幸福指数的测量及分析

参考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等［12］对幸福概念的多维解释，从物质生活水平、个人活动及社会关系、环境质量、社会生活状况和经济、人身安全等5方面测量国民幸福。其中物质生活水平方面选取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个指标;个人活动及社会关系方面选取每万人参加工会会员人数、每万人中拥有的社会团体数2个指标;环境质量方面选取工业烟、粉尘及生活污水2个指标;社会生活状况方面选取城镇登记失业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人口抚养比、每万人中卫生技术人员数、每10万人中拥有大专学历以上人口和城乡收入差距6个指标;经济、人身安全方面选取刑事犯罪率加以衡量，其中刑事犯罪率是指每万人中刑事犯罪的人数，该数据来源于2002～2013年《中国检察年鉴》，其余数据均来自于2002～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从图1可以直观地看出我国各省市区在2001年至2012年期间，国民幸福水平都有程度不同的上升的趋势，说明我国各省市经过12年的发展，整体国民幸福水平都提升了。然而从空间上看，各地区呈现出比较显著的差异。从图2可以直观地看出，2001年，相较于其他省市区而言，新疆、青海、吉林、京津地区以及东部浙江、上海、广东等地国民幸福水平较高，甘肃、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山东、江苏、福建、湖北等地国民幸福水平相对中等，中部、西南部等地幸福水平相对较低;2006年，相较于其他省市区而言，新疆、青海、吉林的国民幸福水平由2001年的相对较高区域转变为相对中等区域，而山东、江苏、福建等地则与之相反，而中部及西南部地区仍然处于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区域;2012年，东部地区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东北部的辽宁以及京津地区依然处于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其可能原因是东部地区物质生活水平及社会生活状况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却保持较低水平;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东部地区实施产业转移战略，即把一些重工业污染环境较大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使得中西部地区环境污染进一步加重，间接降低了国民幸福水平，而东部地区则减轻了环境污染的压力，间接提升了国民幸福水平。

四、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关于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流经济学文献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Arm-ey曲线，即倒U型曲线。［13］当财政支出规模低于临界点时，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当财政支出规模达到这一临界点之后，则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将阻碍经济的增长。文章借鉴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试图检验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水平之间是否也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

(一)模型构建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可能存在显著的Armey曲线，为了验证这一点，研究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实证方程。公式(1)中，NHIit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国民幸福指数;C为常数项，表示不随个体样本变化的固定数值;QPSit表示第i个省第t年的亲贫式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Xit表示影响国民幸福的其他关键变量;εit为误差项。当公式(1)不含平方项时定义为模型1－1，包含平方项时定义为模型1－2。根据αi符号取值的不同，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水平的影响曲线也会有所差异，具体可区分为。

(二)变量定义国民幸福指数:采取物质生活水平、个人活动及社会关系、环境质量、社会生活状况和经济、人身安全等5方面共15个指标测算国民幸福指数值。亲贫式支出(QPS):按照现有文献的一般做法包含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影响国民幸福的其他因素:一是经济开放度。经济开放可能通过扩展人们视野、促进跨文化交流等渠道影响国民幸福。此外，经济的开放可能通过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从而间接地影响国民幸福。本文用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各省的经济开放度。二是城镇化水平。城镇化进程能够显著地影响居民的生活状况及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因而城镇化水平是影响国民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采用城镇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研究城镇化水平对国民幸福的影响。三是人口密度。人口的增加会加重社会的负担、挤占个人的活动空间，但是人口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因而人口密度是影响国民幸福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四是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能促进一个地区与外界的经济、文化、社会等联系，进而影响国民幸福水平，本文采用每平方公里的铁路里程数与公路里程数之和来衡量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上述的数据均来自于2002～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五、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一)面板数据单位根及协整检验1．单位根检验考虑宏观经济变量可能存在非平稳性，为避免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故对面板数据序列的平稳性实施单位根检验。 2．协整检验由于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I(1)，因而有必要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各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采用同质面板Kao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Kao协整检验的p值显著小于1%，表明各因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同时，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判定其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二)全样本回归分析表3报告了面板数据模型全样本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1不包含亲贫式支出的平方项，模型1－2包含亲贫式支出的平方项。通过表3中模型1－1中的第(1)列可以得到，仅仅包含亲贫式支出的一次项时，亲贫式支出的系数虽然为正，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线性关系不显著。从表3中模型1－2第(1)列的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亲贫式支出的一次项还是平方项都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即说明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并非简单的非线性关系，而是表现出倒U型结构，其拐点为36.9%。即当亲贫式支出占财政总支出不超过36.9%时，国民幸福增加，亲贫式支出的幸福效应显著。当亲贫式支出占财政总支出超过36.9%时，国民幸福水平反而随着这一比例的上升而下降。而这与国内学者杨宝剑、颜彦(2012)［14］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结论非常相似，他们认为当科教文卫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率为39%时，对经济的增长是最为有利的。之所以会在亲贫式支出占比36.9%时达到最优的国民幸福水平，应该是当亲贫式支出超过一定的比率时，会使得财政支出结构不均衡从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政府公共管理活动的正常运行，进而抵消了亲贫式支出的增加对国民幸福的促进效应。一方面，在预算约束下，教育等亲贫式支出的增加必然会挤占其他支出如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住房支出、公共安全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等支出，导致财政支出结构不协调及低效率，影响经济发展、政府的正常运行、公共安全的保障，进而降低了国民幸福水平。另一方面，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亲贫式支出来源于税收，亲贫式支出的过度增加必然会增加居民的税收负担，从而影响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国民幸福水平。所以教育、医疗等亲贫式支出应该扩大但应有一个恰当的比率，达到这一比率时，财政支出结构最有效率，经济持续发展，居民税负较为合理，国民幸福水平较高。从控制变量来看，城镇化率对国民幸福水平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因为城镇化进程能够显著地改善居民的生活状况、提升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增进国民幸福;人口密度对国民幸福也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原因可能在于，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往往是物质生活水平比较高、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此外，人口密度较高，社会团体也相对较多，社会交际相对较多，进而相比人口密度少的地区幸福些;经济开放度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国民幸福的影响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开放度及交通基础设施是通过影响经济收入、就业等因素间接影响国民幸福，对国民幸福的直接影响效应较弱。

(三)分层回归分析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了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水平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但它只是全样本分析，有必要进行分层样本回归分析。根据本文对国民幸福水平的测量结果，将全样本分成两个层级，即将我国31个省市区分成两大地域:其一是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包括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内蒙古、湖北、青海、新疆等14个地区;其二是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包括黑龙江、河北、海南、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陕西、甘肃、宁夏、贵州、广西、四川、重庆、云南、西藏等17个地区。表4给出了面板数据模型分样本回归结果，其中“(1)”代表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高地区的样本，“(2)”代表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地区的样本。从表4模型1－1的第(1)列与第(2)列可知，当回归方程中不包含亲贫式支出的平方项时，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的线性关系依然不显著;从表4模型1－2的第(1)列与第(2)列可知，当回归方程中包含亲贫式支出的平方项时，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倒U型关系依然很显著。首先分析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的回归结果:从模型1－2的第(1)列的回归结果计算可得，当亲贫式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低于37．36%时，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水平呈显著的正效应，即当亲贫式支出占比增加时国民幸福水平也随之提高;当亲贫式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高于37．36%时，亲贫式支出占比的增加反而会降低国民幸福水平，从而说明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水平呈显著的倒U型结构。对于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也可以进行类似的分析:从模型1－2的第(2)列的回归结果计算可得，当亲贫式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低于37．86%时，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水平呈显著的正效应，即当亲贫式支出占比增加时，国民幸福水平也随之提高;当亲贫式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高于37．86%时，亲贫式支出占比的增加反而会降低国民幸福水平，从而说明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水平呈显著的倒U型结构。通过两类区域的对比分析发现，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比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的拐点略为靠后一些，其原因可能在于，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多为中西部地区，其教育条件、基础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相对较小，贫困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大，因而这些地区相比国民幸福较高的地区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

(四)亲贫式支出分类回归分析为了更进一步研究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关系，有必要研究亲贫式支出中的各类支出与国民幸福水平之间的关系。文章重点研究了亲贫式支出中的教育支出、医疗支出与国民幸福水平之间的关系，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见表5。表5中第(1)列表示全样本回归结果，第(2)列表示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高区域的回归结果，第(3)列表示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区域的回归结果。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对国民幸福均具有正的影响效应，说明通过提高教育支出与医疗卫生支出的规模，可以有效提升国民幸福水平。从第(2)列与第(3)列的回归结果来看，教育支出、医疗支出与国民幸福依然存在着显著的正效应。进一步地，通过对表5第(2)列与第(3)列回归结果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与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相比，其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医疗卫生支出占比的增加。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多处于中西部地区，其医疗资源远远没有东部地区丰裕。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上海市的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医生和病床规模基本相当于中西部地区的县级医院［15］，从中可见中西部地区医疗资源与东部地区的巨大差距。加大对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地区的医疗卫生支出，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水平，逐渐解决中西部地区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才能逐渐提升当地居民的幸福感。六、结论与建议本文在构建国民幸福指数测量体系的基础上测算出了2001～2012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国民幸福指数，继而考察了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其拐点为36．9%，即当亲贫式支出占财政总支出不超过36．9%时，国民幸福增加，亲贫式支出的幸福效应显著。亲贫式支出并不是越多越好，只有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亲贫式支出才能发挥其对国民幸福的增进效应，即当亲贫式支出在这一范围内时，亲贫式支出的增加能促进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而当亲贫式支出超过这一范围进一步增加时，反而会使国民幸福水平降低。第二，通过分层样本回归发现，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依然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但国民幸福水平较低的区域的拐点比国民幸福水平较高区域的拐点更为靠后，这表明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对亲贫式支出进行分类研究发现，教育支出、医疗支出与国民幸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与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相比，其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医疗卫生支出规模的扩大。基于以上实证分析，为提升国民幸福水平，可得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因此在坚持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应改进预算管理制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进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我国应该适当提升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等亲贫式支出比重，同时提高其他各项支出的使用效率以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第二，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国民幸福水平较低的地区(大部分均是中西部地区)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因而我国应该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同时应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加大亲贫式支出的转移支付。第三，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让亲贫式支出落到实处，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受益。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矛盾凸显时期，因而更应该通过亲贫式支出缓解社会矛盾，通过提高教育支出使用效率，解决居民“上学难”的问题;通过提高医疗卫生支出使用效率，解决我国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从而才能提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第四，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一方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扩大内需，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成为我国经济调结构、促增长的动力，从而逐渐提升居民的人均收入;另一方面推进城镇化建设，能较有效地解决居民上学、住房、交通等问题，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增进国民幸福。

作者：罗能生 钟发宝 单位：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