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贸易发展与民族经济融合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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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桂越民间贸易人员、交易额和商品种类增多，商业日益繁荣

除了双方边民外，通过不平等条约，法国商人染指到桂越民间贸易中来，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美、英和德等国的商人根据援引最惠国待遇和利益均沾原则，借助“陆路交界”加强对广西本国工业品的倾销和农副产品的抢掠。此外，由于优惠政策和措施的实行，桂越民间贸易也吸引了大量省内外的商人投身其中，并在边境落户。例如清光绪28年以后，龙邦镇就有东来广东的客商，北来归顺、天保的坐商，南来高平、茶岭的越客等商家。在广西边境其它县份，情况也是如此。解放前，养利州(现属大新县)较大的商户26户。其中19户商户，绝大部分是近代从广东、福建、南宁、驮芦、龙州、桂平、扶绥等地迁来。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很多客商来东兴采购售办货物，如: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州、上海、南宁、桂林、柳州、梧州、湖南、湘潭等地，其中以四川客商采购量最多。④随着参与桂越民间贸易人员的增多，贸易额也有相应的增长。如广西龙州县边境开设了11个民间贸易点，“贸易总值以全年计1，072，000元，次为上金响水圩计350，000元”。⑤1946年，广西凭祥地区桂越民间贸易额达到数目也十分可观。出口货值则为:大米1350万元，桐子(籽)900万元;进口货值如下:杂货8000万元，布8000万元，牲畜5000万元，生油900万元，洋杂6000万元，盐270万元，火油200万，糖150万，咸鱼100万元，烟50万。⑥同时，近代桂越互市贸易也由此突破了单一的封闭式的地区贸易，逐渐与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商品种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除了双方传统互补性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如家畜、八角、桂皮、砂仁、瓷器、陶器、酱料、竹编用品、豆类等外，还有大量的西方日用工业品，如布匹、火油、卷烟、香皂、牙粉、洋酒等流入桂越边境地区。

二、近代桂越民间贸易发展对民族经济融合的影响

广西龙州、凭祥、防城、东兴、大新、靖西、宁明、那坡等边境县与越南北方地区接壤。自古以来，桂越边境地区聚居着众多的民族，有壮、瑶、汉、苗、京、仡佬等民族，与越南北方分布的京、岱、傣、华、苗、彝、侬、哈尼、山子等民族毗邻而居。近代桂越民间贸易发展，不但加强了双方之间的经济交流，而且也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桂越民间贸易成为该地区各民族进行经济交往的动力源泉，有力地推动了各民族间经济交往与融合。

(一)推动了广西边区少数民族生产消费体系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在近代桂越民间贸易的推动下，经济交往日渐频繁，商业网络的触角已延伸至广西边区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涉及到广西边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家庭，古代高度封闭的生产、消费体系也就与居住地区外部的区域中心市场体系产生了横向的联系，逐渐走向开放，有力地维持了各民族生产和生活的正常开展。从客观上，在物质层面推动了广西边区各族群众的经济融合。首先，在生产经营体系方面，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家庭与外部市场发生了密切联系。这集中体现广西边区少数民族家庭通过近代桂越民间贸易获得了生产前部分生产资料，如西方转口的轻工业品棉布、棉纱等，因为“价值廉而外面可观”，所以“系天下各国之下等人均为喜悦”，①销量大增，偏远的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买洋布缝衣和买洋纱织布的比例非常高，如宁明、凭祥等县分别达到100%和67.5%、100%和70%。②又如一种盛产于越南太原地区的植物———莨薯，可用于染布，是近代桂越民间贸易中广西进口的大宗商品，每年高达几十吨，如1915－1919年的货值(单位:关平银两)，分别达到32，161两、20，381两、18，698两、19，650两、19，150两。从桂越民间贸易市场上购买数量不等的手工业生产原料，说明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生产活动日益卷入外部市场，并对外部市场产生越来越大的依赖性。这大大促进了桂越边境地区的经济融合和经济交往。其次，在少数民族消费方面，双方各族边民交易的物品的范围较以前得到了扩大，近代桂越民间贸易为广西边区少数民族家庭提供必需的粮、油和初级日用工业品等物资。来自近代桂越民间贸易的消费资料如常见的食盐、丝线、布匹、火油等，这些都是双方各族边民社区内部日用非常需要的消费品。如广西边境地区的金龙街市场(位于现在的龙州县)，是金龙峒地区壮汉民族交流的中心，同时越南边区的侬人、傣人也经常到此，出售农副土特产品、购买油盐等日用品，双方各族边民通过自由民间交易，解决了各自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

③在广西东兴边境地区双方民间贸易的交易物品非常丰富，单单越南芒街流入东兴的西方日用工业品就有十数种之多，如水火油、电油、生胶片、胶鞋、各种染料、哥士的、非林、漂白粉、西服绒、罐头、西香、冷线、布匹、毡被、袜等日用工业品，还有鱿鱼、胡椒等农副产品，应有尽有。除了传统的土特产和西方倾销而来的工业品外，近代一些广西内地消费产品也流通到越南。例如近代广西昭平的竹纸，质量优良，远销广西周边省份如云、贵、川、黔以及钦廉地区等广西边境民族地区，并通过近代桂越民间贸易流通到越南国内，受到越南各族边民的欢迎。这样较以前各族边民可以得到更多的商品并丰富了日常生活，同时也为广西边境地区各族边民的经济融合提供了便利的物质条件和中介。

(二)促使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群众思想观念从传统走向近代自古以来，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是相对封闭的农耕民族，惟知农耕。直到近代以前，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仍然与世隔绝，造成自我封闭，处于外部世界交往体系之外，加深了各族之间的隔膜，甚至产生猜忌、歧视。“不务于末”“务本而已”的思想观念，使该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非常滞后。由于近代桂越民间贸易的发展，以及外来商人纷纷到来，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家庭生产商品化日渐加强，少数民族原有的思想观念开始出现由传统向近代的变迁。随着近代桂越民间贸易的不断发展，外部市场的开拓和商品流通的扩展，近代商品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各族人民心中萌生，同时也影响到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和经济行为上。如广西边境地区“土著之人皆沉迷于贱商主意……受文明之指导，始渐出而竞争商利。”④就此，落后的思想观念起了变化。广西边境民族地区对外通商后，以口岸城镇为中心的商业风气逐渐形成，并且向四周扩散与传输，大量农特产品进入流通市场而成为商品，许多壮、瑶等边境少数民族居住区的部分生产经济活动具有了商品生产的性质。这首先表现在由于近代桂越民间贸易的发展，一些原本农家弃而不用的废料，而成为有价值的商品。例如鸭毛，原本广西边境地区各族农户认为其是废料，毫无价值可言，随意丢弃。由于国外羽绒工业的发展，对鸭毛的需求量增加。在市场机制引导下，以及外来商人的收购，使广西边境民族地区各族农户家大量收集鸭毛，用于民间贸易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讲，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十分浓重的小农意识、重本轻末思想开始松动。其次，近代广西边境地区出现了农闲外出打工的农民。农业是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职业，由于近代商品意识的渗透，相当一部分农民在农闲时出现在广西边境地区城镇的劳动力市场上，出卖体力，从事贩运活动。例如在民国时期广西百色城通往边境各县的乡道上，就有成群结队的马帮和挑夫帮人挑运货物。近代广西边境的大新县昌明乡农民以务农为本，农闲时外出打工，一年中半年时间外出务工。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新县昌明乡，这类农户收入结构中，外出打工收入已占到其总收入中重要的一部分。其外出打工收入约折谷子545斤，约占全年总收入的54.5%。综上所述，近代由于桂越经贸交往的发展导致了广西边区各少数民族生产消费体系和思想观念的变迁，是各民族之间经济融合的进步。随着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民族经济融合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范围更进一步扩大，也使桂越经贸交往获得很大程度上的发展。这表现在:一方面，由于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民族经济融合的加深，外界市场信息也更迅速传入广西边境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经济分化更明显，促使广西边境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活动走出封闭、半封闭状态，导致所出售产品种类和数量得到空前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民族间经济交往越来越频繁，并且商品经济意识不断增强，许多边民日益积极主动参与到近代桂越民间贸易中来获取经济利益，进一步增加了桂越民间贸易商品的流动规模、辐射范围和能力也大大增强。这一切必然导致近代桂越经贸交往的发展，使得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与外界市场，诸如跨区域、跨国界市场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桂越经贸交往因而日趋繁荣。

作者：杨帆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