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产业途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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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色发展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反过来又可以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化是不争的事实，但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布局导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长期被困在粗放式的路径上，能耗较高，绿色发展质量较低。应从产业结构调整入手，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做强做大文化旅游产业等举措，来实现西部地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西部地区；绿色发展；产业结构；资源依赖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实现绿色发展的手段和路径，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从理论上说，绿色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是相辅相成的。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有助于实现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以绿色发展的理念和目标为引领，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当前，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尽快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是我国的一项战略任务，这对我国西部地区来说，更显得必要和急迫。

一、西部地区产业绿色发展的宏观背景

绿色发展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是最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它有助于使产业结构的调整更趋科学合理。因此，国内国外，人们对绿色发展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一）绿色发展是全球趋势

西方国家较早关注了绿色发展。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基于对人类长远发展的思考，对西方工业化国家出现的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方式提出了质疑。随之，绿色理念、绿色经济的概念被提出，并在西方一些工业化国家开始实践。尤其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面对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巨大压力和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气候条件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美国、日本、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绿色发展和经济转型的力度，分别赋予绿色发展不同的内容，使绿色经济迅速上升到各自国家的战略层面，得以迅猛发展。2008年，联合国发出了《绿色倡议》，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成功召开。当前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国际大趋势，正在引领世界经济潮流，代表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

（二）绿色发展是我国的战略抉择

我国在付出了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经济难以持续的沉痛代价之后，也作出了发展绿色经济的战略抉择。我国对绿色发展的重视由来已久。从2006年我国就开始实施节能减排政策，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1］20。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把生态文明建设写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明确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39。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自此，绿色发展就成为指导当前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更成为我国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017年10月，党的报告又把绿色发展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3］50-51。国家对西部地区绿色发展尤为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于2010年、2012年、2015年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等重要文件，这些文件都反复强调，环境保护、生态建设是西部大开发的基本前提。若要从源头上扭转西部地区生态恶化的趋势，就必须对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重大调整，其途径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绿色经济，推广低碳技术，坚持做到在绿色发展中促产业转变，在产业转变中加强绿色发展，从而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和速度的双提升。为落实中央的战略决策，解决全国范围内长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突破日益强化的资源约束，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方式，我国采取了众多举措，出台了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建立健全了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区域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构建了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机制，初步建立了区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在重点行业、领域、产业园区和省市开展了两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工作。

（三）绿色发展是人民的迫切愿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们渴望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河水、湛蓝的天空、安全的食品，但是，我们的水、空气污染很严重，食品安全、药品安全让人很担心。这就产生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绿水青山、碧海蓝天等美好生态环境、生态文明的需要与生态环境不优、生态文明质量不高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具体表现。为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强烈要求政府、企业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调整产业发展结构，以绿色发展取代粗放式、掠夺式发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为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优质生态产品和生活产品。所以，党的报告指出，通过绿色发展，“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3］51。这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有助于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综上所述，面对国内外绿色发展的大趋势、国家的大政方针和人们的广泛共识，西部地区只有融入绿色发展这股洪流之中，才能实现《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中设定的众多绿色发展指标。大量事实和研究表明，西部地区未来绿色发展的水平对全国整体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如果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速度不快、质量不高，我国整体的发展将会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和经济代价［4］。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绿色经济的道路上，西部地区可谓任重道远。

二、西部地区产业绿色发展的有利条件与现实困境

（一）有利条件

当前，西部地区正处在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绿色发展的有利条件十分明显。一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西部大开发以来，尤其是“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加快，绿色发展的条件越来越充实。2017年全国经济增速最快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前三位均在西部地区，分别为贵州、西藏和重庆，它们的经济增速分别达到10.2%、10%和9.5%［5］。二是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第三产业发展迅速。2011年以来，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第一产业比重继续下降，由2011年的12.74%下降至2016年的11.87%，第二产业比重也由2011年的50.92%下降至2016年的42.95%，而第三产业比重则从2011年的36.34%显著上升至45.18%①，其服务业发展非常迅速。由此不难看出，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已经由传统的“二、三、一”转变为“三、二、一”，从其内部各个省区来看，除了内蒙古、陕西、青海、宁夏等之外的其他西部省区也均已形成“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三是西部地区绿色发展面临着“一带一路”和“产业转移”的双好机遇。2013年，高瞻远瞩，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地区是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点，是我国与西亚、南亚等国家的连接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一带一路”让西部地区由对外开放的大后方变成了大前方，成为我国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桥头堡和前沿阵地。后方变前方，使西部地区各省区有条件、有机会按照绿色、开放、融合的理念，借机对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产业发展结构进行重新规划，在有些方面甚至可以以“重新洗牌”的勇气，对产业结构、绿色发展进行深度调整，推动西部地区与沿边、沿线国家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这有利于西部地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此同时，我国东部沿海和一些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产业向外转移的特点非常明显，这对西部地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位置重要，资源丰富，产业发展空间巨大，有些方面还是“一片空白”，是投资兴业的绝佳选择，是我国扩大内需的巨大潜在市场，是我国产业布局、调整的重要回旋之地。这种产业转移的大环境和西部地区自身的优势，有利于西部地区积极培育绿色产业，承接先进产能，从而提升产业层次，优化产业结构。

（二）困难和问题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有利条件很多，但不利的因素也不能忽视。一是工业的主导地位并未改变，产业的资源依赖特征并未扭转。作为我国主要的能源集中地和输出地，西部地区产业具有明显的资源依赖型特征［6］，形成了高消耗、高排放的产业发展模式。从西部地区的产业构成来看，工业依然是主导产业，2016年其占比依然高达78.65%。西部地区的矿产、石油等资源较为丰富，以原煤为例，2016年西部地区所生产原煤就占全国原煤总产量的57.11%②。因此，长期以来，推动西部地区工业增长的动力都是资源密集型产业，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金属冶炼及压延等在绝大部分西部省区产值中都占较大比重［7］。以内蒙古为例，2015年，其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等产业产值分别为2931.13亿元、715.34亿元、613.17亿元、592.9亿元和237.46亿元，占其工业总产值7739.18亿元的65.77%。从整体上看，2015年西部地区上述产业产值占到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的45.05%③。因此，尽管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总体上已经得到了优化，但其资源依赖的特征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资源密集型产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慢。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方向和重大举措。但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大都集聚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所占比重较低。数据显示，2016年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的比重还不到20%，其产值规模较小，发展远远不足。三是产业发展能耗较高，绿色发展质量不佳。支撑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就是大量的资源投入，而靠拼资源的资源依赖型产业的发展使得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耗较为严重，单位GDP能耗较高,能源转换效率较低，成为我国碳排放的重灾区［7］。数据显示，在西部地区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超出80%。2016年全国共消耗煤炭424941.78万吨，其中，西部地区所消耗的煤炭就占到了全国的31.65%，焦炭、石油等消耗量也均占到了全国的20%以上②。而煤炭单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高，造成二氧化碳减排困境，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2016年，全国能源加工转换效率只有73.85%，对于占全国50%以上能源生产的西部地区而言，其能源加工转换效率拉低了全国能源加工转换效率。另外，2017年国家统计局等四部委联合《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其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由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等6大方面的55项评价指标构成，据此生成的绿色发展指数，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绿色发展成果。公报数据显示，西部12个省区的绿色发展指数排名情况如下：重庆第5，云南第10，广西第12，四川第14，甘肃第16，贵州第17，陕西第23，内蒙古第24，青海第25，宁夏第29，西藏第30，新疆第31。这个排序反映出，西部地区整体上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绿色发展位次偏后。四是产业绿色发展的软环境还存在不少“软肋”。比如，绿色发展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完全树牢，绿色发展的政策引导、舆论宣传、氛围营造不到位。一些企业对绿色转型缺乏主动性，紧迫感不强。一些地方政府绿色发展意识淡薄，绿色措施不力，导致绿色发展滞后。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在对待中央保护环境、绿色发展要求上，阳奉阴违，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如，祁连山是我国西部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上，甘肃省有关方面认识不深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显性政绩，长期存在生态环境为经济发展让路的情况，不作为、乱作为，生态监管层层失守，致使违规违法开发矿产资源、建设水电设施、偷排偷放等情况十分严重，导致保护区局部植被破坏、地表塌陷、水土流失、河道污染甚至断流。2017年中央对此进行了严厉问责。还有，西部地区基础教育薄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偏少，人才流失严重，引进人才困难，研发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产学研结合能力、新技术推广能力等相对较弱，创新驱动对绿色发展的支持度比较低。

三、西部地区产业绿色发展的对策

西部地区实施产业绿色发展，既要遵循产业绿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找准短板，多策并举。

（一）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利于提升产业层次、推动传统产业升级、高起点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体现了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根本要求［8］。因此，西部地区要牢牢抓住国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好时机，充分利用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红利、资金红利、技术红利，让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西部地区的产业重地、产业高地，在西部地区产业布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西部地区产业转型的强大推动力。西部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依托自己的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和已具备的产业优势，找准切入点和优先方向，形成自己的特色。比如，利用本区域的电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能优势，优先发展绿色清洁能源和低碳能源产业，这不仅能做大做强新能源产业，还有利于优化和改变单一的能源消费结构，控制煤炭消费的过快增长，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例，减轻第二产业对煤炭的过度依赖［9］。西安、成都、重庆、云南等地可分别利用已形成的航空航天、电子通信、生物制药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构建全产业链体系，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10］。

（二）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以传统产业为主，传统产业占比高达90%左右。鉴于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其传统产业还需继续发展，但又不能继续走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之路，这就必须改变原来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实施绿色改造，其途径就是发展低碳循环经济。一是关注传统产业链的顶端，即输入端，实施源头控制。生产企业必须在源头就充分考虑资源的节约利用问题，尽可能减少进入生产、消费领域的物质量和资源量，提高单位产品对资源的利用率，而不是把眼光放在污染的治理上。只有控制住了源头，才能为避免和减少废物打下基础。二是关注传统产业链的中端，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把清洁生产的要求贯彻始终，不间断地对企业进行大力度的科技投入和技术改造，及时采用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加速淘汰老旧设备，更新落后工艺，实施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采用高科技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材料使用量，降低污染物排放量。三是关注传统产业链的末端，即输出端。过去，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渣、废品、废水、废气等废物、污染物，还有工作、生活中不再使用的陈旧物品，基本上都不加处理，当作垃圾随意丢弃或排放到环境中，既造成严重浪费，又产生严重污染。现在，必须按照低碳循环经济的要求，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再生资源产业，即对这些废物进行再加工、再处理、再利用，将上一个生产过程或这个企业产生的废物，转变成下一个生产过程或另外一个企业的原材料，使其作为新的资源，生产出新的产品而再次进入生产过程或消费领域，以降低对原始资源的依赖，减少废物最终处置量。

（三）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产业

西部地区有着我国最为丰富的森林草地、江河湖泊、雪山冰川、盆地大山资源和独特的地形地貌资源，有着众多的世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驰名中外的风景名胜区。众多少数民族生活在西部地区，不同民族所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建筑、民族语言、民族服饰、民族饮食、民族习俗、民族歌舞独具魅力。这些优良的自然生态资源和浓郁的民族文化资源，具有很强的高端性、稀缺性、独特性和吸引力，在人们追求高品位生活质量的当下，这是最为珍贵的资源，是西部地区发展绿色产业的宝贝和优势。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西部地区的文化旅游产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和较好的基础，今后，需要进一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打造生态旅游、文化旅游，把西部地区打造成国内外知名的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要发挥旅游业带动性、综合性强的特点，开展“旅游+”项目，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推动旅游业与农业、工业、其他服务业等融合发展，培育出更多的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

（四）强化人才、技术对产业绿色发展的支撑作用

一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人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战略资源、核心资源，对于区位优势不佳、人才流失严重的西部地区来说，更要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新政，打好人才牌，念好人才经，在培养好、使用好本区域内人才的同时，把国内外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尤其是绿色、低碳、循环、环保方面的优秀人才集聚到西部地区。二是加大绿色新技术研发力度。在国内外培育、遴选和扶持一批为绿色转型发展提供咨询设计、规划策划、改造升级、建设运营的专业化技术支撑机构和平台，特别是要充分依托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发优势，加强产学研用结合，研发绿色发展的关键性技术，将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节能减排降耗、污染防范治理、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清洁生产等领域的关键技术，划入重大科技专项支持范畴，从政策、资金、人力等方面全面倾斜。对国内外已经研发出来的绿色新技术、新成果，通过各种方式，加大推广使用的力度，减轻自我研发成本压力。要加强对绿色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研发新成果、使用推广新成果的积极性。三是要支持本地企业实施绿色转型技术研究、绿色工艺改造、绿色技术设备配置、绿色机制建立、绿色技能培训等工作，建立相对稳定的激励政策，促进企业加大对长期创新的投入。四是要重视企业家人才队伍建设。企业家是企业发展的领军人，企业家的思想观念、战略眼光、国际视野、创新思维、社会责任感等，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决定着企业能做多大、能走多远。在当前西部地区的绿色转型中，特别需要培养造就一批具备企业家精神、有绿色观念、懂绿色经营、会绿色管理、能绿色创新、致力于绿色发展事业的优秀企业家。

（五）建立符合西部地区特点的产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观测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不是真正的绿色发展以及绿色发展的速度、质量、水平如何等，需要建立一套评价指标体系，有了这套评价指标体系，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就有了方向和约束。事实上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就是一个指挥棒，引导着政府、企业朝着真正的绿色产业方向，补漏纠偏，优化转型。建立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内容要全面系统，各种观测点要科学规范，评价要素的量化要准确具体，权重设定要突出重点难点，与绿色发展关联性强的核心指标、关键性指标要覆盖到位，所有指标都必须具有科学的前瞻性、鲜明的导向性、过硬的约束性、地域的特色性和简便的可操作性。2016年，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已经印发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西部各省区可结合本地产业结构、资源和环境的不同情况，尽快制定出能体现本地主体功能定位和差异化评价要求的地方标准。在这方面，西部省区有的已经制定了地方标准，有的还在制定之中。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并不是终极目的，关键是要利用这一评价体系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日常考核、专项考核、年度考核、任期考核。要把评价考核的结果作为评价领导干部政绩和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凡是在评价考核中得分不及格，关键性、约束性指标完成得不好，或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绿色发展严重滞后、责任事件频发地区负有责任的相关领导干部，都要依规依法严肃问责。因此，尽快建立起西部地区全方位的绿色政绩评价考核坐标系，使绿色发展—评价—考核—监督—问责—更高水平的绿色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在全社会营造评价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的工作不再是单纯地看GDP指标，而是更加注重绿色指标、更加注重绿色发展质量的氛围，真正让绿色指挥棒成为推进西部地区产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约束和导向。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0.

［2］本书编写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

［3］.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刘纪远，邓祥征，刘卫东，等.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概念框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10）：1-7.

［5］徐璋勇，任保平.西部蓝皮书：中国西部发展报告（201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25.

［6］宋周莺，刘卫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路径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10）：31-37.

［7］黄林秀.低碳经济模式下的西部地区低碳产业发展研究：基于路径依赖理论视角［J］.生态经济，2012（5）：115-118.

［8］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EB/OL］.（2010-10-10）［2018-03-15］.

［9］尹传斌,蒋奇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下的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7（3）：155-161.

［10］苏建军，徐璋勇.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及转型发展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15（1）：69-78.

作者：史艺璇 单位：兰州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