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出口中的服务含量比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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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论坛杂志》2016年第二期

摘要:

全球价值链下，越来越多的服务通过物化在商品中实现了可贸易，一国出口中的服务含量不仅包括服务本身跨境流动价值，还包括商品跨境流动中所隐含的服务价值。基于贸易增加值角度，测算1995—2011年中美两国出口中的服务含量及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及发展趋势，研究表明:中国总出口中的服务含量(尤其是境内服务含量)明显低于美国，而境外服务含量高于美国，中国服务出口增值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有待提高;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出口服务含量最高，除电力、煤气和水供应业外，中国各行业出口的境内服务含量均低于美国;中国总出口中的境外服务含量主要源自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服务处于行业价值链的相对低端位置;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中美两国在出口服务含量整体收缩的同时境外服务含量相对上升，其服务国际化的步伐并未受到阻碍。

关键词:

出口服务含量;贸易增加值;增加值贸易;出口增值能力;服务国际化;经济服务化;全球价值链;金融危机

一、引言

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拉动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方面发挥着突出作用。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全球产业结构正在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也从货物贸易逐渐转向服务贸易。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98006．90亿美元，同比增长4．4%。美国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服务贸易大国地位，服务贸易总额为11877．12亿美元，同比增长3．3%，其中，服务出口7093．94亿美元(增长3．2%)，服务进口4783．18亿美元(增长3．5%)。中国内地服务贸易总额为6069．57亿美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服务出口2234．75亿美元(同比增长7．6%，居世界第五位)，服务进口3834．75亿美元(同比增长15．8%，居世界第二位)。作为服务贸易大国，服务业已成为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而随着经济一体化和产品内分工的深入发展，产品的生产和价值链条跨越国界，并根据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形成了全球化布局。一国的出口产品往往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本国产品，而是多个国家共同参与制造的全球化产品。生产的全球化在推动跨国贸易迅猛增长的同时，也使国际贸易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传统意义上的“货物或服务贸易”转变为以外包和模块化为特征的“任务贸易(tasktrade)”或“增加值贸易”。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下，产品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销售及售后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服务的介入，更多的服务通过物化在商品中实现了可贸易。所以服务贸易除了包括服务本身的跨境流动外，还应包括含有服务价值在内的商品的跨境流动(Grubel，1987)。

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关境贸易统计法则显得过于粗略和表面化，已经不能如实反映国际贸易的具体形式和实际规模，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应运而生(Hummelsetal，2001;Koopmanetal，2010，2012;Daudinaetal，2011;Johnsonetal，2012)。该方法以贸易增量分析取代了过去的贸易流量分析，通过核算产品在各个生产和流通环节所产生的价值增量，从而准确全面地展示各国真实的生产与贸易状况。服务含量分析就是将增加值贸易统计法引入到服务贸易核算中，在核算服务本身跨境流动价值的同时也核算商品跨境流动中所包含的服务价值。已有一些学者从增加值贸易角度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蒲红霞等，2015;李玉峰等，2015;戴翔，2015)及出口技术复杂度(张亚斌等，2015)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从服务含量方面进行研究的文献很少。Stehrer(2012)讨论并区分了“增加值贸易”和“贸易增加值”这两种增加值统计方法，认为采用这两种方法所测算的贸易差额等于传统贸易统计差额(不包含双边贸易)，并将增加值进一步分解为各种生产要素(如资本和各教育层次的劳动)的收入。Stehreretal(2012)将贸易增加值和贸易中的要素含量分解成本地和国外两部分，并使用WIOD数据对1995—2009年40个国家、35个行业的贸易增加值和要素含量进行核算，得出的结论是出口中的本地增加值含量趋于下降，金融危机后又有所回升，并且考虑到服务部门为生产制造业出口商品所创造的增加值，服务部门的作用和贡献比在传统贸易统计法下更为重要。郭晶等(2015)在剔除了进口中间投入的影响和考虑了物化在制造业出口中的服务业间接出口后，对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进行重新估算，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逐年上升，但表现出显著的比较劣势，尤其是资本、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具有很低的市场占有率和极强的比较劣势。郑国姣等(2015)在从增加值贸易视角考察中日贸易时，综合考虑了服务业直接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和制造业间接出口的服务业国内增加值，认为传统贸易核算法低估了中日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程度，两国服务贸易互补性明显。程大中等(2015)认为中国出口中的服务含量所占比重是传统统计方法测算结果的两倍，其中来自国内的服务含量占比在下降，而来自国外的服务含量占比趋于上升，尤其是来自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服务含量较高。

上述几位学者从贸易增加值角度，将贸易中的服务含量与传统的服务业贸易进行了区分，并从理论模型构建及应用角度为中国出口中的服务含量研究作出了贡献，不足之处是所采用数据时间区间较短，只到2009年，不利于对出口服务含量的整体把握。本文在对理论模型进行三产业部门现实拓展的基础上，采用OECD-WTOTiVA数据库的最新数据，对1995—2011年中美两国总出口和分行业出口中的服务含量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发现中国服务出口的特点和不足，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行业发展和贸易政策制定提供参考。除了模型拓展和数据选取上的进步之外，跳出传统的服务业贸易分析框架，从贸易增加值角度对中美两国出口中的服务含量展开较细致的比较分析，也是本文的贡献之一。

二、理论模型构建

贸易增加值核算通常采用投入产出表方法。投入产出表也称部门联系表或产业关联表，它反映了经济系统各产业投入数量与产出数量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揭示了各产业间的生产联系及产品的价值形成过程，从而可以更有依据性地追踪产品的价值来源，把握不同行业的地位和作用。国际投入产出表展示了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各行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通过编制跨越国界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可以把各国的国内产品生产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同国际贸易数据结合起来，从而便于将各国产品纳入到全球生产体系中发现并追踪其价值增值的来源与去向，得到真实有效的贸易统计数据。其他行业间接出口的服务含量可见，在全球价值链下，各国各行业间相互依存，纵横交织，不仅国内各行业间存在着投入产出关系，与国外行业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产联系。所以一国产业的出口增加值中，不仅包含国内投入所产生的国内增加值，还包含国外投入所产生的国外增加值。同时，在国内增加值中，不仅包含本行业投入所产生的增加值，也包含国内其他行业投入所产生的增加值。具体到服务本身，运输仓储、批发零售、邮电通讯、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等活动贯穿于各行各业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只有综合考虑各行业(不仅仅限于服务业)出口中所包含的服务，我们才能衡量出一国真实的出口服务含量，进而对该国服务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地位有更准确全面的认识。

三、中美两国出口中的服务含量比较分析

2015年10月OECD-WTOTiVA(TradeinValue-Added)数据库提供的最新数据中包含中国和美国1995—2011年的贸易增加值数据，可以用来分析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和美国全行业及分行业出口中的服务含量及其构成情况，进而评估中美服务的境内增值能力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本文涉及的行业大类采用ISIC．REV．3标准:C01T05为农林牧渔业，C10T14为采掘业，C15T37为制造业，C40T41为电力、煤气、水供应业，C45为建筑业，C50T95为服务业;其中服务业又主要划分为五个小类:C50T55为批发和零售贸易、酒店和餐饮业，C60T64为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C65T67为金融中介业，C70T74为商务服务业，C75T95为其他服务业。

1．中美两国总出口中的服务含量比较表1列示了基于出口增加值角度核算出的1995—2011年中美两国总出口中的服务含量。为了体现增加值贸易统计法与传统贸易统计法的不同，我们在表2中列举了同一时期传统贸易统计法下中美两国各行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以作参照。整体来看，中国总出口中的服务含量历年均在40%以上，这一比重远远超过了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下中国服务业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美国也是如此，从而证实了传统贸易统计方法由于忽视了隐含在其他行业中的间接服务出口而低估了服务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贡献(Stehreretal，2012)。同时，美国总出口中的服务含量明显高于中国，体现了后工业化时代美国经济结构服务化的事实。具体来看，中国总出口中的境内服务含量低于美国，历年差距均在20个百分点以上，体现了中国服务较弱的境内增值能力;而中国总出口中的境外服务含量明显高于美国，更多的服务投入品要从境外进口，体现了中国服务较弱的国际竞争能力。为什么中国服务业的整体开放程度不高，而中国出口品中却有着较高的境外服务含量?鉴于中国服务业本身起步较晚，又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策限制，服务业本身的进口中间投入品不多，但一国总出口中的服务含量不仅包含服务业自身的直接服务出口，还包含其他产业的间接服务出口，我们初步推断作为加工贸易和制造大国，更多的境外服务含量通过制造业进口中间投入进入中国，最终体现在总出口中。以金融危机为界，危机前后两国总出口中的服务含量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趋势。通过表1可以看出，从2000到2009年，中国总出口中服务含量有所上升，其中境内服务含量明显增加，说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扩大，中国服务的竞争力有所提高，越来越多的本地服务投入开始取代进口服务投入。从2009到2011年，中国出口中总服务含量和境内外服务含量均有所降低，出现了收缩现象，说明受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中国总出口中的服务成分整体降低。就美国而言，2008、2009年也是其出口服务含量的拐点。受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2008年美国出口总服务含量和境内服务含量达到低点，2009年上升到高点后又呈现出下降趋势，而境外服务含量在2009年达到低点后呈现上升趋势。说明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出口服务含量整体收缩的同时出现了结构调整，境外份额相对上升。

2．中美两国分行业出口中的服务含量比较表3从行业大类角度展示了中美两国出口中的服务含量①。总体来看，服务业是中美两国出口服务含量最高的行业，其次是建筑业。其中中国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服务业出口中的服务含量远低于美国;中国采掘业和制造业出口中的服务含量与美国相差不大;中国电力、煤气、水供应业出口中的服务含量快速增长，在2008年赶上并超越美国。表4具体显示了中美两国分行业出口的境内、境外服务含量。整体来看，除电力、煤气和水供应业外，中国各行业出口的境内服务含量均低于美国;而中国采掘业、制造业出口的境外服务含量明显高于美国，其他4个行业的境外服务含量与美国差距不大。同时，中美两国分行业出口服务含量在金融危机前后出现的明显变化，也进一步解释了总出口服务含量的变化。在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下，两国各行业出口服务含量尤其是境内服务含量呈现增速放缓或负增长的趋势，但境外服务含量却相对平稳甚至出现上升趋势，说明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两国服务均更加注重行业价值来源结构调整，服务国际化的步伐并未受到阻碍。结合表3、表4，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在农林牧渔业和建筑业中，中国出口服务含量低于美国的主要原因是境内服务含量过低，说明该行业的境内价值链条较短，行业服务化水平低，服务增值能力有限。(2)在服务业中，中国出口服务含量低于美国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境内服务含量过低①，说明中国服务业自身的价值增值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较多的服务业出口产品价值来自于其他关联行业。(3)在采掘业和制造业中，中国出口服务含量虽与美国相当，但其中的境内服务含量明显低于美国，境外服务含量较高，服务增值能力更多地来自境外而不是境内。这与这两个行业普遍存在的“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模式有关，因为行业进口中间投入品中含有较多的境外服务增值，体现在行业出口中就包含了较多的境外服务含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为制造大国，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不够发达，更多的先进服务依赖境外进口的事实。(4)从电力、煤气、水供应业来看，中国出口中的服务含量和境内服务含量快速赶上并超越美国，境外服务含量虽少，但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体现了行业的服务化和国际化水平日益提升。

3．中美两国总出口中的境外服务含量来源比较表5展示了1995和2011年中美两国总出口中的境外服务含量中排名前十的来源国(或地区)所占份额②。整体来看，从1995到2011年，中国总出口中排名前十的境外服务含量来源国(或地区)份额明显高于美国，说明中国服务对外来服务的依赖程度较强。同时，中美两国总出口中排名前十的境外服务含量来源国(或地区)所占份额正在下降，体现了两国对某一特定贸易国(或地区)服务的依赖程度正在降低。在中国排名前十的境外服务含量来源国(或地区)中，日本、美国、中国台湾、韩国占据了较大份额，其他六个也均为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而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服务多处于行业价值链的高端，也即“微笑曲线”的两端位置，说明中国服务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处于国际竞争弱势地位，高端的服务含量需要从发达国家(或地区)进口。当然，随着中国服务的日益发展壮大，中国出口品中源自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境外服务含量正在降低。而在美国出口的境外服务含量来源国(或地区)中，1995年，排名前十的除墨西哥外均为发达国家(或地区)，其中份额超过1%的只有日本，为2.57%;2011年，排名前十的境外服务来源国(或地区)中包含了中国、墨西哥、印度三个发展中国家，份额超过1%的有加拿大和中国，分别为1．37%和1.08%。境外服务主要来源国(或地区)及其份额发生的明显变化，说明美国服务在日益高端化的同时，进口服务来源日益分散，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外包业务也在深入开展。中国需要抓住发达国家服务外包的机遇，快速提升自身服务的增值能力和竞争能力，绕过服务后起之国的“低端锁定”陷阱，实现服务的跨越式发展。

四、结论与启示

全球价值链下，增加值贸易统计法相对于传统贸易统计法更能准确全面地体现服务的作用和贡献。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角度，对中美两国出口中的服务含量进行分析和比较并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总出口中的服务含量明显低于美国，其中境内服务含量与美国的差距历年都在20个百分点以上，而境外服务含量则高于美国，体现了中国服务较弱的出口增值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2)分行业看，服务业的出口服务含量最高，其次是建筑业;中国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服务业出口中的服务含量远低于美国，除电力、煤气和水供应业外，中国各行业出口的境内服务含量也均低于美国，这与各行业的服务化水平、服务价值增值能力或生产、贸易模式有关。(3)中美两国总出口中排名前十的境外服务含量来源国所占份额均正在下降，表明两国对某一特定伙伴国(或地区)服务的依赖程度正在降低;中国总出口中的境外服务含量主要源自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服务处于行业价值链的相对低端位置。(4)受金融危机影响，中美两国出口服务含量出现了收缩现象，各行业出口服务含量尤其是境内服务含量呈现增速放缓或负增长的趋势，而境外服务含量却相对平稳甚至出现上升趋势，表明两国在继续加快服务国际化步伐的同时更加注重各行业的内部调整。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发展演化，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的出口贸易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和调整，尤其是服务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和地位日益提升，对经济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日趋明显。为进一步提高中国服务的出口增值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提升中国服务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深化服务领域改革，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强服务行业的价值增值能力;拓展延伸境内服务价值链条，提高各行业的服务化水平，尤其是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扩大服务领域的开放力度，在积极引进境外高质量服务的同时，努力嵌入全球高端服务价值链条，实现中国服务的跨越发展。

作者：徐久香 拓晓瑞 杨文芳 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重庆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