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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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信息论坛杂志》2014年第六期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2012年底，笔者深入陕西省农村、建筑工地进行实地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调查方式为访谈式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62份。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要求，剔除掉不合格及不完善的信息后，得到有效样本245份，有效率为93．5％。从样本的性别结构看，在外出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62．9％，女性为37．1％，男性人数高于女性。从样本的年龄结构看，16～22岁的人数占20．8％，23～28岁占38．8％，29～32岁占40．4％，根据经验判断，29～32岁的群体基本已经成家，有一定的求职和工作经历。调查样本的整体教育水平情况如下：小学及以下人数占9．8％，初中文化水平占54．3％，高中及以上者占35．9％，该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高中以上青年农民工的比例为36．4％）0．5个百分点。被调查人群中，接受过一次培训的人数占比37．1％，接受过两次及以上的共占32．7％，从未受过培训的占30．2％。这说明陕西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基础文化素质比较低，缺少专业技能培训。在性别、年龄、较低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等因素中，哪些会是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主要因素和障碍呢？下面以陕西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影响因素

（一）指标设计及方法选择本文用职业变动次数直接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转换率，分别考察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受教育程度、培训次数等与职业变动次数的关系。由于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受教育程度为属性变量，所以运用非参数统计中的交叉列联表来分析。通过交叉列联表分析，可以较好地反映出这两个因素之间有无关联性。但是要想知道属性变量之间相关性的强弱程度，仅仅靠描述性的统计分析是不够的，因此需要借助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率的影响因素运用交叉列联表对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技术培训等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见表1）发现：1．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与工作变动次数的关系不显著。根据列联表Pearson卡方检验结果，性别等三个变量的渐进相伴概率（双侧）值均大于0．05，说明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率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2．受教育程度和培训次数与工作变动次数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根据列联表Pearson卡方检验结果，受教育程度和培训次数的渐进相伴概率（双侧）值均小于0．05，说明受教育程度、培训次数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三）基于Logistic模型的量化分析为了进一步说明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等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之间的数量关系，在此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深入分析。通过交叉列联表分析可知，职业转换与受教育程度以及培训次数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将这两个变量引入到Logistic模型作为影响职业转换的因素。本文选取职业转换为因变量，这一变量是一个二分类变量，职业转换编码为1，否为0。自变量也转化为虚拟变量（如表2），根据调查数据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可得Logistic回归方程为：上式中D1指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高中，D2指受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M1指受培训次数为1次，M2指受培训次数为2次，M3指受培训次数为3或4次。1．初中、高中受教育程度对职业转换概率有显著影响，而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对职业转换影响不显著。初中或者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职业转换的机率与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几率比例的对数是3．49，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农民工职业转换的机率与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几率比例的对数是2．637。可见，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农民工职业流转机率最小，初中及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职业转换的机率最高，即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职业转换的可能性是先增加再减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较高职业地位的机会越多，其就业层次也就比较高，故其职业转换率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就业层次也就比较低，故其职业转换率比较高。这一结果可以用市场筛选信号理论、市场分割理论、人力资本等理论来解释。根据市场筛选信号理论，劳动力市场主要以受教育程度、学历等人力资本因素为就业“信号”，选拔和挑选人才。学历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者，其获得较高职位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受教育程度越低，其进入较高职业地位的机会就越少。从调查数据看，陕西省农民工主要集中于建筑业、制造业、餐饮、零售等服务业，其实也就是说他们主要集中于次要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不论是从工作条件还是工资福利都不如主要劳动力市场，因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对现有工作的满意度普遍不高，有较强烈的职业转换和流动意愿，总是希望在一次次的求职中能找到更体面、收入更高的职位。所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流动性较强，缺乏稳定性。人力资本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劳动生产率越高。对企业而言，劳动生产率越高的人能够创造更多的利润和效益，所以企业更愿意留住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普遍较低，因而在企业减员或裁员过程中最容易受到冲击。2．受培训次数2次对职业转换有显著的影响，而1次、3次或4次对职业转换影响不显著。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农民工受培训次数与职业转换概率并没有显示出完全的线性相关关系，而是先增加后减少，呈现出“倒V”型趋势，并在“受培训次数2次”的地方出现了拐点。数据显示，受培训2次的职业转换概率是没有接受培训的1．148倍。此结论仍然需要用人力资本和“干中学”理论去解释。初高中毕业的农民工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虽然偶尔接受过1次培训，但是仍然不能胜任新的岗位或更高职位；随着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再次培训将会很快提高受训者的工作技能。然而，当农民工的受训机会增加至3～4次或者更多时，说明他在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也在不断提高。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但使受训者在职场站稳了脚跟，而且还可能带来工作岗位或职业层次的提升、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提高等多种机会。这种情形下，受训者离职或更换工种的可能性下降了。因此，更多的培训次数反而降低了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概率。频繁的职业转化率对企业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企业可能会降低对通用型人才培养的投资力度，转而增加企业专业人才的培养，以此提高企业独有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频繁的职业转换，给优秀企业提供了较多的具有实际经验的熟练劳动力，又减少了优秀企业的人才培养成本。而那些规模不大的小企业，成了初入职场的劳动力的首选，最终成为优秀企业的人才培养基地。

三、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1．求职渠道比较传统和单一。由于文化水平和判断能力等因素的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获得方式比较传统。据调查，77．4％的人的初次工作依靠家人亲友和老乡同学介绍，通过中介、公共信息应聘不到30％。而后来的工作变动方式依然以老乡朋友介绍为主，政府劳动部门以及职业中介等部门提供的就业信息有所帮助，但还没有成为其获取工作的主要方式。2．职业层次提升缓慢。现从事建筑业、住宿餐饮业、加工制造业、批发零售业者等比初次从事这些行业者分别少了2、4．5、2．9、2．4个百分点；现从事交通运输和仓储业、房地产及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及其他者比初次从事这些行业者分别多了1．7、2、0．8个百分点，职业层次有向上提高的趋势。这说明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职业时，不仅看重岗位的工资水平，也很看重企业提供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前景。虽然职业层次有所提高，但是就业仍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3．职业培训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地位上升的主要推力。研究发现，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最明显因素是职业技能、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分别占54％、53．2％和49．2％。受教育程度在职业转换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次要劳动力市场向主要劳动力市场转换。人力资本理论告诉我们，文化知识方面和工作经验的欠缺是可以通过受教育和技能培训来弥补的，这充分说明了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重要性。

（二）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对于以初高中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缺乏专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缺乏专业知识，是他们在求职和职业转换过程中的主要障碍。教育和培训可以提高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增加人力资本的价值。因此，应该增加农民工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增加他们的就业能力。2．拓宽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投资渠道。目前对农民工的教育投资主要由政府承担，而企业的投资规模在减小。而就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提高职业转换的成功率，就要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的累积。因此，需要拓宽针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投资渠道，用制度吸引企业、社会团体等的资金进入，增加农民工的受教育机会。由于受到某些限制，本文的调查样本有点偏小，并且研究未涉及家庭子女的数量、婚姻及家庭背景等因素。因此，影响职业流动方向的更多因素及其理论探索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作者：殷红霞宋会芳单位：西安财经学院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