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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研究杂志》2014年第六期
一、理论基础和基本假设
(一)资本化和费用化R&D支出的区别首先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R&D支出应该归类为资本还是中间投入。在生产函数和核算恒等式中这两种不同的假设将呈现出明显的区别。本文假设经济体中只有三种产品:消费C、有形投资品I和无形资本中的R&D投入品N。当R&D支出被认为是中间投入品时,劳动L和有形资本K用来生产以上三种产品,但N是生产C和I的中间投入。具体表达式如下:不但在实际企业财务的处理中,将R&D支出视为费用,SNA(1993)中也规定R&D支出做费用化处理。式(4)中的撇号用来与下面把R&D支出资本化时的总产出加以区分。资本化R&D支出时,R&D投入形成的研发资本的累积方程式:其中,PR(t)为R&D资本的使用成本(租金),当费用化R&D支出时,这部分收益在gdp核算中不存在。当资本化R&D后,扩张后的GDP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且要大于费用化R&D时的GDP。
(二)资本化R&D的增长核算方程传统的SOG(Sourceofgrowth)的分析框架认为产出的增长率等于加权的投入要素增长率加上一个余项。根据Solow(1957),从式(1)-(4)可以得到SOG方程如下:显而易见,资本化R&D后,劳动收入的份额参数变小了(sL=λs,L),而资本收入(包括R&D资本)的份额增加了。同样,消费份额参数变小了,而储蓄率或投资率相应提高了。以上两种处理方法是对同一经济体进行结构表达的,两种处理方法不能同时正确。然而,根据拉姆齐经济理论以及后续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代表性家庭在一生预算约束下,最大化跨期效用函数。以上优化问题决定了代表性个体的消费和储蓄路径,进而决定了经济体中投资和资本形成。Hulten(1979)认为以上跨期优化问题对无形资产的处理具有重要的隐含涵义:任何资源的使用,降低了当期的消费但将提高未来消费,都可以定义为投资。这种观点提供了统一对称对待资本的方法。因此,R&D支出、就业培训应该与工厂和设备支出一样视为投资。更进一步,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任何为了提高企业价值和提升产品竞争力(包括人力资本投资、R&D支出)的商业支出都应该与有形资本投资的处理一样。正是基于以上理论,本文将利用北京市相关统计数据,资本化R&D支出,构建北京市R&DSA。
(三)关键参数假设大量文献估计了私人R&D资本的收益率。从研究文献来看,R&D私人收益率一般都高于其他投资的收益率。这是因为R&D投入获取回报的高收益和高风险。R&D活动大部分是以失败告终的,根据拇指原则,一个项目的研发成功需要伴随着十个项目的失败。另外,商业R&D投入还需要考虑到竞争者的模仿以及商业化时机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基础和应用研究,其商业化的等待时机非常不确定。鉴于R&D私人收益率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本文中R&D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与BarbaraM.Fraumeni和SumiyeOkubo(2005)中的选取是一致的。假设R&D资本的私人收益大致为25%(最近的美国国会的联合经济委员会报告认为R&D的私人收益大致为25%是比较合理的),包含溢出效应的社会收益率为50%。与私人R&D投入要求的回报有所不同,一般政府机构①的R&D收益没有包括在GDP中,这是因为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处理方式不同,由于政府部门的产品很少在市场上公开售出,具有很强的公共性,产品的价值难以量化,故在具体核算时,一般假设产出等于成本。政府部门的R&D活动与其他政府部门的活动相似,没有公开的市场价格来衡量政府部门的R&D活动,也就无法估计R&D活动的收益,此外,政府部门的R&D活动产出很多是非市场商品服务(如降低死亡率的技术进步),非市场化的产品不在GDP核算范围内(GDP是对市场商品和服务的测度)。政府R&D活动的以上性质,导致了R&D活动产出的低估。为此本文假设政府部门的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为私人企业的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的2/3,也就是政府部门的R&D收益率为16.7%,社会收益率为33.4%。具体有关企业和政府部门的R&D活动的收益率假设见表1。同时,假设R&D资本的折旧率为15%。此外,由于有关R&D收益率数据的不确定性,本文还将设置不同的收益率情景以进行敏感性分析。
二、国民经济核算中资本化R&D处理方法概述
理论上,国民经济账户体系中统计的数据能够测度一国的经济活动增长和结构。但是,国民经济账户对一个经济增长的核算是不完全的,国民经济账户核算本没有包括所有经济活动,或者把一些应为最终使用的投资和消费归类为中间投入,尤其是没有考虑R&D投资账户和其他类型的无形资产(如人力资本),从而低估了投资、国民财富和国民储蓄。根据一些文献(CarolCorrado,CharlesHulten,DanienSichel.2009),在过去10多年来,无形资本增长迅速,严重低估了经济增长。R&D活动是利用资源创造未来的产品,而非现时的消费,相应地,在国民经济核算中,R&D支出应该资本化处理并有自己的折旧,像其他物质资本一样对待。虽然资本化R&D支出能进一步提高对经济产出和增长的测量的准确度,为处理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技术和税收政策提供了基础,同时也为政策制订者正确掌握国民储蓄、投资和经济总量等提供了新的信息,有利于政策制定者在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做出合理的选择,但是大部分国家的GDP核算中没有明确要求把R&D当作投资处理是有原因的,主要包括:①R&D支出在资产负债表中没有可识别的资产,不像工厂、设备和软件。同时,R&D资本通常没有市场价格,且估计R&D资本服务价值也不能从一些代表性资产中推断(如自有住房的租金推断)。②企业R&D支出的收益一定程度上混淆在物质资本中,故从中分离R&D资本的收益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与估计R&D资本服务价值的问题是一样的。③有关R&D资本收益的分配问题。大部分R&D活动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其他私人生产者通过模仿或者学习体现在产品中的技术而从他人R&D活动中获益。同时,也很难估算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的R&D投资的溢出收益,也包括一些作为全社会整体获益且不存在市场交易的R&D投入,如减少污染的R&D投入。④其他有关估算R&D资本和服务价值遇到的问题包括:缩减指数、服务持续时间、折旧和收益率、滞后结构以及R&D资本收益的实现时期。资本化R&D投入对国民经济账户中结构和GDP水平将产生一些变化,表2和表3分别显示资本化R&D对GDP和国民收入的影响情况。为了进一步阐明资本化R&D的具体计算过程,以下我们主要从国民经济核算方程式的角度来比较费用化和资本化R&D之间的区别。
三、R&D资本化对GDP的影响分析
根据以上有关资本化R&D的理论,本文利用北京统计年鉴、北京市研究与发展(R&D)数据汇编等数据,对北京地区2002—2011年的GDP进行调整和增长核算,建立了相关的卫星账户①,发现了资本化R&D对北京地区的GDP和增长都将产生一些影响,同时对GDP结构也将产生较大影响。
(一)资本化R&D对GDP和经济结构的影响表4显示,资本化R&D对不变价GDP的影响幅度大约为3.4%。如2011年的未调整前的不变价GDP(2000年不变价)为10381.2亿元,资本化R&D后,将使GDP增加336.8亿元,增加幅度为3.2%。美国资本化R&D后GDP增加幅度大致为2%(BarbaraM.Fraumeni和SumiyeOkubo,2005)。北京地区资本化R&D后的GDP增加幅度大于美国的主要原因是,北京地区的R&D投入强度明显高于美国的R&D投入强度,2008年北京地区R&D投入强度为5.58%,美国为2.79%。资本化R&D后对GDP支出结构的变化也存在明显的影响。2002-2011年,资本化R&D后,总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降低约2个百分点。2011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从资本化R&D前的42.0%下降到资本化R&D后的40.5%,下降了1.5个百分点。北京地区的R&D活动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部门,而在资本化R&D支出之前,一般把政府部门的R&D支出作为政府消费而非政府投资,从而高估了政府消费和低估了投资,故资本化R&D后,将降低总消费占GDP的比重。资本化R&D,将引起经济中投资增加,从而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增加,2002-2011年,资本化R&D使得北京地区的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平均提高2个百分点。2011年,北京地区的资本形成占GDP比重从50.8%上升到52.5%。
(二)资本化R&D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影响根据增长核算方程,可以测算R&D资本、有形物质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体测算结果见表5。资本是北京地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源泉,2002-2011年,R&D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约为0.5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4.92%;有形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5.18,贡献率达45.46%。R&D资本和有形物质资本共为经济增长贡献5.74,贡献率为50.38%。由于R&D资本化后,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R&D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5%,相应了降低了有形物质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从资本化前后的经济增长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来看,2002-2011年间,有形物质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降低了0.61、1.48和2.82个百分点。
四、敏感性分析
资本化R&D处理中很多参数都是不确定的,具体数值的估计存在争议,如折旧率、R&D的私人和社会回报率等。假设不同的折旧率和R&D回报率,资本化R&D后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故对折旧率和R&D回报率进行敏感性分析,设置不同的情景,比较分析资本化R&D支出对GDP和经济增长的贡献。上述核算中假设R&D资本折旧率为15%,企业R&D支出的收益率为25%,现在另外假设R&D资本折旧率分别为10%和20%,企业R&D支出的收益率分别为12.5%和37.5%,相应的政府R&D支出的收益率分别为8.3%和25%,比较不同的折旧率和R&D支出收益率对GDP和经济增长贡献的不同影响。将这些假设进行组合,本文列举其中5种情景,如表6所示。
(一)对资本化R&D后的GDP的影响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在收益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R&D资本折旧率越低,资本化R&D后的实际GDP越高。以2011年为例,当折旧率为10%时,实际GDP为10755.43亿元,相对于折旧率为15%的基准情景1的实际GDP(10718.02亿元)增加幅度为0.35%。当折旧率为20%时,实际GDP为10690.74亿元,相对基准情景变化率为-0.25%。在折旧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R&D资本的收益率越高,实际GDP越高。同时,与折旧率相比,R&D资本收益率对GDP的影响相对较大。以2011年为例,企业R&D支出收益率为12.5%时,实际GDP为10623.62亿元,相对于企业R&D支出收益率为25%的实际GDP(10718.02亿元)变化率为-0.88%,企业R&D支出收益率为37.5%时,实际GDP为10811.31亿元,相对变化率为0.87%。
(二)对资本化R&D后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收益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R&D资本折旧率越低,资本化R&D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越大;在折旧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R&D资本收益率越高,资本化R&D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越大。与对GDP水平值影响相似,R&D资本收益率的变化对资本化R&D贡献度的影响相对较大。以2011年为例,企业R&D支出收益率保持在25%的情况下,折旧率为10%时,资本化R&D贡献率为5.90%,相对于折旧率为15%的资本化R&D贡献度(4.76%)变化率为23.95%,折旧率为20%时,资本化R&D贡献度为3.95%,相对变化率为-17.02%;折旧率保持在15%的情况下,企业R&D支出收益率为12.5%时,资本化R&D贡献度为2.40%,相对于企业R&D支出收益率为25%的资本化R&D贡献度(4.76%)变化率为-49.58%,企业R&D支出收益率为37.5%时,资本化R&D贡献度为8.79%,相对变化率为84.66%。这也说明R&D资本收益率的估算比折旧率更重要,精确估计R&D资本收益率是资本化R&D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与启示
R&D支出一直被认为是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现阶段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度量R&D活动时一般把R&D支出作为费用处理,无法准确核算R&D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在借鉴美国、英国、芬兰等国家资本化R&D并建立相应R&D卫星账户的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以北京地区为例,构建了北京地区R&D卫星账户,并分析了R&D资本化对GDP和经济结构的影响,同时利用增长核算方法分析了R&D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结果发现,资本化R&D将使北京地区的GDP提高大约3.4个百分点,且对经济结构产生一定影响,降低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投资(占GDP的)比重。此外,R&D资本化后,增长核算结果表明过去的10多年,北京R&D资本平均拉动了GDP增长的0.56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左右。尽管本文尝试资本化R&D,并分析其对GDP及结构的影响,但是具体测算过程中利用了许多需要额外估计的参数,且这些参数的估计依赖于很多假设。因此,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是,资本化R&D有助于改善GDP及相关测度的精度,开发测度创新的数量指标,识别经济增长源泉,深化对知识经济的认识,更加重视创新。因此,本文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启示:首先,将研发投入纳入GDP统计。尽管面临着各种技术困难,但是这符合当今世界经济由知识或创新主导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符合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其次,未来无形资产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应加强对无形资产核算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以便及时有效跟踪、评估经济发展情况,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第三,积极采纳最新国际统计标准,从构建R&D卫星账户体系着手,逐步完善无形资产统计体系。R&D资本化已经在美国、欧盟的一些国家中开始正式实施,我国应该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现有R&D统计,加强对R&D价格指数、R&D资本收益率以及资本存量等的核算,逐步将R&D活动纳入国民账户体系。
作者:倪红福张士运谢慧颖单位: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