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宗商品的长期价格走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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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宗商品价格发展态势、波动性及影响因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近十多年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呈现出急剧的动态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及2000年以来的十多年间，所有大宗商品价格都是在相同时间段呈现出相同方向的价格变化，而且价格变化具有了典型的共同特征。可以说，当前不同种类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存在着协同性运动的特点。在正常情况下，矿藏类大宗商品和食品类大宗商品的价格常常是负相关的。数据分析也表明，在过去的120年间，上述两类商品价格的非条件相关系数为负，而且以往二者价格变化所出现正相关的协同运动仅仅是在发生国际战争或国内革命的特定情形下才会出现。显然，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特点改变了以往的发展路径。受到2008年国际性金融危机爆发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仅仅呈现出短暂的中断。2011年底，全球能源以及金属的实际平均价格大约是十年前的三倍，而且接近并在随后超过了过去四十年间的创纪录水平。同时，全球食品和工业原材料价格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但它们的价格水平仍然低于20世纪70年代的高位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世界经济展望》的秋季报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相比2014年年初已经下跌了8.3%。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处于相对高位并且逐渐开始动态调整。这重新引起了经济研究者们对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及其潜在经济影响的研究兴趣。①

（一）大宗商品价格变化趋势和波动性国际上，早期相关研究主要是探讨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及发展趋势问题。最典型的就是检验普雷维什和辛格所提出的理论假说（Prebisch-Singer假说），即初级产品出口国面临着贸易条件不断下降的长期发展趋势。在对此项经典问题的回顾以及近期拓展性研究中，有研究者给出了出色的探讨和总结。尽管针对该假说的有效性尚存争议，但是该假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着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例如提升初级产品部门的产业结构和大力发展制造业等。近些年来，不断高企的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与Prebisch-Singer假说提出时大宗商品价格运行情况有所差异。当前，研究者们广泛关注的是最近两年以来大宗商品短期价格下降是否会改变大宗商品价格维持在相对高位的发展态势。笔者认为，现有经验事实表明，至少在中期内大宗商品价格将会维持在相对高位水平，价格的波动性会相对突出，但是并不具备永久性增加的时变属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相关统计数据均提供主要大宗商品的月度价格指数。从初始期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报告的最早数据为1980年1月，而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能够提供早至1960年1月的指标数据。本文主要依据世界银行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数据来探讨价格变化趋势和波动性。图1中，分别显示了软大宗商品和硬大宗商品相关价格指数。通过观察长期的价格动态变化可以发现，从2000年直至2008年，主要大宗商品价格都呈现了显著的增长。按照2010年美元实际价格计算，能源、金属和矿藏类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在此期间增加了一倍多；在2008年至2009年出现短暂的价格下降后，2009年至2011年价格再次上扬。而饮料、食品以及初级原料类大宗商品在2000年至2011年期间价格几乎翻了一番。通过对图1中主要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数据的历史回溯可以发现，当前大宗商品价格动态变化并不是孤立的事件，从1960年以来就存在着大宗商品价格周期。鉴此，常常有人强调当前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处于20世纪以来的第三次“超级周期”。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过后，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性明显加剧。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引起全球范围经济政策决策者们的密切关注。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宗商品价格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影响整个社会生产和投资的决策；而对于消费者而言，风险规避者需要额外的开支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长期以来，硬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性相对突出，例如石油、金属和矿藏类大宗商品会受到经济增长等需求驱动因素影响，如果主要西方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周期出现波动，就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长期内的波动性变化。而软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对于富国和穷国，甚至相对于一国内部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所带来的影响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主要原因在于，伴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粮食类大宗商品直接消费比重会下降。为了考察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性，笔者采用了1960年1月至2014年9月主要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的月度数据。图2和图3分别针对硬、软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的波动性和变异程度进行了动态比较。可以发现，硬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性在过去十多年间一直较高，但是价格波动性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整体性增加。通过剔除数据水平对变异指标值的影响，根据滚动变异系数的衡量结果，能源类大宗产品在本轮价格周期中的波动远比20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下的波动要低，而金属和矿藏类大宗商品，在2008后的五年间，价格波动性相对较强，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出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波动的高位。对于软大宗商品而言，价格波动性的绝对程度和相对程度尽管突出，但整体上仍然低于20世纪70年代的创纪录水平。历史数据分析表明，当前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性没有出现永久性增加的时变属性。

（二）大宗商品价格动态的影响因素国际大宗商品前所未有的价格变动促使研究者们积极探讨造成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因素。许多研究成果已经深入地探讨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激增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原因或者是影响因素，现有主流研究突出强调了以下方面：（1）极端天气或气候变化影响了粮食类大宗商品的供给；（2）生物能源技术发展促使大宗农产品的能源性属性不断增强；（3）能源类大宗商品较高价格增加了其他国际大宗商品的生产成本；（4）包括中国、印度等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强劲需求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投机性行为；（5）西方主要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影响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等等。对此，G20关于大宗商品的研究报告强调了供给和需求因素以及大宗商品金融化的影响作用。而金融化论断强调长时间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资本逐利本性最终推高了大宗商品价格，也加剧了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性。在相同时间段内绝大多数大宗商品的价格同时上升（见图2、图3），表明多个不同市场并行涨价行为应该存在着共同的影响因素。于是，在探讨大宗商品价格动态的研究中，研究者们积极探讨了宏观经济因素在确定大宗商品价格动态中的关键作用。对此，有研究者强调指出，流动性过剩和低利率推动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西方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流动性过剩，同时G7国家设定较低的利率以及主权财富基金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在传递机制上，全球范围内长期实际利率持续走低会进一步加剧市场流动性的不断扩张，也会减少主权国家对流动性资产的需求，结果最终带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但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商品价格都会在相同时间内针对货币政策快速调整，而只有那些价格灵活的商品才会受上述因素影响进行价格调整。大宗商品因其缺乏价格粘性，属于价格最灵活的商品种类，因此会比工业制成品或服务做出更为快速的价格反应。

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今后的数年间，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量依然会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态势。首先，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中固定资产投资驱动仍将发挥着重要作用，对钢铁、铝、铜等工业用金属以及木材等的需要相对较大，这构成了中国对国际大宗商品需求中刚性的力量。其次，中国中等收入水平的社会群体的消费结构和模式是影响大宗商品需求变化的新力量。当前，国内对白糖、肉类和蛋类的需求增长速度相对较快，而家庭轿车的大量增加也会加速扩大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繁荣和萧条对于全球实体经济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效应。例如，国际能源类商品价格将会对运输、动力行业的零售成本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全球能源价格暴涨往往预示着宏观经济的衰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可以对国内整体价格水平以及汇率、贸易条件以及贸易收支产生影响，还会对经济增长、收入和绩效产生深刻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于一个国家内部和外部平衡以及国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至关重要。它深刻地影响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福利。对于市场经济经济体而言，宏观经济治理目标主要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可以说，探讨大宗商品价格变化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主要是基于上述四项治理目标展开的。结合现有研究文献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挑战，笔者将重点探讨其通胀效应。产生通胀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在中国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的进程中，相对于政府宏观经济治理的四项指标，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对国内价格稳定具有更重要的的影响。例如，对于经济增长的目标，尽管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难以继续保持被称之为“中国奇迹”的增长速度，但是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对变化来自大宗商品价格因素方面的影响不是首要的。一般来说，大宗商品对国内整体价格水平的通胀效应常常难以在对非资源依赖型发展中经济体的数据分析中得到稳健性的结论。国内有研究者积极探讨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这些研究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影响的视角展开的。其中，王晓芳等人、纪敏和陈玉财探讨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中国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影响。对于大宗商品对国内整体价格水平的影响，笔者近期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根据传递效应的经济学含义以及笔者研究的结果：全球工业生产投入品价格上涨10%，在短期内将传递给中国国内整体价格水平而且会推动其上涨0.94%，在长期内该值将达到1.01%。就全球食品价格和全球燃料价格变化的传递效应而言，在存在机制转换的设定条件下，它们不如全球工业生产投入品传递效应的数值高。二者上涨10%的时候，短期内分别可推动中国国内整体价格水平上升0.05%和0.03%，长期内则分别为0.06%和0.01%。由此可见，全球工业生产投入品价格变化将对国内价格水平带来相对突出的传递效应，这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下跨国分工与生产密切相关。可以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不仅在统计意义上会显著地影响中国的通货膨胀动态，而且个别类别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对中国通货膨胀动态的传递效应相对明显。上述传递效应能够测量出统计意义上显著的结果，在具体数值上可能会使社会公众认为传递效应并不是很大，这与中国特定的国民经济结构密切相关。从变量相关性视角来看，中国通货膨胀率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基本不相关。其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为维持成品价格的稳定自身吸纳了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冲击。例如，国际上金属铝的价格呈现剧烈变化，而国内制造型企业并没有动态调整铝制品的产品市场销售价格，而是采用企业利润消化了这部分负向冲击。从长期看，企业采用自身利润消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逆向影响不具有持续性。伴随着中国市场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这部分逆向冲击最终也会在消费者篮子价格变化中得以体现。因此，对于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通胀效应需要引起政策制定者们的高度注意。

三、主要结论及启示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如果一国是大宗商品净进口国，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则意味着该国将面临不利的供给冲击，这将会带来极具挑战性的政策选择。由于大宗商品进口价格升高，国内价格往往会随之增加，总产出增长就会受到压抑。而旨在刺激总需求的宽松货币政策则可能会带来国内价格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为了维持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要素的实际价格，就会促使生产要素的名义价格有所提升。而且，在宽松货币政策下，较低的利率会促使本国汇率贬值，这将进一步加剧本国通货膨胀。考虑到这种潜在的风险，央行的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在物价稳定和产出增长之间进行权衡。如果为了维持稳定的价格水平，央行就不会放松货币政策。另外，如果央行的政策制定者担心通货膨胀的潜在影响进而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总产出在原有受到压抑的基础上将会进一步缩减。这将加剧经济衰退。因此，根据上述标准理论分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会将政策制定者推入政策选择的困境。在当前大宗商品价格动态调整过程中，中国的央行和商务部门应该密切关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我国物价整体水平的潜在影响和传递效应。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建立和完善应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监控和预警机制，并采用适合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应对潜在的传递效应；同时应积极探索并构建应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缓冲带，大力鼓励企业、金融机构或行业协会通过市场手段实现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损益的内部化和分散化，积极进行金融领域的制度和机制创新，充分和合理地构建各种金融工具，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积极应对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冲击。此外，中国迫切需要大力发展自己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期货市场的繁荣和不断扩大，有利于分散风险；在期货市场流动性不断增加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国内期货价格影响国际价格。

作者：张天顶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