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下的公司理念研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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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三个视角

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就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和影响及其与发展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琼•斯佩罗（JoanE．Spero）认为，就像经济因素产生政治结果一样，政治因素也会导致经济结果的产生。从内涵的外延化来看，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因为国际经济的相互作用同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一样，都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迫使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是跨国公司）在有限的资源面前，对财富和利益的追求会导致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是围绕对市场的争夺，对原料和生产手段的控制而展开的。①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是以北方国家为基础的。它们以牺牲南方国家为代价，加强了经济发达国家的财富和经济力量。跨国公司不仅通过贸易与投资的方式向全球扩展，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本国政府、发展中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的政治决策，从而追逐最大化的利润。②因此，只有将政治与经济关系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现实和本质。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首先应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总和及其互动关系。“在承认国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时，需要更重视其他角色（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③对跨国公司之间的“跨国关系分析应包含在任何完整的世界政治分析之中”，把跨国关系定义为“跨越国界不受中央政府外交机构控制的联系、结合和互动。”④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关于跨国公司的理论可以被分为三大模式，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三者对于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相互关系各有不同的解释。⑤但学术史上的各种所谓流派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学者们的观点往往彼此影响，相互渗透。⑥

（一）现实主义

1975年，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霸权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1975）一书中提出一个新的观念，即现代世界中的国际关系动力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与政治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财富与权力的关系。在这部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的概念。更有意义的是，这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恰好是一部专门研究跨国公司的著作。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跨国公司是世界政治经济大变革催生出的一对孪生子。吉尔平在后来出版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TheChallengeofGlobalCapitalism）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尽管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举足轻重，但民族国家依旧在唱主角”，“在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政权的斗争中，优势仍在民族国家那边”。⑦吉尔平在他的另一本书《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GlobalPoliticalEconomy：UnderstandingThe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的第十一章中深入讨论了“国家与跨国公司”，论及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等问题。⑧他在自己的另一本著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中指出：“我逐渐地得出了几条一般性的结论：跨国公司的确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因而它不可能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目标；美国与西欧之间在防务上的联系，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大开方便之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为这些经济活动以及其他跨国活动提供了一种政治框架。”⑨现实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N．Waltz）也指出：“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政治学者都把体系简化到部分之间的互动上，或者是行为角色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注重民族国家之间以及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只局限于单位，没有认识到体系因素的作用，因此，只有在单位层次上又在体系层次上才能解决问题，才能说明国际体系的行为。”华尔兹的这个观点对研究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的互动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可以将建立国际体系与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模型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现实主义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的主要贡献在于引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概念。例如，他将经济学中“成本”、“公共产品”等概念引入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金德尔伯格的主要代表作是《1929—193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①他认为，传统的厂商理论把分析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之上，而跨国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是建立在市场不完全性之上的。根据早期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观点，市场不完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有着紧密的联系，“直接投资的兴旺必定是存在着产品或要素市场分割的政府或企业对竞争的某些干预。”②这就从政府与市场的视角使人们进一步思考跨国公司与母国或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各种博弈关系。

戴维•麦克格鲁（DavidMcGrew）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③一书则考察了在主导公众和学术论争的所有重大领域中趋向和反对全球化的所有情形：国家的角色、民族文化的命运、世界经济的本质、全球治理的角色、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以及政治团体和全球秩序的伦理基础等问题。关于跨国公司的角色，他指出：“人们都同意，在几乎实时通信的世界里，公司资本甚至是小笔业务也许都具有选择上的巨大灵活性。但公司无论大小，其命运依然主要取决于地方和国家的竞争优势及其经济环境。甚至在巨大的跨国公司中，竞争优势也主要是其各自国家的革新体系的产物，而生产和销售则倾向于强烈的地区性集中，实际上，跨国公司和‘具有国际协作的国家公司’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它们的总部是其继续成功和认同的至关重要的基础。财富500强所列举的世界大型集团公司，其总部几乎没有设立在美国、英联邦、德国和日本之外的。

因此，公司并没有统治世界，国家在极大程度上依然是世界经济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力量。”④例如，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效率主要依赖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质量。美国在海外的经济活动基本不需要任何军事力量的支持，而是依靠美国在贸易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等领域所具有的优势。对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关于一个国家对跨国公司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涉及该领域的主要是一些案例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罗伯特•吉尔平的《美国的实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对美国跨国公司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⑤史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Krasner）的《捍卫国家利益：原材料投资与美国的外交政策》（DefendingtheNationalInterest：RawMaterialsinvestmentsandU．S．ForeignPolicy）则是对美国能源政策的分析。⑥例如在2000年的《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中，把“保证全球主要体系（贸易、投资、金融市场和能源供应）的活力和稳定”视为对美国最重要的“生死攸关”（Vital）利益之一。⑦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力图保持在制定新的国际投资规则中的主导权。二战后美国多次修订《对外援助法》。历次法案规定，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优惠贷款时，要求受援国与美国签订“友好通商与航海条约”或“双边投资保证协议”。缔结“友好通商与航海条约”，旨在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经商创造良好的投资气候，要求发展中国家给美国子公司以“国民待遇”，取消或放宽投资限制，允许美资企业自由汇出资本和利润，保证在实行国有化等措施时给予“及时和足够的赔偿”等。缔结“双边投资保证协议”，旨在保证海外美资的法律保护得以切实贯彻实现，为美资提供双重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又开始致力于同发展中国家谈判和签订双边性“投资保护条约”。新条约模式把注意力集中于有关保护海外投资的若干关键性问题，如投资的入境兴业手续问题、投资兴业的待遇问题（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等）、投资企业的征用问题、资本和利润向境外转移汇出问题、投资纠纷处理问题等。⑧

（二）新自由主义

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她在《国家与市场》（StatesandMarkets）一书中提出了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问题。斯特兰奇用四个基本结构以及四个从属结构这种新的模式综合分析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认为“主要适应于为本国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逐渐地、不平衡地而又显然不可抗拒地由主要适应于为世界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所取代。”“许多作者全神贯注于跨国公司的兴起，同时谋求找到一个关于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组织机构性质变化的解释。”①在《全球化与国家的销蚀》一书中，斯特兰奇认为跨国公司掌握了生产结构中的三个关键因素，即技术、资本和销售网络，“意味着跨国企业可以与国家一道对民族和全球经济发展进程发号施令”②。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学大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WorldPoliticalEconomy）一书中的第三部分“实践中的霸权与合作”系统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融、贸易和石油领域中的机制演变，提供了从“国际机制”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视角。③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JosephS．Nye）1977年合著的《权利与相互依赖》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作之一，④他们摈弃了“国家是唯一行为者”的主张，认为战后国际社会中国家间（interstate）和跨国（transnational）关系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对国际层次的诸行为者的研究，重视对超越国界的相互联系、结盟关系和相互依存的研究。

基欧汉和奈申明其目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模式，提出新的研究纲领的构想，包含如下核心内容：其一，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它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包括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电讯联系）；跨国组织（如多国银行或多国公司）等，这些渠道可以概括为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其二，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它意味着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其三，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作者强调指出，他们所提出的三个基本条件非常符合某些全球经济和生态相互依赖的状况，也接近于勾勒出国家之间全部关系的特征；他们并不认为复合相互依赖完全忠实地反映了世界的政治现实，恰恰相反的是，复合相互依赖与现实主义的观点一样，都是理想模式。大多数世界政治的实际情况往往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不过，复合相互依赖正越来越反映出世界许多地区的现实。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跨国公司在与母国和东道国的角逐中无疑占了上风。跨国公司要以世界市场作为其运作的舞台，以经济要素的最佳配置为追求目标。因此，它们要竭力超越国界限制，脱离政治控制，这个观点就反映在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⑤。威廉•内斯特（WilliamNester）的《国际关系：21世纪的政治与经济》（InternationalRelations：PoliticsandEconomicsinthe21stCentury）也是一本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他在前言中指出：“国家主权自身日益弱化，虽然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角色仍将继续，但它越来越多地受到一些强大力量的挑战，这些力量包括：跨国公司、国际法、国际道德、政府间国际组织、私人国际组织，以及日益稠密的地缘经济相互依赖或全球化的复杂网络。”⑥特别需要提出来的是，约瑟夫•A•凯米莱里（JosephA．Camilleri）和吉米•福尔克（JimFalk）的《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⑦和詹姆斯•德•代元（JamesDerDerian）主编的论文集《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提供了对主权问题的一些新的研究视角。⑧凯米莱里与福尔克合著的《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一书的第五章指出：“像高压统治技术一样，监控技术在国家和国际非国家行为者中广泛扩散。它们不仅被国家利用，也被商业企业甚至公民个人使用。商业信贷组织可以在世界范围跟随公民的迁移、喜好和信贷记录。银行、信贷、职业及其他商业机构可以购买同样的数据库。广告机构经常活动于许多国家，它们也可以使用国际数据库来获取有关共同体的信息并形成某些见解。大集团为了获取利润控制和发展通讯媒体，使它们的活动范围超出了国家边界，国家利用通讯媒体来巩固共同体对其政策的支持，但非国家组织，包括媒体集团，也可以利用它们来重新塑造或破坏国家的现行政策和结构。全球经济和通讯系统的结合开创了全球互动关系系统，在这一系统内，家只是其他行为者中的一员，国家边界的重要性日趋削弱。”①

（三）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

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是从战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孕育而来的。依附论者虽然也大量使用“阶级”、“剥削”和“社会主义革命”等词语，但其理论思维不完全与“新马克思主义”一致，而且只局限于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②作为现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附理论认为现今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重关系：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政治、经济、金融和技术的垄断，进而对发展中国家形成经济和社会上的扩张和渗透，促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依附；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即由于依附于发达国家发展本国的经济，或由于依附于跨国公司而变得落后和贫穷。③依附论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视为“当代帝国主义的细胞”，认为其发展将造成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剥削和控制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该理论认为，由于跨国公司的介入，形成了一种新的依附形式，即所谓的“新依附”。新依附的特征是：（1）工业发展主要依靠出口产业，因为出口能赚取外汇来购买资本货物。这种依附的第一个结果就是需要保持传统的出口产业，这在经济上由于保持落后的生产关系因而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在政治上就会通过那些颓废的统治者维持权力。（2）工业发展为国际收支的波动所左右，这往往导致附属国在国际收支上出现赤字。这主要是因为在高度垄断化的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也因为外国利润的汇出，同时还因为需要依靠外资的援助。（3）工业发展受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技术垄断所左右。这种基于跨国公司的新依附使得附属国的生产结构出现如下的状况：首先，由于需要保护农业或矿业出口结构，从较落后部门榨取剩余价值的比较先进的经济中心之间就出现了联系，国内“宗主”中心与国内互相依存的“殖民地”中心之间也出现了联系。国际范围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等和联合的性质在国内精确地重演了。其次，工业与技术结构更紧密地响应跨国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响应国内发展的需要。再次，霸权经济社会中同样的技术与财富积聚不加多大改动就转移到大相径庭的经济社会中去，造成了生产结构的高度不平等、收入的高度集中、生产设备的开工不足、对于集中于大城市的现有市场的加紧利用。因此，在这种新依附中，如果附属国内部结构以及与统治国的外部关系不变的话，附属国与统治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就不会改变。随着附属国的国内和国际结构受跨国公司、国际商品以及资本市场影响性的加强，依附性的结构就会加深，附属国就仍然处于不发达的状况。④例如，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DosSantos）在其《帝国主义与依附》（Imperialismoydependencia）⑤一书中认为，20世纪50—60年代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依附模式，其“基本特点是跨国公司从技术—工业统治转向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的工业部门投资。”⑥在技术—工业的依附模式下，依附国的工业发展将受到三方面的限制：第一，依附国的生产体制为跨国公司利益所决定，从而产生一种畸形的生产结构；第二，依附国必须从国外购买机器和材料，必将深深受制于帝国主义中心的技术和金融的控制；第三，由于依附性生产体制造成的高度剥削、限制就业机会并抽走部分国内盈余，将削弱依附国国内的购买力、资本积累力，最终制约其国内市场的发展。⑦帝国主义霸权中心的大资本统治通过在附属国原料和农产品生产中的投资进行扩张，以满足霸权中心的消费需求，在附属国形成面向出口或外向型生产结构，其特点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不发达国家与国内市场相联系的工业部门投资。⑧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形成对外围地区的支配，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依附归结为生产要素即生产力发展的依附。⑨即落后国家在技术、资本、出口等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其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完全取决于中心地区跨国公司的辐射程度和主观意愿。

与多斯桑托斯持类似观点的有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R．Prebisch）。他在其《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CapitalismoPeriferico：CrisisyTransforma－cion）一书中认为，当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初级产品与制造品贸易，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在他看来，世界“经济星座”中存在着“中心”和“外围”的格局。“中心”指富裕的发达国家，它们组织起来并主导着国际经济体系，使其为它们的利益服务。“外围”指通过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与“中心”发生联系的各种各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贸易条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而有利于发达国家，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事实上起着把收入从外围吸引到中心的作用。①托马斯•劳尔森（ThomasD．Lairson）和大卫•斯基德莫尔（DavidSkidmore）在他们合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TheStruggleforPowerandWealth）一书中也涉及类似观点，例如，如何理解南方和北方国家在对外投资或借贷领域的相对讨价还价力量？此书与其他类似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南北关系、南南合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时，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讨论也采取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正统理论，也不同于激进派学者的独特视角。他们的观点和约翰•罗尔克（JohnT．Rourke）有类似之处，即“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是以北方国家为基础的。最强的500多家跨国公司中，大约有95％以北方国家为母国，仅仅只有少数大公司建立于欠发达国家”②。

二、评论

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其理论体系发轫于三大知识传统，或者说受到三大意识形态的浸润，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被肯尼思•汤普森称为“国际思想之父”的那些伟大思想家，如17世纪的托马斯•霍布斯、18世纪的亚当•斯密和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正是这三大知识传统或意识形态的创始人。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力量与跨国公司》一书中，把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称为“政治经济学的三个概念”③。后来，他又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对上述说法加以修正，用“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一词来描述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思想分野，而弃用“理论”或“流派”。“因为每个观点都蕴涵着一个有关人类社会的总的思想和信仰体系，因而类似于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所说的范式。”④所谓“总的思想和信仰体系”主要是指深嵌于理论知识体系之中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三大基本范式（或意识形态），它们在核心假定、价值观念和经济政策等方面都是方枘圆凿、不相通约的。尽管研究者为诠释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发展了各种观点，但这三大意识形态各成体系，各自形成了独立的话语符号系统，以及影响广泛的理论成果，“几乎每个人都会落入这三种竞争性的观点、意识形态或思想流派之一”。因此，“通过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强弱变化来解读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是可能的”⑤。

据此，可以把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跨国公司理论划分为三种范式（paradigm），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模式强调世界经济的合作是有益的合作的模式不同，也与马克思主义强调世界经济的合作是帝国主义的不等价合作的模式不同。现实主义模式强调的是世界经济中的民族国家利益，这种模式将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看成是世界经济的首要的因素。⑥具体到投资领域，就是国家想方设法扶持本国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罗伯特•吉尔平曾经指出：“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很相似，在过去的几百年中经历了数次变革。从重商主义、中央集权下的阶级统治论、保护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直至今天的新保护主义等，其名称在不断改变着。”⑦他在自己所著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一书中指出：“我逐渐地得出了几条一般性的结论：跨国公司的确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因而它不可能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目标。”⑧因此，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不仅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首先，跨国公司的行为有利于创造一个自由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利于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其次，跨国石油巨头在中东以及其他产油国的开发和经营保障了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能源供应。再次，跨国公司的高额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美国的贸易赤字，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吉尔平在结论中写道：“跨国公司与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的核优势一道，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⑨与上述现实主义模式不同，新自由主义的模式认为：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关系是影响政治关系和外交关系诸多关系的重要因素。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逐渐开始建立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国际关系的演变内容经常表现为以经济为中心，而国际关系的变革同样以经济关系的变革为基础。在当今时代，经济优先已成为各国的选择，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主要表现为：第一，经济领域的竞争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旋律；第二，经济利益的追逐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三，经济手段的运用成为协调国际关系的重要途径；第四，经济安全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课题。因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跨国公司才得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大作用。

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模式（thedependenciamodel）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市场的总体性研究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切入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模式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际范围的再生产，这一点与商品输出和货币资本输出有明显不同。后者虽是资本输出，也体现一定的国际生产关系，但不会直接输出生产关系。当对外直接投资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时，由于不存在所有制形式的差别，投资国产业资本的跨国界扩张与东道国经济能够自由融合，不存在制度上的兼容问题。当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会成为促进宗法或封建社会制度逐步瓦解的催化剂，相对商品输出或货币资本的输出来说，能更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化。①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比较和吸收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思想的基础上，将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划分为世界性帝国和世界性经济两大类，认为世界体系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历史研究有助于理解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跨国公司理论中的依附论（dependencytheory）视角是对世界体系理论的扩展和延伸，认为某些国家的经济取决于它们所从属的另外一些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有些国家（统治国）只能以此作为扩张的反映时，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跨国公司在依附论中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正是由于跨国公司组织体系的扩张才形成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强权地位。②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战后殖民体系日趋瓦解，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海外利益，迫切需要通过以上的跨国垄断组织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保持原有的销售市场、原料基地和投资场所，从而继续控制和剥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方面来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这些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以后，一般都缺乏发展民族经济的必要资金，这使得它们的贫困程度和对北方国家的依赖有增无减。但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诸如掠夺燃料和原材料，推销陈旧设备，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发展，打击甚至挤垮民族工业，促使外贸条件恶化，进行重利盘剥，导致人才外流以及扩大两极分等。例如，197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为37．49亿美元，但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利润却高达127亿多美元。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剥削活动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有时，一些跨国公司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和维护其在某些国家的特殊权益，恣意干预这些国家的内外政策，甚至不择手段搞政治颠覆和军事政变。③

综上所述，以上三种研究范式在研究视角方面各有自己的特色。学者们有的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视角进行研究，有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新现实主义的代表性观点如罗伯特•吉尔平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一书中认为的那样，“尽管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举足轻重，但民族国家依旧在唱主角”。自由主义强调跨国公司的作用，同时也看到跨国公司的天然缺陷，也强调国家的作用，但认为国家在许多传统领域又处于被动状态。惟有国家和跨国公司相互补充，各方才相互受益。所以，国家的经济作用在于：要善于制定与管理“国际机制”以便建立一个自由交换的世界市场，避免不公正的国际竞争。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视角则认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当代帝国主义的细胞”，是新殖民主义者和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的工具，它们从东道国吸收的资本比它们给东道国带去的更多；它们以高价转让的技术，是由于劳动力成本过高而在第一世界国家里变得过时的技术，常常与穷国真正需要的技术无关；它们利用东道国廉价的劳动力，却不让当地人得到报酬较高的技术和管理职位；它们在税率低的地方经营，以便获取在母国难以获得的高利润；它们从母国公司那里进口，而不是购买当地商品。因此恶化了东道国的国际收支状况，④其发展将造成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剥削和控制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以及第三世界持续的不发展。除了上述三大研究模式以外，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关系及其作用机制问题也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对跨国司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研究战后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的互动机制的各个不同侧面，而这也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之间的区别所在。例如，琼•斯佩罗（J．E．Spero）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与发展中民族国家之间潜在的政策和利益冲突领域有三个：一是跨国公司与国民经济的福利、增长及效率问题；二是跨国公司与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问题；三是跨国公司干预国家政治过程的问题。①对上述三种理论模式及上述三个领域的研究构成了关于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主体，其核心仍然是“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

作者：黄河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