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传播学者的责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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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寻求和告知真相

求真的精神源远流长，追求真理是所有学者的普遍诉求。学问的使命和价值就在于“通往真实存在之路”，通过研究创造新的知识，理解真实的社会实在。传播学者作为个体必须将追求真理和告知真理作为普遍的诉求，将传播研究“祛魅”（disenchantment），解体统治传播研究领域的那种统一的、高度霸权性质的权威和神圣性。作为学者，有追求真实的道德责任，要避免直接的撒谎和空白页（blankpages）两种撒谎方法。前者指的是学者的研究和表述明显与现实不符，后者则是试图不做直接的错误论述，而是选择事实去创造一个整体的扭曲图景。传播学者既要避免直接的撒谎，要客观公正地反映传播世界，也要避免空白页式的撒谎，不能只通过个别现象的拼接，来代以整个传播世界。政治经济学传统一直不断地揭露政治经济权力对传播工业和人们思想的控制，而并非简单地描述传播工业的表象。乔姆斯基在越战期间讨论知识分子的责任时，指出知识分子应该去揭露、谴责和抵制政府的谎言。传播学者能够占据一定的社会角色，享有政治自由的权力，能对信息和表达自由的介入，就应该能够启发知识，培育知识，而且要运用知识去评估社会和文化。一个负责任的传播学者应该有勇气和信心去接受使命，发现和重新发现知识，揭露现实传播世界的真相，追求批判的和终身的探求世界。

二、独立的姿态

与告知真相紧密联系，就需要传播学者有独立的姿态和独立的灵魂。人格独立、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一直是道德哲学追求的目标。荀子的“从道不从君”一直是儒者以道统对抗政统的宣言。在西方，韦伯主张“祛魅”，强调在艰苦的学术生活中保持头脑清明，进行严谨的专业化操作。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一直主张独立地思考当代的传播工业和传播制度，认为利益关系的纠结会影响学者的行为和思考，影响学术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他们的研究不受组织亲睐，他们也不追逐学术届的潮流和时尚，也不用艰深的术语、公式和符号，他们不断挑战现状，从未依附于任何权力意志，从来没有向行政者的偏好磕头，这也导致了他们在大学的复合体内被边缘化，但他们并没有采取鸵鸟政策去逃避责任，迎合当权者的利益和需求。权力对学者的控制无处不在，学术界也一直是一个葛兰西所说的“思想战争领域”。这就更加需要学者有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依附于任何的权威，尤其是在当今自由多元主义席卷全球，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福音的年代，传播学者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取向，保持独立的姿态显得尤为重要。传播学者要处理好占有资源和独立姿态的关系。传播学者应该坚持对社会的批评，不要害怕威胁学术生涯的外在压力。传播学者需要有勇气让思想和判断独立于现存权力的控制，让责任意识领先于其他利益考量。传播学者要在左中持右，右中持左，保持人格尊严，尽可能地独立于干涉他们独立的机制和制度忠诚，让思想独立于统治性的商业价值，摒弃各位其主的观念，作出不受职业和协议影响的判断。不要隐藏自己的立场，不要迎合时髦的或者强大的政治利益，努力发挥自身的功能去发展知识，理解现实，并大声地揭发和指责现状。当集体沉默和失语时，传播学者要打破这种局面，敢为人先，弘扬理性，做一个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

三、左翼的批判取向

康德明确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批判的时代，一切东西都必须经受批判。批判并不只是个别人或某个时代的特征，而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特质。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就要坚持对现有知识和世界的怀疑。政治经济学者一直以来都坚持左翼的批判立场。从奠基人斯麦兹、席勒开始，对现有传播工业和制度的怀疑与批判是他们始终如一的理论姿态，他们始终坚持左翼的批判立场，持续关注社会公正和公共利益。左派历来受自由主义者诟病，但是政治经济学传统却主张左派成为媒介改革的领导力量。在他们看来追求利润为原则的资本主义天生与民主的核心教条相冲突。左的姿态是自由民主传统最好的组成部分和产物。传播政治经济学中最激进的代表麦克切斯尼认为美国媒介改革的唯一希望就在于一个强大的左翼政治运动的出现，希望工人在左派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开展运动，与媒介和传播现状斗争，创建一个健康的和充满活力的新闻业。传播学者需要保持左翼的独立姿态，左翼并不代表对意识形态的依附，左翼的盲目激进曾经带来了惨痛的教训。左翼的姿态就是要求传播学者，尝试让数据和分析远离自己的位置，但要表明自己的立场，不要适应目前时髦的或者强大的政治利益。传播学者应该坚持左翼的批判取向，进行道德价值层次上的批判反省，坚持对现有知识和世界的怀疑，坚持对强权者的批判，拒绝承认现状是最自然的和最好的概念，追问各种反对强权者的问题，开始于一套价值观和运行假设，进行马克思所说的“对现有东西的无情的批判”，不要害怕自己的结论，也不害怕与现有权力的冲突。即使是在非正常历史时期，也不能扼杀良心苟活于世，让整个社会陷于愚昧的疯狂。传播学者和左翼知识分子只有在与霸权对抗的斗争中才能获得尊重。

四、现实主义认识论

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关注现实传播活动，探讨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关系的学术，必须坚持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关注现实的动向。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传统中，虽然他们也探讨传播本质、传播行为的存有论和形而上学，却对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不感兴趣。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先后经历的大萧条、世界大战、冷战、新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在对现实的深刻体验和感触中，开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们关注不同语境下，传播工业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研究传播与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建构，探讨社会生活的控制和生存，考虑社会变迁和历史转型。他们以结构化的路径认识传播现实，将传播工业视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权力的一部分，主张避免传播本质主义，寻求媒介的去中心化。政治经济学路径采取一个现实主义，包容的和批判的认识论，考察现实传播场域中各种权力关系。他们采取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都是批判的、整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将传播在社会秩序的生产和再生产循环过程中的角色。传播学者应该坚持现实主义的路径，面对“眼下的要求”，摒弃理想化的想像，细致观察传播世界的外表，深刻关切我们时代的命运。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执着于现实而排斥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的认识论超越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延伸到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传播学者不要让思想和政治分离，也不要将自己与大的历史事件的世界分离，不要完全囿于对现状的描述性和解释性的分析，实际上，这也是政治经济学路径所批判的对象，传播学者必须做出基于现实的积极建构。

五、批判与建言并行

追求真相的诉求必然要求对现状的深刻怀疑和批判，但知识的创造并非到此为止。发现和告知真理，无疑是对认识世界作出积极贡献。但是只破不立可能会增加思想混乱。对传播现象的批判分析必须是负责任的批判，如果能在批判的基础作出主动的建言，无疑增加了学术研究的知识增量。在政治经济学传统中，学术研究是为了推动对现有世界体系的批评，并促进它所‘批判的状况’发生改变。政治经济学研究致力于提供可能导致积极社会变革的知识力量，为个人和群体的解放创造知识文化资源。与大多数批判学者只破不立，只将注意力放在对现状的批判剖析不同，政治经济学者往前迈了一大步，提出各种媒介改革主张。政治经济学者是全球媒介治理民主化和公开讨论的最有力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为争取建立合理和平等的国际传播秩序的有力知识支撑。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关注现实并积极做出回应的学科，一直承担着建构角色，不断介入当前的政治和社会事务，主张加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共讨论，增加公共服务，加强公共控制等。传播学者不仅仅是知识的创造者，也应该是社会良心的建造者。传播学者在批判分析现有传播秩序的同时必须坚守自己责任，运用传播学术和多样的方法论去解释面临的问题。传播学者如果只是重复地描述这个世界，也就没有承担起作为学者的责任。传播学者不能停留在描述和批判现有传播制度上，而是积极从自身视野出发，提供改变现实传播制度的策略，时刻考虑结构性变革的可能，不要总是保持着描述和经验分析，至少增加政策视野和选择，发展可以运用到社会实践中的政策和工具。传播研究不仅要批判现存的社会关系，而且把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通过研究提供传播改革路径，改善传播现状。

六、超越学术的参与

传播学者的责任还在于超越学术的参与。马克思说历来的哲学家都是为了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来看，传播学者还有积极参与的责任，传播政治经济学继承马克思改造世界的理想和杜威社会改革的方式，认为知识不应该只是一个不断提炼概念的过程，而应该是理论和实践相互构建、相互证验的产物，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改变世界，去使某些社会理想成为现实。政治经济学学术实践的目标就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传播政治经济学积极寻求干预社会发展的途径，主张通过积极参与，促进传播政策制定和传播发展路径的民主化，使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倡的规范性价值观成为政策议题并逐步得到实现。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主张以非政府的途径干预社会传播，通过参与劳工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的传播活动，进行抗争和传播实践，积极推进媒介行动主义（mediaactivism）。在政治经济学传统中，从来不乏积极参与的范例。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斯麦兹则树立了将学术分析、政策研究和行为参与结合为一体的典范。历代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执著探讨传播工业现状的同时，也积极身体力行，投身于媒介改革的运动，参与了公共广播政策的制定以及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建构。传播学者应该承担推进民主政治的重要角色，只有这样传播研究才能复兴和获得尊重。传播学者不仅要回应历史语境，结合历史和当前的分析，提供传播现状的批判解读，最终要解决的是如何更好地促进公共控制，维护公共利益。传播学者应该承担起责任，成为媒介改革的积极主义者，积极进行超越学术的参与，推进媒介改革。传播学者应当身体力行，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为传播经济运行提供最佳的策略，使公民能在传播工业中发挥更多的功能。传播学者应该与公民一起一起努力去加强民主和公共生活的质量，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去推动社会变革，将研究成果结合到现实传播实践，改善传播效果，推进个人自治，促进自由平等的信息流通。

七、教学责任

传播学者作为高校中的教师，在保障教学多元和学术自由的前提下，也必须承担一定的教学责任。作为教师和研究者，应该训练和发展学生对社会和政治责任的认识。传播研究领域本来的界限就比较模糊，领域内存在多种路径之争。传播院系的学生毕业后一般都在传播工业中工作，而现在传播工业已经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他们在大学里所受的传播教育就显得极为重要。政治经济学者对美国传播院系的教学方式和内容的诸多弊病多有批评。席勒就教导和希望学生能够阅读和写作主流之外的东西，启发学生去批判地思考现状。反对现有秩序的不公正。政治经济学者批评美国媒介研究和教学中的折中主义（eclecticism），批评传播教育不是探求可论证的社会问题，不去发展创新和挑战性的方法论工具，而只关注寻求‘有趣问题’，跟随着计算机的输出，而不管走向何方，传播研究和教育都在走上歧途。作为教师的传播学者必须严格坚守高度的伦理准则，应该努力去提高学生的认识传播现象的能力和水平，让他们放弃过时的禁忌，消解他们对权威的膜拜。这就要求传播学者在教学中坚守自己的责任，与自己研究始终如一。作为教师的传播学者应该自由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学生获得关于传播的知识，提供给学生一些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思维的训练，指导他们的生活和行为，同时容忍持相反意见的人，展现坚持信念的勇气。作为教师和传播者的传播学者，必须承担两种服务：第一层次，直接帮助学生。引导他们走向更清晰的思考和增强的自治；第二层次：培养和增强学生的使命感，教导他们承担起传播学生的责任，通过他们间接地促进自由和平等的传播，终结社会的不公正和苦难。

八、表达方式

传播研究相比其他学科有着特殊性。传播本意就是交流、沟通，传播研究就是关于交流的研究，所以传播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必须利于沟通，这也是所有学术的要求，只是传播研究更加要贴近传播的要求，如果一个传播研究过程和成果并不能很好地传输给受众，那么整个传播研究也就失去了合理性，成为了一个笑话。所以，传播研究的知识生产方式，传播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传统中，通俗易读的写作方式几乎成为该领域的一贯风格，奠基人斯麦兹、席勒都是经济学博士，但在他们的著作中找不到任何符号、公式或方程。他们既是象牙塔内的学者，精通一方领域的大家，但他们同时也是公共知识分子，面对普通大众进行写作和言说。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行文清晰，说理切至，论证严密，没有牺牲清晰迁就深奥的痼疾。不管是写作评论文章还是学术论文著作，从来不用深奥的术语和数学公式，语言学家、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对媒介的批评和写作方式给这个领域深深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写作的媒介批评文章和著作，没有一个深奥的术语和公式。正是这种通俗易懂的写作方式，使政治经济学著作在美国传播学界、业界都有重要的影响力，同时在大众中有大量的读者。从写作和言说风格上来说，传播学者应该以不同方式分别向公众和政策制定者诉说，针对不同的目标受众，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以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九、小结

韦伯说以学术为志业是需要勇气和热情，需要灵感和人格条件，需要保持头脑清明。当然，以学术为志业还需要责任，既然选择在学术为生涯，就要为纯粹学术献身。传播研究作为分析现实传播活动的知识创造活动，在与政治经济权力的对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各种诱惑和阻碍，这就要求我们用责任感消解欲望，将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当作热情的来源。传播学者需要具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博学和思考深度，要去培养社会的标准，创造思想产品，影响社会，履行知识生活的责任。传播学人不能放弃对真理标准和一般价值的追求，不能违背思想正直的标准。传播学者要时刻保持知识分子的优雅，怀抱浪漫的自由、民主、公平、宽容、正义等价值观念。当社会面临各种危机，传播学者需要考虑是如何带领国家和民众走出一场场危机。尤其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不公平、不自由毁坏的社会，每个人都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切关怀，都应该尝试去改变人类社会，在设计社会制度安排上出自己的贡献，传播学者更是义不容辞。

作者：陈世华韩翠丽单位：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系讲师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