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巩昌汪氏家族兴衰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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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杂志》2015年第九期

一、汪氏家族英雄谱

汪德臣有六子。长子汪惟正（1242~1285），字公理，袭父爵为巩昌便宜都总帅，驻守青居山。中统初，支持世祖忽必烈即帝位。三年（1262），于巩昌平火都之叛。十四年(1277)，在六盘山平定藩王土鲁叛乱。十七年（1280），为龙虎卫上将军、中书左丞，行秦蜀中书省事。二十二年（1285），为陕西行省左丞。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在前往上都觐见的路上因染疾去世，享年44岁。与其父相似的是，汪惟正也是汪氏家族这一代中的佼佼者，可惜去世过早，使汪氏家族又一次丧失了继续将家族发扬光大的杰出人才。汪惟正有两位妻子，在他的原配夫人石抹氏死后，宪宗将耶律氏许配给他，耶律氏的父亲是曾任中书左丞相的耶律铸，爷爷则是蒙古名臣耶律楚材。次子汪惟贤（1249~1306），字安卿，号恕斋，又称乐善老人，生平事迹不详。“年甫弱冠，任巩昌等二十四处同知便宜都总帅，次迁中书礼部尚书，继历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右丞及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升荣禄大夫、大司徒。”⑥卒后，加赠光禄大夫，追封南安公，谥忠定。汪惟贤的夫人祁氏，乃是临洮元帅祁公之女。三子汪惟和，《元史•世祖纪》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冬十月“，以汪惟和为便宜都总帅”。⑦《元史•汪德臣传》记载惟和为“昭文馆大学士”。⑧由此可见，汪惟和、汪惟贤皆以文才位居台衡，这在以武功传家的汪氏家族内，尤其是汪氏第三代中显得非常特别。四子汪惟明，《元史•汪德臣传》载其“以质子为元帅”，⑨想来也是一位武将，可惜在相关史书中缺乏记载。五子汪惟能，其事迹见《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六年（1289），“十二月甲午，以官（管）军万户汪惟能为征西都元帅，将所部军入漠”。

从此，便宜都总帅府派生出了征西都元帅府，其职责是长期戍守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防备海都等西北叛王。大德十年（1306）壬戌“，云南罗雄州军火主阿邦龙少结豆温匡虏、普定路诸蛮为寇，右丞汪惟能进讨”。六子汪惟纯（1257~1296），官至“安远大将军、巩昌等处宣慰使司事兼权便宜都总帅”。据其墓志，因造福桑梓，乡亲们对其壮年去世深表惋惜。夫人王氏，平凉管军元帅王侯之女，相夫教子，睦族宜家。汪直臣一子，名惟孝（1246~1297），字公善，历官巩昌路都总帅，四川东、南、西道宣慰使，中书右丞、四川行省事、万户，巩昌路平凉等24处便宜都总帅兼府尹。夫人漆氏，同郡勋位金符元帅漆德常长女。汪良臣有七子。长子汪惟勤，任云南诸路行省平章政事，死后加赠推德宣恩定远功臣、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梁国公，谥忠宣。元贞二年（1296），任陕西参知政事。成宗大德六年（1302）二月丙戌“，遣陕西省平章也速带而、参政汪惟勤将川陕军，湖广平章刘国杰将湖广军，征亦乞不薛”。次子汪惟简（1261~1329），任“保宁万户”。惟简前后有四位夫人：“曰石抹氏，秦州管军元帅石抹公之女；曰李氏，奉元李相忠宣公之女；曰卜鲁罕怯列真氏，四川万户不阑奚之女：曰乃马伦怯列真氏，祖居大都，湖广省右垂帖列古鲁花之女。”三子汪惟□、四子汪惟永生平不详，前者任“同知屯田总管府事”，后者任“征西都元帅”。五子汪惟恭，任“阶州同知”。六子汪惟仁，任“人匠总管达鲁花赤”。七子汪惟新，任“汉军千户”。汪翰臣有三子。据《漳谱》、《成谱》记载，翰臣有三子，长惟孝，次惟信、惟德。汪清臣一子，《漳谱》卷3称“镇国上将军、左军都督使、上骑都尉，谥忠康，讳惟弼者，清臣公子”。可见，汪清臣之子为汪惟弼。此后，巩昌汪氏的第四代为“昌”字辈，如汪惟正二子曰“嗣昌”“、寿昌”，因其人数众多，不再叙述。自四代之后，由于元中后期巩昌汪氏家族屡次受到打压，地位已不复当初，加之家庭成员四散分布，其具体族系和姓名已不可考，仅有第六代汪有成，第七代汪庸、汪宗贤、汪德忠等几人的情况尚存只言片语，因不成体系，此处亦不予详述。

二、汪氏家族的崛起

在汪氏家族的崛起过程中，以下几个因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军功《元史•汪世显传》开篇即言明汪世显“仕金，屡立战功，官至镇远军节度使，巩昌便宜总帅”，輱訛輦可见，作为汪氏家族基业的奠基人，汪世显在降蒙之前就已经在秦、巩地区树立了很高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在金行将覆灭之际，为保陇右数十万军民免遭涂炭，汪世显不仅率众弃金降蒙，质二子于阔端帐下，更是马上参与了蒙古大军的西征。汪世显的归附，不仅打开了蒙军通往四川的大门，同时由于汪世显长期统治这一地区，对巴蜀的山川道路和军备状况了如指掌，大大增强了蒙军入蜀的战斗力。依靠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出色的战争战术，汪世显不仅为蒙元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为汪氏家族在元代政治生活中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乃马真后二年（1243），汪世显正式成为便宜都总帅“，领秦、巩等二十余州事”，輲訛輦得以跻身汉地世侯之一。结合汪氏家族成员的生平事迹可见，汪氏以武功起家，汪世显祖孙三代在夺取南宋、四川等地和平定叛乱中杰出的表现，得到了蒙元统治者的认可，汪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和家族势力也由此得以正式确定。

（二）家族联姻一般而言，社会地位的盛衰中实际上包含着当时人们普遍对汪氏家族共同的看法。由于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是由许许多多心理因素决定的，因此并不像政治地位的变化那样明显，人们对于这种社会地位变化的关注和衡量也只能通过当时汪氏家族的婚嫁关系来实现。一个汉人世侯家庭，想要在刀光剑影的蒙元政权中获得稳固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家庭势力，仅仅靠军功是不够的。汪氏家族之所以能够保持显赫的军事政治地位，与他们和其他家族以及蒙元显宦乃至皇室的家族之间保持的联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在元初汪氏随蒙军攻取南宋的战争中，原为汪氏部将的吐蕃包氏、巩昌李氏、平凉王氏、临洮祁氏等家族豪强纷纷通过姻亲关系与汪氏家族结成了弓马沙场的亲家，从而逐渐形成了以巩昌都总帅府为核心的世官集团，这些家庭之间盘根错节，荣损与共，在当地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和深厚的基础。另一方面，从上述资料来看，汪氏第三代的姻亲官位总体较高，除汪惟勤“尚公主”为驸马之外，汪惟正的岳父是蒙古名臣耶律楚材之子、曾任中书左承相的耶律铸，汪惟简的岳父是忽必烈藩府旧臣李德辉，而其他各代中只有汪良臣、汪寿昌的姻亲显赫，其他姻亲别无显宦。更具说服力的是，在汪氏五代之后，整个家族已不再与其家世显赫的家族以及皇室结成姻亲关系，这与汪氏家族政治地位的变化具有一致性，说明在五代之后，汪氏家族已经开始走向衰落。引人注目的是，在汪氏的姻亲中还出现了多民族融合的现象。深受汉族传统教育影响的汪氏积极顺应历史潮流，以实际行动摒弃元朝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分离政策，主动地与其他各个民族和睦相处，学习并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传统和先进文化。在婚姻关系的选择上，也毫不顾忌元朝的民族等级划分，除了与少数民族通婚之外，更多的是同汉族通婚，这对汪氏家族的发展，无疑是一条正确的选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汪氏家族也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进行血缘交融，在吸纳其他各民族新鲜血液和优秀文化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飞跃。同时，汪氏家族内的多民族现象，也说明了西北地区在元代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场所。

（三）诩戴有功由于汪氏家族在元初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得到了蒙元统治者的青睐，因而在中央王权遭受诸王叛乱威胁时，汪氏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们的依靠，而汪氏也通过平定阿里不哥、浑都海的叛乱，强有力地拥戴了元世祖忽必烈的统治。忽必烈坐稳汗位后，汪氏家族因诩戴有功而再一次得到了新大汗的器重，地位进一步稳固。中统三年（1262），总帅汪惟正还镇巩昌后，汪良臣任“阆、蓬、广安、顺庆等路征南都元帅”“、东川副统军”，代戍青居。李壇之乱后，巩昌汪氏的地位仍得以长时间保留。巩昌地处险要，南控巴蜀，北邻安西王行宫六盘山，西北和西南是河西走廊和吐蕃地区，汪氏世守其地，身系四方安危，加之西北民族杂多，宗王骄横，为防范西北诸王的内侵，忽必烈调派了大批军队屯田于军事要地，如哈喇火州、哈密、沙州、吐蕃一线，拥有精兵的巩昌总帅府也派兵随从。至元十三年（1276），巩昌兵随征西都元帅相威往镇西土。次年相威内调江南，总帅府兵却留驻河西，并不断得到补充加强。二十六年（1289）“，巩昌便宜都总帅汪惟和将所部军万人北征”，可见汪氏在河西地区也发展起了较大的军事实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因素在巩昌汪氏家族崛起的过程中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元代，诸王起兵反叛始终威胁着中央政权的统治，作为地方汉人世侯家族，只能通过审时度势、趋利避害，尽可能地规避风险，进行类似博弈的选择。而这个偶然性因素，对汪氏家族在元中后期的衰落同样也具有重大的影响。

三、汪氏家族的衰败

汪氏家族在有元一代战功赫赫，虽历经危机仍屡屡获得信任。但历史的舞台没有永远的主角，汪氏家族在元中后期也难以避免地开始走向衰败。中统三年（1262），济南世侯李壇发动兵变，忽必烈受到极大震动，平叛后遂一时间夺尽各家兵权。虽然巩昌汪氏被保留下来，汪惟正、汪良臣还分别擢升任东、西两川行枢密院事，但在四川平定后不久，忽必烈便借汪良臣病故、汪惟正升任陕西四川行省左丞之机，夺去了汪氏的军权。到了宰相桑哥当国之时，又将巩昌便宜都总帅府降为散州，调官分治，这对于以军功在西北地区建立广大势力的汪氏家族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汪氏家族发生根本性的衰落始于元代中期的“两都之战”。参与起兵的巩昌汪氏因反对文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制裁，家族开始分散，实力大不如前。同时，由于军事征调的日益繁重以及军户制度弊病的不断加深，军队贫乏、不堪驱使的情况已数见不鲜。

汪氏家族的政治势力最终土崩瓦解，是在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李喜喜部攻入巩昌路，无力还击的汪氏军队不得不依靠各路元军势力进行抵抗，前来增援的元军势力乘机瓜分了巩昌的势力范围，总帅府地盘被瓜分殆尽，作为显赫的政治军事寡头来说，汪氏家族的势力已是名存实亡。明洪武二年（1369）四月，徐达进兵陇右，巩昌便宜总帅汪庸（灵真保）以城归附，授昭勇大将军、巩昌等处都总府都总帅，后罢总帅府，改授巩昌世袭指挥同知，结束了巩昌便宜都总帅府的历史。从汪氏家族后期的政治经历来看，导致汪氏家族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元朝中后期军役的频繁元朝实行军户制，到了元中后期，虽然充任军户可以得到一定的照顾，但是由于军役的频繁和吏治的败坏使得军户大都无心于建功立业，而是想方设法逃亡。贫者当军役的现象，在汪氏麾下的部队中也显得越来越突出，多数士兵贫不堪役，这大大降低了汪氏的军事实力，限制了汪氏家族的发展；

（二）家族发展过分依赖军功一方面，由于汪氏家族以军功起家，至其鼎盛时也是依靠军功获得高位重权，导致以军功为唯一依托的汪氏家族，只能在不断的战争中发挥自身作用，实现自身价值，一旦战争消弭，家族地位就会因失去了军功这一最有利的砝码而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由于汪氏家族是一个军功世家，它的发展壮大无时无刻都不得不依托于某一个具体的皇家势力，在激烈的皇家势力斗争中，这样的家族必然无法同时取悦所有的势力，因而它的命运始终都难以避免地被更高层次的皇室矛盾所左右。因而可以说，在以王室争斗和朝代更替频繁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社会中，任何仅仅凭借军功建立政治地位的家族都不可能长久地得到保留和发展。

（三）家族命运依附皇权对皇室和军功的过分依赖，导致了家族随着朝代的更迭而衰落。家族的命运被完全捆绑在了庞大的帝国机器之上，家族的子孙与他们所效忠的帝国同呼吸共命运。当面临朝代更替的历史节点时，就不难看出汪氏家族衰败的必然性。

四、结语

纵观元代巩昌汪氏家族的兴衰，巩昌汪氏第一代汪世显因战功而崛起于金夏争夺西北地区的拉锯战中，一代代汪氏子孙在秦蜀地区前赴后继血洒疆场，建功立业拱卫元廷，他们因为统治者的青睐而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政治军事地位，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另一方面，显赫的军政地位也为汪氏家族的衰落埋下了祸根，加之他们又卷入了元代统治者的王位之争，在这一场近似赌博的选择与斗争之后，汪氏家族最终还是遭到了新君的残酷打压，其衰落速度之快让人唏嘘。因军功而起，又因军功而衰，可见，任何一个世家如果仅仅以军功作为特色，无异于将家族成员的身家性命依托于朝代的更替和王权的变迁。从这个角度来看，汪氏家族的迅速兴盛和急剧衰败自然无可避免。

作者：秦弋然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