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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研究杂志》2014年第六期
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主要是指金融发展的规模情况,本文将金融发展概念扩大,认为其应该包括金融规模与金融结构两个方面,并把这两各方面的交互影响放入模型进行分析。
(一)金融规模影响收入差距的路径根据胡宗义的金融资源集聚理论,金融资源集聚经历了四个阶段,逐步从金融资源的集聚阶段向扩散阶段发展,城乡金融资源的分布也随之从不平衡中逐渐收敛,这就引发了资本积累的城乡差异也随之变化,由于城乡部门的资本积累差异客观决定了城乡部门固定资本对劳动力的容积力的不同,进而决定了城乡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并最终导致城乡劳动力报酬差异先扩大,达到一定水平后缩小,直到收敛到一定水平。而我国现代金融发展不过几十年,还处于金融发展上升期,这一阶段,资源会由农村向城市集聚,从而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平衡,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金融规模一般通过金融机构数量、金融产品数量及金融业从业人员数量等方面表现出来。
(二)金融结构影响收入差距的路径一般认为,金融结构是伴随着金融发展而不断优化的,金融结构的优化又会促进金融发展。金融结构包括金融体系结构、金融工具结构与利率结构三方面。金融结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从总量上进行影响,本人认为其影响主要是从企业与投资者两个主体来进行影响的。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随着金融结构的优化,对于各类企业来说这将促进他们的融资能力,从而使得企业规模扩大,企业规模的扩大在短期内(技术进步并未与之相配套)会使得企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扩大,这将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进一步使得工资差距缩小,并最终使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有所缓解;在长期内(此时技术进步与企业规模的扩大相配套),企业规模的扩大会逐渐减少对于一般劳动力的需求,而追求高学历高水平的技术、管理人员,对于一般劳动力的需求则不断减少,这样将会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积聚而不得分散,对于缓解收入分配的差距则较为不利。另一方面,对于投资者而言(这里的投资者泛指整个社会的个体,包括农村与城市投资者),随着金融效率的提高,各个投资市场将逐渐趋于完善,对于投资者而言,一方面使其投资品种多样化,另一方面市场效率的提高对于金融风险的防御能力也在不断增强,这包括投资者的投资理念提升,也包括机构对于风险的判断防御能力。这将促使投资者更好的将自有资产进行投资,以确保自己财产的保值增值,这对于收入差距的缓解应当有效。总之,金融结构通过投资者和企业两个主体来影响金融发展,从而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而这种渠道主要依赖于企业的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
(三)金融规模与金融结构交互影响实际金融发展的程度,不应仅仅考量金融规模或金融结构,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只有当金融规模恰好与整个经济所需要的规模大小相适应时,金融规模才是适合的,而且结构与规模的有效结合才能使得金融发展对整个经济体起作用。其作用渠道本人认为主要从总量上进行影响,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经济发展,一个是人力资本市场。一方面,当金融规模与金融结构适配并使之满足整个经济发展的需求时,将会促进经济发展,进而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如上所述,高程度的金融发展将从两个主体对收入差距进行影响:一是企业,将提高企业获得资金的能力并使之拥有更多的融资选择,二是投资者,将提高投资者的投资选择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进而通过劳动力市场等因素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我们可以将此交互项称为混合金融效应。基于以上分析,结合我国金融发展实际情况,特提出以下假设:假设一:随着金融规模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假设二:短期内,金融结构的优化将会促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假设三:混合金融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缓解是有效的。
二、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1.金融规模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规模的扩张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的扩张,特别是银行类金融机构的扩张,因而本文采用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指标,用FZ表示。2.金融结构指标。由于我国地区金融数据严重缺失,本文采用非金融机构的融资结构对其进行衡量。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划分标准融资结构按渠道划分为三个部分:贷款、股票和债券,其中贷款为间接融资渠道,股票和债券为直接融资渠道。本文拟采用非金融机构直接融资规模/地区非金融机构总融资规模作为衡量地区金融结构的指标,用ZR表示。3.城乡收入差距指标。对于城乡收入差距指标的衡量,多数学者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指标,本文亦遵循这一传统,用Gap表示。4.控制指标。主要有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人力资本和城市化等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以上年为基准,计算本年度的增长率,用GDP表示;人力资本采用普通高中毕业生人数/地区总人口衡量,用RL表示;城市化采用城镇人口/地区总人口进行衡量,用CSH表示。
(二)数据来源本文采用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来进行研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人力资本、城市化所需数据均来自2001—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区历年统计年鉴。金融结构指标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04—2012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三)模型构建本文模型构建基于章奇(2003)、杨俊、王佳(2012)、叶志强、姚耀军等几位研究者的研究模型,结合本文研究思路,特提出下列模型。其中,Gap表示城乡收入比,衡量城乡收入差距;FZ表示金融发展规模;ZR表示直接融资比例,衡量金融结构;FR为金融规模和直接融资的交互项,衡量混合金融效应;GDP为各地经济增长率的衡量;RL衡量地区人力资本情况;CSH衡量城市化水平;ε表示其他未纳入模型的影响因素。
三、模型估计与计量结果
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可能会因纯数学关系而产生伪回归,因此,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在对模型进行估计之前,我们对面板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以确保回归结果具有无偏性和有效性。对面板数据单位根的检验,参照李子奈的说法采用IPS检验和Fisher-ADF检验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本文数据可以认为是平稳的。本文对各种模型进行比较、检验之后,认为固定效应模型比较适合,因此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逐渐引入控制变量以最终确定金融规模、金融结构、经济增长等因素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程度。由于面板数据的特点,虽然通常可以假定不同个体之间的扰动项相互独立,但同一个体在不同时期的扰动项之间往往存在自相关。此时对标准差的估计应该使用聚类稳健的标准差,因而本文模型中均使用聚类稳健标准差。模型(1)、模型(2)、模型(3)均是固定效应下逐渐引入变量的情况,模型(4)是本文在考虑组间异方差忽略自相关的情况下,对模型进行的FGLS估计情况。如表1所示,模型(1)中我们仅引入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两者的交互项,单纯从金融的角度去考量金融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规模、两者交互项城均在5%的水平下统计显著,金融结构在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金融规模与金融结构系数均为负,表明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各自通过自己的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减缓作用,而交互项系数却为正,表明交互项对于城乡收入差距有加剧作用。在模型(2)中,引入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指标,得出结论:金融结构、交互项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金融规模基本可以认为在10%的水平上显著,符号的情况与模型(1)一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系数为正,表明地区经济发展对应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明显扩大作用。模型(3)中,再引入人力资本与城镇化两个控制变量,考察模型的稳定性,结果表明:交互项与金融结构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而金融规模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却均不显著,但是其系数符号与数值均未有太大变化,同时,引入的两个变量均未通过检验。考虑到数据组间可能存在异方差,因而引入模型(4),模型(4)是在忽略掉自相关仅考虑异方差情况下对模型进行的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FGLS),因为一般对于短面板而言,自相关问题并不严重,因而对于模型的估计是可信的。结果表明:交互项与人力资本均在1%的水平下统计显著,金融结构与城市化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金融规模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可以勉强认为通过了10%水平的检验,这样基本可以认为这些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主要变量的系数符号与固定效应模型一致,大小与固定效应情况下变化不大。因此,可以认为我们所构建的模型基本上是稳健的。
(一)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从模型检验结果来看,金融规模的系数为-0.245,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金融规模每增长1%,将会促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0.245;金融结构系数为-0.703,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直接融资比例每增加1%,将会降低城乡收入比0.703;金融规模与金融结构的交互项系数为0.406,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混合金融效应每增加1%,将会提高城乡收入比0.406,扩大收入差距。从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的角度看,由于本文所研究的数据时间跨度较短,因而所得结论基本与所作假设吻合。本人认为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首先,由于我国金融事业起步较晚,金融市场处于上升期,因而金融市场的规模扩大和直接融资手段的少量增加,就会迅速盘活金融市场,促进企业的发展,使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短期内迅速增加,从而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其次,直接融资手段的使用,虽然目前来看,所占比例仍然较少,并且有些省份在这一方面的发展相当滞后,然而,促进融资手段的丰富化,不仅是国家政策的要求,也是地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建设多功能性城市的需要,因此,直接融资渠道的通畅十分重要,2008年以来,多数地区在直接融资比例上已经逐渐趋于稳定并小幅上涨,这一手段的运用对于企业,对于投资者都是利好,因而模型中这一结果的出现也是合理的。最后,进入21世纪,我国政府逐渐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并提出要完善金融市场,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措施,这无疑推动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从目前的金融发展情况看对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是有益的。然而金融混合效应的情况却正好反映了当前我国金融发展当中依然存在的问题,总的金融发展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正向的,也就是说我国金融的混合效应会使得收入差距继续拉大,这与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说明我国金融发展当中的结构性问题,或者说与经济发展需要不相适应这一问题。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本人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我国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依然较紧,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依然很多,这对于整个金融结构来说是不合适的;第二,我国企业融资手段单一,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直接融资比例过少,这一点从一些省份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结构表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为0就可以看出;第三,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依然较慢,证券市场的发展情况与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匹配;第四,地方金融发展缓慢,这对于促进地区金融发展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有制约作用。
(二)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从估计结果看,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是正的,三个模型系数差距不大,表明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反而扩大了收入差距,使得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形成“马太效应”。人力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考虑异质性的模型中系数显著,并且系数较大,为32.407,表明人力资本对于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极为明显,这个数据可能略大,然而它也反映了当前的人力资本情况: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民,在城市奋斗之后会逐渐倾向留在城市,最典型的事例是大学生毕业之后几乎不可能返回到农村,加上这些人工资一般都高于平均工资,因而会使得城市的平均工资被拉高,这样会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更加明显。城市化的系数为正,且数值为2.108,这与本人最初想法不一致,这反映了当前我国的城市化并没有对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做出贡献,反而使得其扩大了。说明我国的城市化过程当中依然存在相当多问题,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结论与相关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2001—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考虑异质性的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探讨了我国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规模的扩大和金融结构的优化对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有明显负效应,然而混合金融效应对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却具有明显效应,这种矛盾的结果实际上正好反映了我国当前金融发展的表象与实际情况,也表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相适应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城市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均具有显著作用,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发挥有限,我国当前人力资本的“滞留城市”问题和城市化实质性进程力度不够的问题。以上结论对于我们而言有明显的政策指引:第一,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增加直接融资比例,逐步放松金融管制,建立与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金融结构。具体来说主要有五点:(1)更好发挥股票市场作用,真正保护投资者利益;(2)建立全面的地方金融,支持推动地方企业发展;(3)发展基金市场、保险市场和天使投资等,使长线资金参与资本市场,形成合理的金融结构;(4)要逐步推出更多金融产品,使投资者有更多选择,盘活资本市场;(5)要加快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序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第二,鉴于模型几个控制变量检验结果,特提出几点建议:(1)要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的收入分配机制,通过转移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2)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3)要加快建立人才回流机制,使人才能够积极为农村发展服务,以缩小城乡差距;(4)要在积极实施城镇化的过程中,做好社会保障工作,让城镇化名副其实。
作者:王博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