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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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经济杂志》2014年第五期

一、指标选择与描述性分析

(一)指标选择本文在估算农业资本配置效率时选择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农业增加值指标，主要基于以下考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指标解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一定时期内购置、转入或自产自用的固定资产价值扣除固定资产的销售、转出等价值后的净额。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不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中的土地购置费、旧设备和旧建筑物购置费以及其他费用中不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不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中由于出售、易货交易和实物资本转移而转出的旧固定资产价值部分，但包括不计入固定资产投资额的价值在5万元以下的固定资产投资及用于矿藏勘探的支出、计算机软件等无形固定资产的净增加额。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包括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中的土地征用、购置及迁移补偿费、旧设备和旧建筑物购置费增长迅速，但其本身并不形成生产性资本，因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高增长并不意味着其对产出的贡献必然同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额中由于未扣减出售、易货交易和实物资本转移而转出的相应价值，易造成对投资的重复计算。从资本配置效率的本质及指标的信度考察，选择农业资本形成总额指标优于农业固定资本投资额。考虑社会资本投资主要受利润引导，为此产出选择农业增加值指标，即总产出中扣除为获得总产出而转换或消耗的非耐用货物和服务的价值等中间消耗后的价值。1998—2003年各省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用各省农林牧渔业基础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占各省基础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乘以各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估算得出，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9—2004);2004—2012年各省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用各省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各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乘以各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估算得出，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3)，并以1997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各省农业增加值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3)，并以1997年为基期的各省统计年鉴中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平减。

(二)描述性分析图1显示，1998—2012年我国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产业增加值整体均呈上升趋势，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由382亿元增加到6515亿元，年均定基增长率达22.5%，但增长率存在显著波动，1999和2004年，增长率达60.0%和69.6%，2000和2010年，增长率分别仅为－1.1%和8.4%。同期农业增加值由15655亿元增加到31252亿元，年均定基增长率仅为5.1%。除特殊年份外，农业增加值增长率远低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且增长率波动较为平缓。我国东中西部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呈“你追我赶”特征。1998—2012年东部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由153亿元增加到2351亿元，年均定基增长率为21.5%，除2002年外，1998—2007年东部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均高于中部和西部;同期中部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由102亿元增加到2298亿元，且在2004和2008年超过西部和东部，年均定基增长率高达24.9%;西部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由127亿元增加到1866亿元，年均定基增长率为21.2%。1998—2012年农业增加值呈东、中、西部梯度递减特征，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呈东、中、西部梯度递减特征，且各区域农业增加值增长率均远低于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我国各省际单位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农业增加值均逐年增加，但二者均存在显著省际差异。1998—2012年黑龙江、内蒙古、山东、河南和四川等省份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高且增速快;河北、江苏、福建、湖北、广东和新疆等省份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高但增速较慢;西藏、上海、北京、天津、山西和青海等省份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最低且增速缓慢。1998—2012年黑龙江、新疆、河北、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等省份农业增加值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且增速高;上海、北京、山西、西藏、青海、贵州和天津等省份农业增加值不足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10%，且增速缓慢。由此笔者提出推论:中国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呈动态波动特征，且存在区域和省际差异。

二、中国农业资本配置效率测度

(一)我国整体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将1998—2012年我国31个省际单位的农业固定资本形成额与农业增加值数据代入公式(1)，得到我国农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式(2)显示:1998—2012年我国农业资本配置效率为－0.237(R2=0.005，D.W=2.007)，农业资本配置无效。可能的原因:一是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很难激发社会资本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农业缺乏有效的多元化资本投入体系，有限的政府政策性投资难以满足农业发展对资本的需求，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资本稀缺型发展模式，由此延缓了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进程，降低了农业的市场竞争力、价值创造力和增长潜力，农业资本配置处于无效状态。二是长期持续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导致农村留守劳动力呈老龄化、女性化和人力资本弱化特征。农村留守劳动力结构性失衡，使农业资本投资难以与较高素质的劳动力有效契合，阻碍农业先进技术与先进生产方式的推广应用，导致农业经营比较粗放，农业生产能力严重弱化，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低，农业增长潜力及其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减弱，农业资本配置无效。将1998—2012年各年31个省际单位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农业增加值数据代入(1)式建立15个方程，得到我国各年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变动趋势图2。图2显示，1998—2012年我国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波动性。这与农业资本投资较强的政策依赖性和市场脆弱性有关。1999年农业资本配置效率最低，为－2.76，2001年最高，为2.38。1998—1999年农业资本配置无效有两方面原因:一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优势农产品出口严重受阻;二是1998年的洪涝灾害和1999年的旱灾导致全国多个省际单位农业生产遭受严重影响。2000—2001年农业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改善且处于较高水平，但在2002年出现恶化。2003—2008年农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波动幅度明显小于2003年前，这是因为2003年后我国进入农业统筹发展阶段，政府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中央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政策性投资力度，各级政府采取多种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政府的财政、金融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农业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的波动幅度。2008—2009年农业资本配置处于无效状态且逐年恶化，与2008年特大冰雪灾害及全球性金融危机有关。2010年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处于较高水平，可能的原因:一是金融危机后，经济开始复苏，人民对经济好转的期望增加，由此激活了社会资本的投资积极性;二是中国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台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特别是加大了对交通运输、水利和公共设施等的投资力度，改善了资本投资的环境。

(二)我国不同区域农业资本配置效率表1是采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1)对我国不同区域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算的结果。表2显示，我国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区域差异。1998—2012年中部农业资本配置效率为0.838，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东部和西部资本配置均处于无效状态。中部农业增加值增长率低于西部，但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远高于东部和西部，说明中部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农业增加值的敏感性更高。中部农业资本配置有效的原因:一是中部地理环境优越，地势平坦，有利于大型农用机械设备的充分利用，农业发展具有较好的经营条件，农业生产活动较为普遍，易于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与产业化发展，农业增长潜力与价值创造能力更强;二是中部农业资本投资边际生产力较高。1998—2012年东中西部农业人均实际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别由72、39和80元/人增加至1140、863和866元/人，根据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中部农业资本投资具有更高的边际生产力。东部经济发达，产业结构层次和城镇化水平较高，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单豪杰等，2008)，东部投资劳动力和土地占用量大、比较收益较低且具有不确定性的农业机会成本更高，由此导致东部农业对资本的吸引力减弱，农业资本配置缺乏效率。西部农业资本配置无效的原因:一是西部农地、林地、牧草地等农业自然资源禀赋虽丰富，但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耕地质量较差(西部25°以上坡耕地占全国25°以上坡耕地的75%，无灌溉设施的耕地占西部耕地总面积的47.7%)，西部农业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率较低;二是与其他区域比较，西部农业发展所需的农田水利设施、道路交通等互补性投资严重不足，这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盈利能力低，除政府政策性投资外，很难吸引社会资本流入，由此导致农业资本对产出变动不敏感，农业资本配置无效;三是与中部和东部比较，西部农村留守劳动力结构性失衡更突出，由此导致农业粗放型经营普遍，农业市场竞争力、价值创造力及增长潜力弱化，弱质农业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有限。

(三)我国不同省际单位农业资本配置效率采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1)，得到各省际单位的农业资本配置效率。表2显示，我国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省际差异。1998—2012年北京、黑龙江、湖南、河南、宁夏、上海、湖北和四川农业资本配置较高，分别为2.967、1.990、1.653、1.186、1.058、0.858、0.710和0.618;吉林、江西、山东、广西和陕西等省际单位农业资本配置效率虽为正，但均在10%的水平下不显著，认为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农业增加值的敏感性不高，农业资本配置缺乏效率;其他省际单位农业资本配置处于无效状态，其中，西藏、山西、辽宁、安徽、青海等省际单位农业资本配置处于极度无效状态。农业资本配置效率高的省份:一是农业增加值高、农业增长潜力与价值创造力大的农业大省，农业经济条件好，农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高，农业具有较强的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的能力。如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和黑龙江等省份;二是优质、高效农业发达的省际单位。如北京、上海和广东等省份，虽然农业增加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些省际单位大力发展以都市农业、观光农业、生态休闲农业、热带农业等为主的高效农业，农业发展追求生产、生活和生态综合效益最大化，各种高新技术手段和现代管理方法不断渗透到农业生产领域，农业生产潜力得到释放，农业发展通过走现代化、高效化、生态化、外向型道路实现了农业产业升级和附加值提高，农业具有较高的资本配置效率。三是依托本地耕地、林地、牧草地等农业自然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并加快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用产业链效应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和价值创造能力，农业发展追求生产、生活和生态综合效益最大化。如宁夏、新疆等省份。西藏、青海、天津、山西和内蒙古等省份农业资本配置无效，与这些省份农业比较收益和增长潜力低，农业价值创造力弱，对受利润引导的社会资本缺乏吸引力有关。

三、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蒋殿春等(2006)的方法，在传统的分组检验方法上引入虚拟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农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具体做法是:对各影响因素指标数据进行升序排列，依照排序结果将数据平均分为两组，排位靠前的一半数据为第一组，排位靠后的一半数据为第二组，然后设虚拟变量D使其满足:式(5)实际上相当于一个针对资本配置效率系数θ的分段函数模型。数值较大一组的资本配置效率系数为θ1，数值较小一组的资本配置效率系数为θ2，通过检验系数θ1和θ2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可以确定分组所依据的指标是否对农业资本配置效率产生显著影响。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根据国内外研究文献和经济学基本理论，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选择如下指标:1.经济发展水平(D1):经济发展对农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经济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业反哺农业、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提供了前提和保障，有利于提高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为社会资本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由于农业投资风险大、收益低且不稳定，对包括农民资金在内的社会资本吸引力弱，资本配置效率低。本文用1998—2010年各省际单位实际人均GDP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实际GDP用1997年为基期的各省GDP指数平减，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1)。2.市场化进程(D2):Bagehot(1873)指出“在英国资本理所当然的、迅速地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就像水流找到它的位置”*?。这表明完善的市场经济有利于资本优化配置。本文选择樊纲等(2011)公布的1998—2009年的市场化指数(NERI指数)。该指数是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内容的综合性指数。3.农业金融发展水平(D3):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表示。该比重越大说明农业金融市场服务水平越高，农业更容易获得资金，农业资本配置效率更高。基础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1999—2010年)。4.农户经营规模(D4):土地规模化经营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发展与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改善农业资本配置效率。本文用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衡量土地经营规模。基础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9—2011)。5.人力资本积累(D5):人力资本积累可促进技术进步和资本边际效率提高。本文用农户家庭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资本状况。其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受教育年限分别设为6、9、12和16年。平均教育年限用各类受教育程度人口比重分别乘以相应受教育年限，然后加总求和得到。基础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9—2012)。6.二元结构(D6):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非农产业的有序转移，有利于农业部门效益和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增强以利润信号引导的社会资本的吸引力，提高农业资本配置效率。本文用农业劳动力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衡量二元结构，基础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9—2011)。

(二)模型回归结果分析上述六个指标对模型(5)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见，人均GDP较高和较低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分别为－0.401和0.082。经济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层次较高，具有较强政策依赖性和市场脆弱性的农业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不足，社会资本更多地流向回报率更高的工业或服务业。市场化进程较高和较低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分别为－0.146和－0.234，认为市场化进程对农业资本配置效率有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农产品市场具有更强的流通性和竞争性，投入的资本要素能更快地从商品资本形式转换为货币资本形式，由此刺激社会经济主体的投资意愿，提高农业资本配置效率。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较高和较低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分别为－0.340和－0.177，即农业金融服务对优化农业资本配置效率支持不力。这一结果与理论假设相悖。这是因为目前我国大量政策性金融机构贷款主要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业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使金融机构对小额信贷重视程度不够，对大额信贷风险评估过高，发展优质、高效、特色农业整体上存在巨大资金需求与资本非农化流出之间供需结构的严重失衡，并且农业缺乏优化资本配置效率的动力，已投入的农业贷款存在无序、无效使用情况，资本配置未得到合理优化。人均耕地面积较高和较低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分别为－0.312和－0.154，即人均耕地面积与资本配置效率负相关。这一与理论假设相悖的结果，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造成农地撂荒与农业粗放经营使土地实际利用率下降、农业劳动生产力和产品竞争力削弱有关*?。人均受教育程度较高和较低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分别为－0.156和－0.293，影响方向与理论假设一致。这一方面说明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素质、促进农业资本投资与较高素质的劳动力有效契合，是提高农业资本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农村留守劳动力结构性弱化的普遍性与趋同性特征显著。二元结构程度较高和较低地区的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分别为0.096和－0.516，即二元结构对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具有反向效应。这是因为在二元结构较低地区，随着国家城镇化进程的大力推进，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流动性提高，农户面临更多的非农就业选择，投资农业收益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理性的农户更倾向于从事非农活动，而把农业生产仅维持在自给自足的水平。相反，二元结构较高地区的农户取得非农收入较难，农户被栓系于农业，只能通过不断地追加农业投资以获取收入。

四、结论

本文借鉴Jeffrey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利用1998—2012年我国31个省际单位的面板数据在对农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就影响农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1)1998—2012年我国农业资本配置整体处于无效状态，且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波动性。(2)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区域和省际差异。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呈中、东、西部梯度递减特征，农业经营条件好且农业投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农业投资对农业产值增加较为敏感，农业资本配置效率较高;农业发展基础好、增长潜力大、特色农业发达的省际单位，农业资本配置效率较高。(3)市场化进程、二元结构、农业人力资本积累对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正向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农业金融服务的政府支农性质、农户经营规模对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具有负向影响。提高农业资本配置效率:一要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多元化农业资本投入体系。二要加快农业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农业投资与高素质农村劳动力有效契合。三要积极推进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四要完善金融支农机制，提高金融创新能力，确保涉农信贷投放力度，切实加大商业性金融支农力度，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作用，积极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向农业渗透。

作者：蒲艳萍成肖单位：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