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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危机对美国农业发展的启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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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危机对美国农业发展的启发

一、农业生产高度发达的过剩性危机

在许多国家,提起“农业经济危机”,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会是农作物歉收、农产品减产、农业经济萎靡、食品价格上涨等景象。美国农业经济危机则正好相反,尽管三次农业经济危机爆发时都给美国农业发展带来过剧烈的伤害,但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危机”这个词一方面说明经济面临的巨大窘境,另一方面也蕴含着高度繁荣的经济状态。与美国工业经济危机一样,农业经济危机并不是由于“产量不足”而引起,而是由于产量太高、“生产过剩”所导致,属于农业生产规模过大、产量高度过剩、大量农产品无法消耗、剩余农产品在市场上严重囤积而产生的农业产业危机。具体表现为卖不出去的过剩农产品大量积存,农产品价格长期下跌,农户收支比价越来越不利于农户经营者,长久的农产品价格降低造成了大量中小农场崩溃,农户破产,农民收入锐减,农村失业队伍越来越多。但究其实际反而是美国农业经济整体发展迅速,农业机械化程度领先,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农产品产量剧增,美国的农产品不仅能够充分满足国内人口需求,而且还能供给国际市场,甚至于满足国内国际市场后还能有大量剩余农产品。美国近代工业的迅猛发展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了技术支持,第一次农业经济危机的出现伴随着农业机械化、社会化、科技化程度的飞跃。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美国1815年之后的发展表明,农业的扩大和工业的发展,起先是对应的,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齐头并进了。”[18]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欧美地区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技术突破,形成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浪潮,同时推动了美国农业机器发明创造的高潮到来,美国农业生产在19世纪90年代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故此,有人称这段时间为美国的“农业革命时期”,它标志着美国农业开始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新阶段。[19]从1870年到1900年,美国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递增3%,全国耕地面积由4.07亿英亩增加到8.79亿英亩,农场数由204万个增加到643万个,农业生产总值由22亿美元增加到58亿美元,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了4~5倍,粮食和棉花产量增加了2/3,小麦的劳动生产率比内战前提高了17倍,小麦产量占世界小麦总产量的1/4。到190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但在出口贸易中农产品还是超过非农产品,占出口商品总值的61%。[1]也因此自19世纪70年代前半期起引发了美国农业发展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一战结束后,美国国内稳定的社会环境、充足的劳动者、先进的生产工具、优质的劳动对象,决定了美国农业劳动生产力获得了大飞跃,农业生产已进入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美国650万农民耕种着35000万英亩的土地,养活了5倍于其数量的人口,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随之爆发。二战结束后,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出现和各种科技产品的迅速普及,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应用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到1970年,美国官方宣称,美国平均每一个农业就业人员的产品可以供应的人数,1910年为7.07人,1940年为10.7人,1960年为25.8人,1970年增长到47.1人。[1]换言之,当时美国农业中一个人的劳动收获量可以养活将近50人,第三次农业经济危机因此而出现。美国农业经济危机恰恰表明了美国农业经济的发达。纵观美国农业经济危机的出现,第二次技术革命、稳定的社会环境、第三次科技革命分别是三次农业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美国农业劳动生产力大飞跃的原因。由于中国近代历史以及不同国情的原因,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痛失了最佳时机,错过了与发达国家同步发展的机会。因此,当代中国农业发展必须抓紧时间迎头赶上,在保持社会整体稳定的基础上通过自我技术研发、引进先进科技、加大推广力度等各种方式全面提高农业科技化水平,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上层建筑尤其应当加强对各地区具体环境下农业科技自主研发的重视,既改变农业科技落后的现状又摆脱依赖国外进口技术的困窘,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科技化发展道路。

二、粮食供给彻底解决后的自励性危机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农业经济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特别是进入当代社会后,工业、金融业发展的同时更要重视农业,无论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金融社会,农业都是基础,关系到人民的吃饭问题。尤其是人口大国,农业不但是经济支柱之一,而且关系到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宁可生产过剩也不能生产不足。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过剩会使得农产品不依赖进口,不受他国控制本国命脉。譬如美国建国至今的发展轨迹中,只控制别的国家的农业经济而本国从来不受外界困扰。美国农业经济危机为美国建立经济良性健康发展模式提供了最根本的生活基础,农产品的相对过剩状态从根本上解决了美国人民的粮食问题。自殖民地时代至今,美国由一个300万人口的小国在短短200年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今天超过3亿人口的大国,但美国从来没有产生过粮食危机。当战争爆发、人口爆炸、天灾出现,世界各地大批人民处于饥饿状态时,美国国内农产品价格极低,广大美国人民从来没有被粮食问题困扰过,从来没有经历过粮食短缺。因此也可以认为,是美国上层建筑选择主动保持农业经济危机状态以便于彻底消除粮食危机的威胁。中国人口众多,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政治统治稳定的生命线。中国2010年共进口175亿美元美国农产品,占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15.1%,首次成为全球进口美国农产品最多的国家,意味着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依存度增大。2010年,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为1158亿美元,继续位列全球第一。2011年1~9月,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1107.1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其中,出口435.4亿美元,同比增长26.6%;进口671.7亿美元,同比增长29.8%。贸易逆差为236.3亿美元,同比扩大35.9%。[20]在工业经济增长、金融市场活跃、经济实力增强的今天,中国农业经济却面临着生产粮食赚不到钱、耕地面积屡冲红线、农产品进口依赖严重的窘迫局面。面对着中国13亿人口的粮食需求,上层建筑更要重视农产品生产,宁可“过剩”不能“不足”,“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别人手里”。政府更应该充分发挥国家制度上的优势,克服农业生产力与农业生产关系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国家上层建筑积极作用于农业经济基础,重视农业发展,推动农业走上不依赖国际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以海外倾销利益化解危机

解决农业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在减少农产品生产的同时扩大农产品的消费。美国历届政府曾通过加强管理、限制生产、保护关税、政府收购、停耕休种、维持价格等各种手段企图摆脱农业经济危机,但由于美国并不愿意大规模削减农产品的生产,历次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最终还是利用抓住机会、加强对外倾销的方式在解决危机困扰的同时摄取巨额的利益。将国内市场无法消化的过剩农产品通过对外贸易的方式倾销到国外,既可以减少农产品的数量,又可以稳定农产品的价格,还能够赚取大量外汇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故此,历届美国政府在应付农业经济危机时,都没有忽视对外倾销这条道路。虽然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没能摆脱过剩农产品不断增加的局面,农业经济危机的不断出现在较长时间内导致了大量农产品无法在市场上流通,农民、农场主、政府花费大量时间、财力、物力在囤积农产品上;但是囤积居奇本来就是一种有效的商业手段,囤积的粮食可以选择对美国最有利的时机销售出去。伴随着一战、二战、冷战期间的海外倾销政策,非但所有库存农产品销售一空,而且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除了生产、销售、运输、囤积过程中的成本全部收回外,美国农业产业整体赚取了巨额的农业外汇利润,农业经济危机最终为美国农业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更多的资金和市场支持。当前中国农业生产相对不发达的原因之一在于与工业和服务业相比,农业生产投入大、产出少。尤其是在粮食生产方面,除了少数大农场外,广大农户从事粮食生产所获得的利益较少,因此广大农村的粮食生产正在迅速萎靡。再加上房地产市场的扩张,整个村庄卖掉土地换钱的事情层出不穷。没有买方市场的刺激,缺少经济利益的驱动,长此以往,中国农业生产整体会呈现低迷状态。借鉴历史经验,政府支持农户从事农业生产,要尽可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解决国内粮食危机的同时囤积剩余农产品,再选择海外市场需求的有利时机扩大农产品的出口,实现农业经济产业的长期良性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共同增长的“双赢”局面。

四、危机推动了大农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

近代以来,纵观世界各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道路,农业发展状态相对良好的国家,其显著特点就是大农场经济的确立。尤其是伴随着19世纪后半期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扩展,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大农场经济的优势也就越来越明显。这是因为小农经济土地面积狭小、农作物种类单一、经济实力薄弱,农业机械化的需求相对较少,同时小农经济的产量也很有限,农产品价格的可调控空间相对较少。而大农场经济的机械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实现了从事农业人数减少和农业产量剧增并存的局面。在运输、流通、买卖等交易过程中,大农场经济可以通过薄利多销和囤积农产品等方式调控农产品价格,获得更多的农业利润,并进一步刺激农业发展。因此,建立大农场经济是农业发达国家的前提保证。但是在大农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小农经济破产、土地兼并、中小农场解体等各种情况,也必然会引起大量农民的反对,其建立过程必然会充满波折。如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建立大农场经济,到今天都饱受指责;而法国则因为农户们的强烈反对,至今都没能建立起大农场经济,其农业发展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就存在地广人稀的现象,大量移民变为自耕农。在西进运动中,西部免费或低价给移民赠送土地让他们耕作,建立农场和牧场,[21]这就形成了大量自耕农和中小农场主。随着南北战争、南方重建,尤其是1862年《宅地法》的出台,美国政府规定每个人只需交纳少量登记费便可获得160英亩土地,连续耕种5年后便可成为土地所有者,推动了浩浩荡荡的西进运动,促成了广大西部、南部地区自耕农阶级的产生和中小农场的发展,造就了大量的自耕农经济和中小农场主经济,这些小农经济的存在对后来美国农业经济的大发展是严重的阻碍。可是今天的美国西部、南部诸州,大农场经济早已确立,大农场的土地面积普遍达到十万英亩以上,粮仓里囤积大量“剩余”粮食。笔者认为,由自耕农盛行的小农经济向大农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农业经济危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经济危机的长久持续,使得大批自耕农和中小农场主在农业经济萧条中纷纷破产,同时善于经营、有工业资本支持和金融资本背景的农场主趁机通过收购、兼并等种种措施扩张自己的农业势力,成为新兴的大农场主。所以,农业经济危机推动了美国大农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尤其是在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期间,由于危机持续的时间跨度太长,从1920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1941年,因此对农业的破坏性也很强。根据美国农业普查资料,二十年间,美国先后倒闭的农场数(还不包括因欠税而被政府拍卖的农场)达到213.5万个;在1930年有抵押负债的农场达到416.3万个,占农场总数的66.2%。可是在大量农场破产、倒闭的同时,美国农业生产总值增加了17%,[1]农业获得了大发展。这就是因为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使得大量中小农场破产,背后拥有工业资本或金融资本的少数农场主趁机进行土地兼并,运用兼并、合作、购买、挤兑等方式扩张自己的农场规模,通过经济的、合法的而非掠夺的、暴力的手段,借农业经济危机的促动建立起大农场经济。在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过后,美国已经基本确立了大农场经济,西部垦荒时形成的小农经济和中小农场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之后大农场经济凭借自身的土地优势和经济优势,继续蚕食鲸吞剩余的中小农场,终于促成了当代美国西部、南部大农场主集团的诞生。因此,农业经济危机在美国大农场经济生产模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无法有力反作用于农业经济基础,是因为土地所有权私有制,故上层建筑无法抑制大农场主凭借经济优势、使用经济手段、合法地进行土地兼并,践踏中小农场主和自耕农的利益,罔顾普通农民的生活。而且富人组成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府上层建筑,很难对富人征税以保护穷人。例如当时的美国总统柯立芝就认为:“既然只有富人才是有价值的,因而政府应该谨防多数人的意见。由于贫穷是罪恶的报应,政府便不应该向高尚的富人征税,以援助卑贱的穷人。”[22]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充分发挥制度的优越性,上层建筑要注意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坚持土地公有制制度的前提条件下由国家合理合法地推动大农场经济的建立。保护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利益,可以采用税收杠杆与其他经济、行政手段调节分配体系,合理分配、平衡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使农民与广大人民共同富裕,增强国内市场的购买力,达到农产品供求关系平衡,在构建起大农场经济生产的同时兼顾广大农民的权益。

五、结语

在1929~1933年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危机的同时,苏联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大量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开创了利用经济危机以提速发展的“特殊应对模式”[23]。与苏联利用经济危机加速发展经济的“特殊应对模式”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美国政府之所以在解决农业经济危机上一直没能出台强有力的政策,除了农业地位下降以外,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并不愿意看到农业经济危机得到解决,长期主动保持农业经济危机状态的特殊农业发展模式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利用农业经济危机常态性以加速推动农业经济持续增长。美国的三次农业经济危机不仅从实质上反映出美国雄厚的农业经济实力,而且促进了美国大农场经济的确立,使得美国的农业经济一次又一次出现了高速发展,帮助美国利用剩余农产品倾销国际市场的机会掠夺和控制受援国,获取巨额的农业外汇利润。美国政府关注农业经济状况,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主动保持农业经济危机的长期存在,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美国称霸全球准备了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因此,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来说,农业经济危机本身蕴含着“危险”和“机遇”两方面,既会对农业发展产生巨大的伤害,又能对农业发展产生有效的推动。上层建筑如何根据国情变化对经济基础做出相应的反作用,充分衡量保持与解决农业经济危机的博弈性矛盾,在最大化减少危害的同时最大化产生利益,为人民生活稳定和国家整体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值得深思。

作者:刘鹏单位: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