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统筹发展下的城乡收入差距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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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杂志》2014年第五期

一、城乡收入差距背后的产业统筹政策的执行偏差

目前，一些政策建议的误读或者政策执行者的误解事实上并没有达到优化产业格局、平衡产业效率，调整收入分配的目的，相反使得与此密切相关的收入差距矛盾愈加尖锐。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产业政策执行的偏差总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1．围绕产业结构调整的统筹政策演变成了“以工替农”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三次产业间产值比重的演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会改变社会对不同要素的需求，进而影响到要素持有者的分配格局和收入，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影响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阶段性产业结构调整缩小收入差距的内在原理，许多的西方学者在较早时期就有了充分的认识。如15世纪的威廉•配第就提出世界各国收入水平的差距和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在于产业结构的差异；20世纪的克拉克也提出随着经济的增长，劳动力会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进而转移到服务业。然而许多地方政府在解读这些经典的经济理论时往往存在着严重的误区。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产业结构调整中用工业、服务业替代和消灭农业的冲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奋剂”作用以及农业的边际效益明显下降。这使得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任务变得十分困难。加之国家长期“重工轻农”惯性的存在，许多地方政府逐渐产生了“农业拉后腿，工业才是王道”的产业发展理念，千方百计想通过工业化来化解农业本身存在的问题，这一思想在农业税彻底废除，农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贡献”转变为“财政包袱”后表现得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各个地区农业经济占GDP的比重都在普遍且快速的下降，这一产业演化格局虽然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表面现象相吻合，但内在的发展规律是否一致呢？其中是否存在农业被过度人为削弱的政策偏差呢？从许多地方大规模征地、低水平设厂，将耕地转变为工业园区的发展路径来看，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当然，我国部分地区二三产业比重的快速提升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2．围绕产业城乡空间布局的统筹政策演变成了“大城市一支独秀”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适宜的社会经济环境，因此城市这种独特的产业空间载体就应运而生。城市之所以能像磁铁一样将二三产业汇集于此，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外部经济效益。即能从城市集中规模建设的城市道路、通讯教育等基础设施中受益；二是聚集经济效益。由于互补或者竞争性厂商的聚集，它们的投入和产出变得更加有效率；三是大市场的吸引。即城市丰沛的要素资源市场以及产品市场的发展能显著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然而，是不是越大的城市就越能调节由产业空间布局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的格局呢？答案是否定的。一味的大谈效率，难免忽视公平。长期以来，我国歧视性的二元社会政策使得农民转变为市民十分困难，而大城市的“大广场”建设以及由此引发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使得这种进入的门槛变得愈加高不可攀。绝大部分农民工在大城市的产业体系中只是临时性的廉价劳动，因此，农民相对市民而言其工资性收入缺乏可持续性。长期以来，政府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偏向大中城市，因此，造成了农村人力资本的形成具有更强的私人性，再加之城市的歧视背景，农村人力资本在城市并不能获得与其边际贡献相对应的报酬，最终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存在农村向城市的庞大价值转移。此外，二三产业高度聚集在大城市，使得城市发展的成果和文明辐射范围变得非常的狭窄，大城市中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对农村相关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大大减弱，往往只有少数毗邻的郊区农村从中受益，而众多没有产业支持的小城镇周边的农村则根本没法从城镇化以及工业化的进程中分享红利。由于大中城市产业过度集中，小城镇“有城无产”，因此农民更多倾向于往机会较多的大中城市流动，这就使得现代产业发展的成果更多的留在了大城市。那些常年长途钟摆式迁徙于大中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农民工群体虽然能获得比农业生产要高一些的报酬，但是也得忍受较为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及与留守亲人长期分居所带来的身心创伤。务工收入的不稳定、高昂的交通成本以及后期职业病等医疗和健康维护成本已经无形中成为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长期存在的一个潜在根源。

3．围绕产业效率提升的统筹政策演变成了“农工效率此消彼长”产业的效率（本文中的效率属于广义的概念，既包括技术层面的产出也包括与价格有关的市场效益）决定着相关产业要素的流向以及相关产业居民的收入。对此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也给出了充分的诠释，比如他认为只要工业相对于农业存在较高的边际生产率，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会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进而在优化农业劳动力投入产出比的基础上缩小工农业边际生产效率的差异。但是，由于工业和农业生产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完全不同，两者效率的来源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目前，我国城市周边许多地区工业化的发展效率其实是来源于对土地、水体等自然资源的严重污染和野蛮掠夺，即根本无需顾虑环境的负外部性，而这些珍贵的环境要素资源恰好是农业、农村旅游服务业等行业效率的根本。以最近的湖南镉大米事件为例，由于不计环境代价的工业效率，造成了湘江水体以及依赖其灌溉的土壤的污染，从而使得素有“两湖熟、天下足”美誉的湖南农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相应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也不得不承受工业发展对其效益的损害。工业对农业效率的挤压，除了对其自然要素的掠夺以外，其所拥有的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其实也参与了对农业效率的剥削。事实上，农业回报少、农民增收难，其本质并不是农业领域劳动生产率低，而是许多地区快速膨胀的工业垄断资本牢牢掌握了城乡市场的主动权、农产品的定价权，从而使得本应该留在农业领域和农民手中的合理剩余被肆意的攫取。农产品价格长期偏离价值的现象，极大挫伤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使得农业相对工业以及其他非农产业的比较效率差距进一步被拉大。上述城乡统筹过程中产业政策执行偏差与城乡差距长期并存的不争事实使得我们更加坚信其内在的关联。城乡收入差距与产业发展偏差紧密相关，差距的弥合有赖于合理的产业结构，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产业空间布局、产业比较效率（此处产业比较效率主要指农业以及农村有限工业相对整体产业经济的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二、城乡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产业城乡空间布局、产业比较效率相互关联的实证分析

为了揭示产业发展格局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联，文章拟以陕西省为例进一步加以说明。陕西作为西部门户，其区域内城乡统筹、产业调整等社会经济活动十分活跃，因此选取该地区作为实证分析的对象对于我国如何通过统筹产业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指标选择、说明以及来源Y—城乡收入差距指标，采用经过历年价格指数缩减之后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表示。该比值性指标考虑了历年价格因素的影响，能更科学的反应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实际。X1—产业结构调整指标，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比来表示（由于我国一二产业总的占比比较大，加上第三产业在城乡之间均有分布，因此，此处不予考虑，结果影响比较小）。该指标能比较直观的反应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工业、农业之间的动态特征。X2—产业布局大中城市偏向指标，采用省会城市西安以及其他10个地级市固定资产投资之和占全省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来表示。产业的发展与固定资产投资内在联系较为紧密，而且省会以及地级市往往是城市偏向发展的核心。因此，该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大中城市的产业布局偏向。X3—农村产业比较效率指标，采用农业人口人均产值与人均GDP指标来表示。（其中农业人口人均产值＝农业增加值／农业人口数）。该指标的核心是农业人口的人均产值，由于农业占农村产业的绝大部分，因此该指标能在某种程度上近似反应农村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比较效率。以上所有比值性时间序列数据均是在查阅1980～2011年间《陕西省统计年鉴》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计算得到。因1985年前的部分地级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存在缺失现象，在统计处理过程中采用简单移动平均法予以估计。

2．方法选取说明以及实证分析过程为了有效消除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在不改变原始数据性质以及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笔者对时序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在View6．0中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散点图初步分析以及ADF单位根的进一步检验可知，4个变量LnY，LnX1，LnX2，LnX3均表现出相同的性质，即原始序列非平稳，一阶差分序列平稳，因此考虑采用探讨时间序列之间长期稳定关系的协整分析方法。（为了节省篇幅，此处散点图以及ADF检验结果列表省略。随后的许多结果说明也尽量简化）。继而对4个变量展开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协整检验结果中的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LnY，LnX1，LnX2，LnX3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标准化的协整方程可以表达为：协整关系的存在为进一步开展格兰杰因果检验创造了基本前提。对4个变量进行滞后两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3．实证结论以及说明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以工农业产出比值衡量的产业结构指标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与城乡差距之间存在负相关。这与大多数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相吻合。具体表现为工业增加值相对农业增加值每提高1％，城乡收入比将缩小0．3790％，当然这一推论的前提是工业发展不能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产业城乡空间布局的格兰杰原因，对此也可以理解为城乡收入差距背后的收入分配体系的不公正正是产业进一步向大中城市集中的一个诱因，反过来，产业尤其是回报较高的非农产业如服务业、新型工业等过度集中在大中城市最终会导致城市居民享有更多的产业回报，而身处农村或乡镇的农村居民则被剥夺了共享发展成果的机会，从而拉大了城乡产业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具体表现为非农产业在空间布局上，每偏向大中城市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将会增加0．0864个百分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产业比较效率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前者对后者具有明显的反向作用，具体表现为农业以及农村工业的比较效率每提高1％，城乡收入差距将缩小1．0660％。

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产业统筹调整建议

1．稳步推进工业化，落实“以工促农”历史经验以及实证结果都表明，工业、服务业相对农业比重的上升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存在积极作用，但这一定是建立在产业结构自然演进的基础上，而不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结果。人为主观的去壮大一方、消灭一方，只会造成更大的不和谐。农业虽然是弱势产业，但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产业，农业的稳定发展不仅能为农民带来持续的收益，缩小城乡收入差，而且关乎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当前，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产业政策的推行要科学的看待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不能人为的去扭曲夸大工业化统筹城乡发展的效果，任由非农产业以及所对应的城市部门对农村土地要素等资源的不合理掠夺。更不能寄希望于通过主观人为的极端“两化”①政策去消灭“三农”问题。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稳定农业发展，在保证农业生产量增加、质提高的基础上去稳健的推行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在一些农业资源禀赋较好，农林牧副渔业等更有前景的地区，要适当限制低水平工业的发展，加强现有工业对于农业以及区域经济的辐射和带动。

2．布局中心镇产业发展，强化“以城带乡”城镇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一项战略，已成为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但是如何缓解当前大城市文明辐射面过窄，城乡脱节等社会问题？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重点镇或者中心镇战略。十八大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以及“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等重大改革决定为中心镇产业布局的空间构想提供了人力、土地等要素的保障。有着“乡村之首，都市之足”之称的中心镇既是我国农村经济、政治和文教的中心，也是我国城镇体系的最末端。它的桥接功能在承接城市经济辐射带动、赋权农村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就犹如唱“空城计”是不可持续的。中心镇的繁荣离不开产业的繁荣。比如在美国，许多小城镇都非常有名，原因很简单，就是许多大学都建在小城镇，正是依靠大学这个产业，这些地方才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中心镇产业布局重点要做好主导产业选择、产业主体培育、产业支撑环境建设等几篇文章。在产业选择上要充分考虑当地的资源禀赋，优先发展具有潜力的农产品深加工、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业等乡土产业。在承接大中城市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要坚持技术升级与产能建设并重。最早的农村乡镇企业作为集体性质的产业主体曾经开创了我国农村农副工综合发展的局面，迅速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使农民的富裕得到了保证。〔9〕但由于其粗放、落后的生产方式很多都陷入了困境。因此，在中心镇产业振兴的规划中要充分重视这些曾经的产业主体以及自主创业者，从资金、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充分的支持。

3．提高农业比较效率，实现“工农互惠”农业比较效率提升是缩小农业与非农产业利益分配差距的重要前提，其实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农业自身的升级与现代化。即利用现代工业文明来武装农业，提高农业的机械化、集约化水平。同时以市场为导向，加强精品农业、有机农业、观光农业等项目的开发，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二是非农产业的升级和改造。由于农业生产始终与区位地理、土壤、水分、气候等自然条件纠结在一起，因此对环境污染高度敏感。只有严格控制了非农产业有害物质的随意排放，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才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当然，农业比较效率的提高除了有赖于优良的农业资源环境以外，公正的社会制度环境也不可或缺。以农产品价格为例，改革以来为了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率，我国施行过几次大幅度的农产品提价政策，但其他各种非农产品的价格也立马巧立名目，“趁火打劫”，跟着搭车上涨，最后的结果是，农业与非农业的比较利益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被拉大。为了避免重复出现这种“种瓜得豆”的尴尬局面，我们在提升农业比较效率的时候，其核心还是应该通过市场和政策调控两只手，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促进农业与工业、城市与乡村要素资源的平等交换，共享社会改革进步的成果。

作者：徐志文王礼力谢方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徽省铜陵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