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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杂志》2014年第五期
目前,关于合作社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然而,对于我们着重探究的销售渠道货币化,鲜有学者对此进行理论研究。虽然直接与之相关的研究较少,但可以从我国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某些问题的研究成果为理论切入点,厘清合作社发展脉络,把握其发展的主流方向,探究合作社成长过程中出现的游离销售渠道货币化现象。由于成员属性因素、合作社因素、外部因素共同构成了中国合作社存在和发展的三大要素,因此,我们主要从这三个层面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1.成员属性因素
作为合作社的微观基础,成员初始的资源禀赋差异诱致异质性并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分层。同时,由入社动机、目的、角色与偏好的不同所引致的集体行动困境正阻碍着合作社的健康发展。①成员异质性方面,黄胜忠等研究发现,在异质性社员结构下,产权结构普遍采用资本化方式,少数核心社员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②合作意愿方面,马彦丽认为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兼业特征等对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农户入社行为并不完全基于其对合作社的需求意愿,也受其他因素(如外部环境)的影响。③信任方面,郭红东等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研究社员对社长信任因素。他认为,社长的能力、人品、与社员关系以及对社员的关心会影响社员对其信任。④退社方面,王鹏、霍学喜指出社员自身、合作社以及外部环境三个层面因素均会对农民退社方式产生重要但不同程度的影响。⑤委托方面,谭智心、孔祥智研究发现,合作社内部产生“委托—”问题的根源在于合作社内部的不完全契约和非对称信息。⑥激励问题方面,周文根认为,按照企业框架构建合作社的激励机制是符合市场经济竞争规律的选择,而建立对核心社员的激励机制是合作社激励机制的重点。
2.合作社因素
传统观点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利于提高农民有序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小生产和大市场的对接;有利于推进农业的规范化产业化经营并抵御市场风险保护农民的权益等。但是,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从成立开始就面临既要坚持合作原则,又要适应激烈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在其演进过程中,许多方面背离了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而是异化了的合作组织。面对这种“意想不到”的结果,需要重新对其性质底线进行辨识。而研究视角主要从几方面展开。①合作社异化。黄祖辉、邵科研究认为,一方面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正在发生不可避免的漂移;另一方面不必强制性干预这种漂移的发生。樊红敏发现,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出现了内卷化的现象,农业产业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和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没有出现预期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变革过程。②成长路径。郭晓鸣、廖祖君研究发现,公司领办型合作社将成为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发展趋势,但具有过渡性与不稳定性需加强政策引导。刘婷发现,不同区域环境造就了不同的行动者,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不同的形成路径。③治理结构与机制方面,黄祖辉、徐旭初指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是一种基于能力和关系的合作治理结构。总结以上研究,人们在加强对各类农民合作社制度形态研究的同时,将愈加审视其合作社性质,进而反思合作社性质的嬗变。
3.外部因素
在合作社成长演进过程中,外部因素的介入将会对其内部结构与发展方向带来重要影响。这些强势因素介入尤以外部资本的入侵为典型代表。仝志辉、温铁军研究了资本和部门下乡与小农经济组织化道路关系后提出,以加强国家介入、发展多层次综合合作体系为目标的农民合作化的新道路,同时也对当前把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户经济组织化的主导形式的思想和做法提出质疑。崔宝玉、李晓明通过典型案例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发达地区资本控制下的合作社呈现出明显的功能弱化现象,并同时伴随着合作社“产权锁定”特征,合作社农户仍然分散地抗御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而销售的稳定性也将强烈冲击合作社的存在边界、规模和稳定性。曹利群认为,资本缺乏是我国当前农民合作社发展面临的最大瓶颈。
总之,面对合作社的前途与愿景,孔祥智等人强调其服务性质的重要性。而潘劲通过对合作社发展数据背后所隐含问题的解析提出:对合作社的发展数据应有理性判断,不要放大合作社对农民的实际带动能力,合作社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政府导向和合作社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
作者:周腾王征兵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