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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公众人物起到了不良的示范作用
公众人物亦称公共人物,是指一定范围内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并与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人物。其以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公共利益相关性为构成要件,二者缺一不可,共同体现了公众人物的特性。一是,具有官方背景的人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府官员;二是,学者,他们知识丰厚,在学术领域颇有造诣,弟子满门,名声远播;三是,分布在各行各业被公众认可的有特殊技艺的人才或冒尖人物,如知名艺人、著名学者、企业家等。最近几年,各种媒体爆出的官员不良言行层出不穷,如各地屡禁不绝的官员贪污腐败现象,数目惊人,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党治理腐败的坚强决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部分官员已把手中的权利转化成为一己谋私利的工具,为老百姓所不齿,是一种道德品质低下的典型表现,还有现在屡见传媒的惊人之语,如:“我的爸爸是李刚!”,“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等已成为2010年的网络流行语,官员由于其身份特殊,人们往往视其言行为职务行为,将其言行中体现出来的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与其所在单位的风气联系起来思考,甚至与党和政府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他们一旦出现反常的言行,不仅有损自己和所在单位的形象,还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不仅如此,演艺界出现的一系列丑恶现象,也让人担忧。例如,低俗表演、摆谱拿牌、走空贪财、涉黑吸毒、代言虚假广告等现象层出不穷。作为公众人物,部分明星公然藐视社会伦理,挑战道德底线,负面报道屡见报端,其言行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这种缺乏责任心的行为让人不敢恭维,有人认为这是“明星在借机炒作”,但这更是明星自身缺乏道德素养的最真实反映。即使在传统观念中圣洁的学术界,也不再是一块圣土,近年来,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引发了我国学术界的信任危机,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学术不端行为似乎呈现出蔓延趋势,而被寄予厚望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更是成为“重灾区”。中国科协所作的“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表明:超过六成的科技工作者认为科研道德水平下降;超过五成的研究生认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是违背科研道德与诚信最严重的群体”。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更是呼吁道:“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都变了,我们的学术道德维护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项目申请同舟共济,项目执行同床异梦,利益分配同室操戈”这是如今科技界流行的新“三同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现有的科技管理体制给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空间。学术界的这种剽窃、造假等行为危害不可小视,会影响公众对科学的信心,阻碍科学发展,影响社会公德的培育。因为科学家在公众心中是道德的典范,公众对他们的期望值很高,这种形象一旦受到冲击,对社会的影响巨大。
面对复杂的市场经济下整个社会的道德观急剧下滑的现状,作者认为:传统的道德观在市场经济时代必然要作重大调整。他认为新的市场道德应是人人都遵守,人人都能从中得利。传统的道德观在市场经济时代要作相应的调整。比如按照我们以前所倡导的道德观念,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不道德的,认为“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情况下,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利益”,这是一种相当片面的道德观。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既是他人又是自己;既是集体中的一员,又是与集体对立的个人。如果存在一种“集体主义”对一切人都不利,或者只对一两个人有利,这种集体主义还有什么道德价值?新型的市场经济道德的重要方面,是要承认人追求自身的利益是正当的,合乎道德的。另外,作者认为:传统道德观念的“先人后己”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类的要求也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当“先人后己”的原则应用于他自己时,他应该后于别人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可是当同一个原则应用于别人时,他也成了“别人”,他的利益又应该先得到考虑。同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究竟应该先于别人还是应该后于别人,这就陷入了矛盾。市场经济要正常运作,除了法律,更重要的还在于市场道德。发达的市场经济要求相应的市场道德的支持。道德的基本特点是人人都遵守,人人都从中得利。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道德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讲究工作质量、守时守信、尊重对方、协商互让,等等。新型的市场经济的道德与传统道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反对追求物质欲望应调整为允许个人发财;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调整为二者利益的基本上一致;从森严的等级制调整为尊重社会上每一个成员的平等权利等等。
3良好道德观念的形成需要法律的支持
法律在对有关涉及道德的案件尤其公共事件的判决中,直接影响到了社会公德的导向问题,比较著名的如“南京彭宇案”的判决,尽管已过去三年时间,当时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随着传媒的传播,贻害更加深远:近几年,全国各地陆续发生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扶的事件,2010年12月15日,深圳市78岁老人在小区里前往购物时跌倒,保安和路人围观,却无一人上前搀扶。20多分钟后,儿子肖先生外出时发现,老人孤零零趴在地上,额头磕破流血,鼻子紧贴地面,已没有了呼吸。肖先生质疑小区保安见死不救,老人摔倒后活活被憋死。益田村保安部负责人解释,不是他们冷漠,只是害怕承担责任,确实不敢前去搀扶。2007年,彭宇因为帮助徐老太太,反被咬定撞人,被徐家起诉索赔13万余元。而南京市鼓楼区法院最终“从常理分析,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裁定彭宇承担40%的损失,补偿原告45876元。如果说,一审法院无法了解彭宇究竟是否撞人的事实真相给予这样的判决,还可以让人对彭宇有一定猜测空间的话,那么,二审法院在“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后,以和解结束彭宇案,显然更加让公众确定了彭宇不仅无责反而是在做好事的肯定推论。一审结果让公众震惊于“好人没有好报”,二审结果让人们对司法的公正性寒心,使人们在道德中的判断趋向冷漠。
此外,影响深远的还有广州许霆案。一个因为银行自动取款机发生故障取出17.5万元,这被法院定义为“恶意占有”,再加上“得手后潜逃并将赃款挥霍花光”,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法定构成要件,遂被判处无期徒刑。如果贪官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受贿数额还不被司法重判,那许霆的无期徒刑又怎能不让人愤怒!“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百姓代代相传的最朴素的道德观。如果许霆注定要为人性贪欲的弱点付出一辈子的代价,那么,彭宇又该如何解释?如果司法通过许霆案给了我们一个做人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和法律警线,那又要用彭宇案给我们暗示一个什么样的道德空间?是不是只要不违法,做人明哲保身就可以了!司法与道德虽然是两个互不侵犯的领域,却在现实中屡屡向我们传导着行为的方式!笔者认为,良好道德观念的形成应该而且必须得到法律的支持,在公众道德价值判断的案件中,应该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给予社会一个正确的道德导向、传达一种向善、维护公共道德的理念,它的价值要远远大于每年评选的几个道德楷模。
4从我做起,树立健康快乐的道德观
作者在第二版中加入了第七章“道德与快乐”,把研究经济学的方法移植到研究快乐上来,作者觉得“自己快乐,给人快乐”,才是人生的真正目的,也是全社会的目的。笔者觉得,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要树立积极健康的道德观念,共同努力,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笔者曾经观看了《警钟》的教育片,李海婴(原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出身名门,家中并不缺钱,但无尽的贪欲蒙蔽了他的灵魂,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中国自古就有“人不为己,天侏地灭”的说法,这种落后的观念却被有些人奉为行为准则。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人面对的诱惑也越来越多,名目繁多的高档商品、豪宅、名车、休闲娱乐场所等,有些人由于不注重加强自身的道德品质修养,导致在诱惑面前心态扭曲,最后走上犯罪的道路。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富豪巴菲特,笔者曾在电视访谈中听他谈到“娘胎彩票”,他认为,不能因为他的孩子的这种中彩票一样的幸运,就可以一辈子坐享其成,一个社会应当激励强人自在飞翔,寻求成功,但是成功了必定要赞助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成功的人,要回馈社会。所以他捐出个人名下99%的财产。他的这种观念也得到比尔•盖茨夫妇的认同。有数据显示,美国慈善捐献资金是GDP的1.7%,欧洲是0.7%,而中国还不到0.01%,这其中的原因,除了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慈善机构管理透明水平不同等原因,还有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原因。相比巴菲特,中国的富翁应该是惭愧的,而那些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疯狂谋取一己之私利的贪官,他们贪婪的面目真是丑陋无比!也为老百姓所痛恨!
尽管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并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也不必因此而悲观,毕竟人心向善的愿望,是一股无形的、巨大的力量,也是一种潜在的道德资源。而且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存在那些让我们感动、给我们信心的人。比如我校的吴锋教授,也是我们所熟识的人,他为人、为师的风范都让我思索人生的价值、审视自己的言行,看清自己内心隐藏的的那个“小”来:我们经常抱怨得到的太少,却很少去考虑我们贡献了多少,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作为教师,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学生,我们该怎样传授给他们更多更新更有价值的知识?我国正努力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共产党员,更应该从我做起,树立正确、健康的道德观念,在各种诱惑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良莠不齐的信息面前有敏锐的判断。只有不断加强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加强业务学习和专业培训,才能真正起到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共同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
作者:王卫红单位:武汉工程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