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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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课题组以200份非公经济人士的问卷调查为范本，结合文献回顾、实验观察、访谈座谈等方式，分析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总体观感，求证个体政治参与的愿望、方式、渠道等方面的困惑，并提供路径优化的策略，以期为新时代的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提供有益参考。非公经济人士是活跃在神州大地的重要力量，促进其健康成长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使命。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有着历史传承与现实探究形成的优势，但参与的功利性、被动性、盲目性、非理性等因素，牵制和困厄了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加大非公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优化，不仅是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理路。在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把非公经济人士有序引导到这种民主体系和民主程序中来，发挥他们巨大的能量，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就要克服功利性、被动性、盲目性、非理性等问题，努力做好政治参与的路径优化。

一、政治参与的现实观感制度

作为民主政治最稳定的行为模式[1]，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通过发展与改革、良法与善治，构筑了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体制机制、平台与范式。

（一）政治参与制度日益完备在制度设计上，推行最高形式的民主，把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一切”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统一起来，把中央集权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统一起来，把“一个国家”与“两种制度”统一起来，把宣传无神论与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统一起来，“五个统一”凝聚各种政治力量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先后出台10多部统战工作专项文件，比如，2006年出台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2015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都涉及非公企业和非公经济人士。40年里，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人民政协、组织部、统战部、工商联等积极参与统战工作，凝聚全社会合力，贯彻落实“团结、服务、引导、教育”八字方针[2]，搭建起与党委政府沟通联系的“直通车”，使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迈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

（二）政治参与渠道日益畅通在参与实践中，职代会、咨询会、听证会、恳谈会、联席会、通报会等基层民主形式迅猛发展，非公经济人士以议案、提案、报告、请示、言论、投票、选举、结社等方式表达政治观点、政治态度和政治主张，追求政治上的发言权和话语权。据问卷统计，向党代会、人大、政协或统战部、工商联、“非公”党工委等表达意见建议的，约占非公经济人士的16%[3]，发挥话语权传播功能[4]，很好地影响党委政府的决策，这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体现[5]。不同群体拥有经济、政治、社会等资源的禀赋与条件是不一样的，政治参与的能量也有差别。处于“塔尖”的企业家或代表人士，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常执委、专家、学者等身份，或加入中共、派、社团等组织参与政治，比较容易将自己或群体的声音传递到上层，形成重要决策的参考意见。而处于“塔底”的普通非公经济人士，一般参加基层单位、社区或大众媒体的政治活动，诉求效用较低。这是政治参与分层渐进规律的表现[6]，可能不尽完美，但政治参与的渠道在各自的层级上日益畅通，向好的态势不可逆转和阻挡。

（三）政治参与能力日益提升非公企业强烈感受到外部竞争和内部管理的巨大压力，非公经济人士强烈感受到知识素养、决策能力、管理绩效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富裕起来的非公经济人士渴望政治参与，渴望话语权传播，渴望提升参政议政能力。为了进一步提升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能力，2016年，中央统战部、中央组织部等14家单位联合发文《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工作的意见》，从政治方向、经济能力、社会责任、个人素养等方面创设遴选的前置条件，畅通进出通道，提升参政实效，为其他非公经济人士开启了参政议政的大门。问卷表明，月收入在15000元以上的，50%的非公经济人士有本科及以上学历，62.43%的参加过企业CEO、外出考察等培训，他们不仅对企业发展、生活质量与社会责任表现出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而且65.45%的积极参加人大、政府、政协、业主委员会、村(居)民委员会的选举、咨询、评议或慈善活动，政治参与度与社会认可度持续上升。

（四）政治参与环境日益改善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不断改善非公企业发展和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环境。比如2010年国务院就出台了“非公经济新36条”，使非公经济逐步从有益补充上升为重要组成部分，非公经济人士从“制度外”渐渐转入“制度内”[7]，成为民主政治参与的生力军。十八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切实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建起以社团为根基、以社区为触角、以网络为平台、以活动为载体的“大统战”格局，有力推动着“两个健康”。截至2017年底，非公企业发展到2726.3万家，个体工商户6579.3万户，城镇就业人员中非公部分3.4亿人，非公经济的财政贡献超过50%，GDP总量超过60%，税收达70%，企业数和就业达80%[8]，非公经济人士如雨后春笋，健康成长，总数近5000万，全国工商联新一届执委中占70%，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由虚到实、由低到高、由浅到深不断深化[9]，彰显了经济和政治双重优越感[10]，扬眉吐气迈进了新时代。

二、政治参与的多重困厄

国家提供了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但运行机制还有不足之处，政治参与的功利性、被动性、盲目性、非理性等问题客观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有序政治参与的实效。

（一）功利性参与通过问卷分析，83.7%的非公经济人士具有政治参与的强烈愿望，但受企业发展任务、参政能力等影响，政治参与是个体性的、分散性的，缺少强有力的组织引导，把参与触角更多放在切身利益和细枝末节的小事情上，表现出一定的功利性色彩：要么是看到政策、发现商机时参与，要么是求地位、扩名气时参与，要么是图方便、搭关系时参与，要么是出问题、有困难时参与，导致多数协商没有商在大局上、建言没有建在需要时、议政没有议在点子里、监督没有监在关键处，一定程度扭曲了政治参与的本来蕴意与价值取向。

（二）被动性参与在政治参与实践中，方式的多样性、过程的复杂性，使得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表现为自动参与、动员参与和消极参与等多种方式。由于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是非职业化行为，不像党政干部那样身处政治规制之中，要考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个人等多重因素，问卷发现，16.5%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对“党代会、政协会、人代会”不很关注，36.4%的对“两代表一委员”没太大兴趣，17.9%的对建言献策应付了事，折射出动员参与、甚至消极参与的倾向。

（三）盲目性参与虽然有顶层设计，但地方配套性文件少、后续具体举措乏力，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比较困顿，在一些地方，对于非公经济人士多侧重于其经济贡献，政治参与相对较弱。久而久之，好似一堵无形的墙，阻滞了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要我参与、我来参与，“开会见面握握手、会议表决举举手、会后道别挥挥手”[11]，政治参与处于盲从、盲目、盲动状态，能效低下，反而会加速无序政治参与的暗流涌动。

（四）非理性参与由于遴选机制不完善、退出机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系统，存在“正式性参与、非正式性参与和公益性参与并存的状况”[12]。多数代表人士是通过组织程序、正常渠道理性参与，问卷发现，其中33.5%的加入非公经济党组织，21.33%的参加工商联、商（协）会，27.46%的当选代表、委员或在政府部门、社区任职，较好地表达了意见与诉求[13]。而少许一般的基层代表人士参与的平台和机会少，容易突破法律和制度边界，通过贿选、介入地方政治事务、黑金政治、利益输送、网络不当言论等非理性参与，这种无序的政治参与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恶化了地方政治生态、毒害了淳朴的社会风气。

三、政治参与的路径优化

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不是孤立无援的存在物，它扎根于深厚的经济沃土、浓郁的政治氛围、特定的文化背景、广袤的社会空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提升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能效，克服多重困厄，应当做好政治参与的路径优化。

（一）加强管理，做好制度优化通过制度优化，让非公经济人士更多进入正式性参与、减少非正式性参与、规范公益性参与，使之更好地成为非公经济的探路人、话语人。一是扩大正式性参与。建立健全动态的统战系统非公经济人士数据库，全面系统制定遴选标准和退出机制，作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执常委等人选的主要依据，进行全方位的培养考查。根据自愿申报、标准认定、组织考核、社会认可的原则，做好代表强、履职好、贡献多的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工作，并参照企业规模、纳税数目、经济增长、社会贡献等，每年调整指标人数和结构比例，使选出的代表人士既符合组织意图，又推动“两个健康”发展。二是约束非正式性参与。传统的熟人社会，受亲商、安商、富商观念的影响，非公经济人士特别是代表人士与各级政府部门密切接触、经常沟通、多方协商，培植了政治参与的深厚土壤。这种政商关系是权力和资本的耦合，如果权力边界不清、公私关系混沌，就会陷入“亲而不清”或“清而不亲”的无序政治参与悖论之中。为了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应以“四个意识”的高度自觉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认同，划清交往界限，规避暗箱操作，减少和约束通过私人关系开展的政治参与，在良法和善治的民主图景中，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政治参与，从而净化、纯化地方政治生态。三是规范公益性参与。研究制定规范的特约监察员、审计员、评议员、督导员、意见领袖、公益大使等推荐、评选办法，形成统战部、工商联等联系服务非公经济人士的长效机制，引导他们通过座谈会、听证会、咨询会、研讨会、网评会、慈善会等形式，积极主动参与公益性政治活动，参与重大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讨论，以建议性意见和话语权传播，赢得社会地位和人们尊重，最大限度地释放政治参与热情。

（二）搭建平台，做好渠道优化在协同治理视阈下，有序政治参与必须要形成有效的社会适应机理，系统构建组织化、法治化、网络化的政治参与平台与渠道，以达到功能性有效整合。一是强化组织渠道。各级党委牵头抓总，各部门通力合作，把非公经济党建纳入大党建统筹，抓好“两个覆盖”“两个作用”“两支队伍”建设，既防止地方党委（党组）不重视非公经济党建，搞“空壳子”“花架子”“装门面”；又防止非公经济组织强调经济效益出现“木桶效应”上最短的那块，导致党建弱化、虚化、边缘化。通过整合统战部、非公党工委、工商联、商（协）会等部门的职能作用，加强非公经济党建工作，在“”、主题党日、动态管理、党员权利与义务等方面探索创新，让广大非公经济人士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精神，全面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线路、基本方略，系统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形成有序政治参与的强大磁场。二是强化法治渠道。传统非公经济的“家族化”管理[14]，缺乏政治参与引导，容易凭利益驱使和兴趣偏好行使政治参与权利。新时代，政治参与更要强调秩序、理性、自主、适度。通过延伸企业法律顾问的职责功能，加大遵章守纪教育，使非公经济人士能够在法律框架下，依法参与选举、依法参加社团、依法发表言论、依法表达诉求、依法获取项目、依法管理企业、依法解决纠纷。三是强化网络渠道。为了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必须冲破权力和资本对网络的羁绊，加强网络立法、实名登记、网络监管等，开设非公经济人士网络问政平台，优化网络环境，“建构多视角、多主体的舆论网”[15]，形成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网络民主的正向干预，使非公经济人士更广泛、更直接、更真实地融入有序政治参与的快捷通道中。

（三）提升素质，做好能力优化非公经济人士队伍有来源复杂化、思想多元化、价值差异化、行动多变化等特点鲜明，有必要提升他们的整体素质，做好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引导，切实优化政治参与能力。一是价值引领。建立完善非公经济思想政治工作领导机制，组织部门牵头，统战、宣传、工商联等部门参与，把非公经济人士纳入各种专题教育活动中，宣传大政方针、解读非公政策、破除发展难题、建立互信机制，促使他们更好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者、倡导者、践行者、引领者。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明大德，增强“四个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加强社会责任教育和宗旨意识教育守公德，落实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做大做强的同时，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加强道德操守教育和诚信教育严私德，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廉洁创业、廉洁参政。二是榜样引领。要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提炼、推广，发掘模范典型、塑造先进榜样，定期评选优秀企业家、劳动模范、爱心人士等，用身边好人好事教育、感召、引导年轻非公经济人士，遵循老一辈的足迹，恪守经营方向不走偏、传承优秀文化不丢魂、搭建合作平台不保守、参与政治活动不落伍。三是培训引领。将非公经济人士特别是代表人士纳入干部教育大培训计划，探索组织部、统战部、工商联、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分工合作的教育培训机制，通过研讨班、专题班、周末课堂、夜校、网校或专家讲座、企业CEO、论坛、峰会、观摩会、外出考察等，让他们更好地研判经济形势、了解宏观政策、熟悉参政要领，从而开阔眼界、提升素质，增强政治参与能力。

（四）内外兼修，做好环境优化要营造“两个健康”发展环境，激发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参与激情，改变参而不语、参而不谋、参而无序的窘境。一是内有激励，调动参与积极性。组织部和统战部联合，细化“两个健康”的评判标准和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办法，就非公经济而言，主要涉及竞争能力、创业能力、盈利能力、资源获取能力、社会声誉等指标，就非公经济人士而言，主要涉及思想政治、生理心理、法律道德、开拓创新、公司治理等要素，在统计分析和抽样调查的前提下，采用李克特量表法，对“两个健康”指标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16]，以此为重要参考，多渠道、多形式对表现好、经营佳、能量大、责任强代表人士，进行表彰奖励、政策倾斜、组织关怀与政治安排，调动政治参与积极性，规范政治参与有序性，提升政治参与实效性，引导全体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二是外有宣传，扩大参与影响力。要努力造势，不仅在报纸、电视等官方媒体展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风采，而且在工商联、统战部、商（协）会等单位主办的简报、论坛、网站或QQ群、微博（信）等媒体上信息，并对外大力推介，让他们更多地进入党委政府和主管部门的视野，让他们活跃在社会大舞台上，扩大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度，通过有序的参与政治，让全社会看到非公经济人士画出的同心圆、听到他们唱出的合奏曲、感受到他们传播的正能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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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N].人民日报，201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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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振建，林华山.统一战线与中国话语权[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1)

[5]吴志诚.非公经济人士纷纷登上中国政治舞台[N].中华工商时报，2010-3-4(24A2)

[6]王浩斌.中国新的社会阶层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7]徐亚娜.建国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历程[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0(1)

[8]许耀桐.发展非公经济党建需要“三定”“三同”[Z].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18（138）

[9]肖滨，方木欢.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双轨路径[J].政治学研究，2017(4)

[10]熊永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引导机制构建[J].理论月刊，2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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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吕庆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及其困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1)

[13]肖旻.湖南省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现状的实证研究[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12)

[14]许烨.新时代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研究：现状与前瞻[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4)

[15]丁佳琦，何明升.对网络民主政治的再认识—基于第二代网络社会理论视角[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16]范柏乃，邵青，段忠贤.非公经济领域“两个健康”的判别准则及健康指数构建[J].统战理论与实践，2017(2)

作者：陈兴国 单位：中共重庆市綦江区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