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社火文化融合路径探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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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丝绸》2017年第4期

摘要：巴里坤县是新疆社火表演的代表区域。该地区的社火表演具有地域性、多样性、娱乐性等综合特征，表演形式丰富多样，主要有秧歌、高跷、旱船、舞龙、舞狮等，在当地具有民众广泛参与性。社火组织从民间班社到政府组织，在历史民俗演变中融合了多元民族文化。本文利用田野调查等方法，厘清巴里坤社火的历史渊源、活动表演场景，并试图以此分析多民族文化融合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

关键词：巴里坤；社火；表演程式；文化功能

社火是一种集传统戏剧、戏曲、舞蹈、祭祀于一体的民俗事项，也是秧歌、高跷、舞龙、舞狮等民俗活动的统称，其表演形式因地域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社火是汉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起源于上古祭祀活动。据史料记载，社火最早源于社日，早在商周以前人们会在固定日期进行图腾崇拜，秦汉时期把立春和立秋后第五个戊日定为祭祀（土地神）的日子，即为社日，在祭祀时所进行杂耍称之为“社火”。现今学界对社火也有各自阐释，总之“社火”一词具有“灶社、里社、祈神祭祀”等多层释义。巴里坤社火活动主要集中在农历春节、农a郑传寅《中国戏曲文化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举行，演出时“不别贤愚、不分长幼、不论男女，人人均可参与班社进行演出，是地道的全民性节日”。a社火崇尚民风民情，在节日活动中扮演各种杂技活动。社火出行讲究一种阵容性气势，表演者有固定的角色扮演，演出时走村串巷、浩浩荡荡阵容庞大。在表演程序上一切视表演环境而定，而没有进行刻意安排。节目丰富多样，一般是由当地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改编而成。在表演过程中，一般有男扮女装或反穿皮袄、倒骑毛驴等角色，从而起到一种追求大众化、平民化的演出效果，以期达到“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文化观念，故耍社火过程中也会有“锣鼓不响、庄稼不长”的谚语，以此产生一种“社火娱神、香火娱人”的社会影响力。

一、巴里坤社火渊源

新疆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县（文中简称“巴里坤或巴里坤县”）古称“蒲类国”，属古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时至今日，巴里坤地处“丝绸之路”东疆哈密东大门“咽喉”之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增强了巴里坤的文化交流性，也保留了人员流动过程中所带来的社火文化。社火活动在巴里坤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隋唐时期，官府开始在巴里坤地区屯田驻兵，伴随着各种优惠性政策使得巴里坤汉族人口保持着相当多的比例，这一庞大人口数量也促使巴里坤县汉族文化有着“地域性”特征，由此伴生的社火已成为节日活动中的表演内容。宋代，社火祭祀仪式演变为娱乐活动为主；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落分裂、镇压大小和卓叛乱后采取“以边养边”、移民垦荒等政策，受到当时屯垦形势影响，其他省市的人们纷纷“携眷承垦络绎相属”，人员流动伴随而来的是文化的相互交融，随着历史的积淀，逐渐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巴里坤民俗文化。清朝嘉庆年间，巴里坤社火无论是人员规模还是演出组织形式均达到了高潮，已成为新疆汉族社火文化的典型代表。民国时期军阀盛世为巩固对新疆的统治，一方面在民族问题上提出“各民族自由、平等、相互融合”的口号；另一方面为整治民风问题，提倡各地方会馆组织“扭秧歌”活动a移居至巴里坤的各省市同乡为方便交流与相互帮助，建立了同乡会馆，如山西会馆、天津会馆、陕西会馆、河北会馆等，会馆的建立为加速人员来往提供了便捷条件。据史料记载，清朝时期巴里坤会馆多达三十几家，每个会馆在节庆、节日中都会组织人员，表演本会馆的特色节目，如山西会馆的大头和尚、旱船、太平车，天津会馆的高跷，陕西会馆的高台、安塞腰鼓，两湖会馆的龙灯等等。社火在表演程式中可分为高台社火、地社火、车社火、地傩社火等十余种，其表演内容主要有秧歌、高跷、腰鼓、旱船、龙舞、狮子舞等，表演时间一般始于寒冬腊月可持续到来年正月。

二、巴里坤民俗中的社火活动

（一）民俗中的节庆活动

巴里坤民众以汉族、哈萨克族为主，还有少量的维吾尔族、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巴里坤的汉族节日虽与内地节日在时间上基本一样，但在过法上却有许多形式上和内容上的不同，使其节日文化内涵更具地域和人文特色。”b如正月二十补天补地就是为纪念女娲炼石补天，除了在辰时供奉祭祀女娲娘娘外，各家各户还要制作一种十多张薄饼摞在一起的蒸饼子和封肉盖饼子，久而久之便形成巴里坤特色美食。二月初二是龙抬头的日子，举行祭祀是祝贺蜇龙苏醒，以保证一年的风调雨顺，但巴里坤是以羊头为祭品来庆祝春龙抬头，这与巴里坤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和畜牧业以牛羊为主相关。在清明节，巴里坤的习俗有三项活动，即城隍出府（全城动员、洒扫清除、模拟仪仗绕城出走）、上坟和“跑勤腿”（到旷野里溜达、踏青）。过端午节，巴里坤人不挂昌蒲而挂柳枝，寓意“招魂”（主要为屈原，也为亲人），不吃粽子吃年糕，还要挂香囊、穿五毒鞋等。巴里坤汉族节俗是新疆汉族节俗的典型代表，有些习俗表达在内地已经消失，却在巴里坤古老民俗的遗存和变异中延续了下来。

（二）社火表演流程多

民族共同生活的环境空间逐渐形成了民俗活动的多样性，这种多元文化的重叠相加在巴里坤社火活动中显得丰富多彩。笔者在巴里坤县田野考察中了解到，入冬时人们较为清闲，一般进入腊月就开始社火的准备工作，各会馆班社组织人员力量，确定节目名称、数量，进行道具补给，开展社火内容的训练活动。社火表演的时间在各个阶段都不相同，会馆时期通常在腊月二十三进行“祭灶”，大年三十晚上进行“祭祖”，春节期间进行耍社火活动，从初一到十五期间会有一整套严格的时间流程，即“初一过年、初二迎财神、初三祭祖坟、初五破五、初七人七、初八接喜财神”，之后拜庙宇，各乡镇、各单位等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后。在正月十五这一天，各乡镇社火队伍都会聚集到县城进行集体表演。随着时代的变迁，巴里坤相关文化部门考虑到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感受到民间文化的娱乐性，通常会在正月十四就组织各乡镇社火表演，在第二天集中到县城进行汇演活动。正月十四，笔者随巴里坤文体局一行赴巴里坤县三塘湖镇石人子乡观看社火活动。三塘湖镇社火队伍有两支，分别是“大头娃娃队”与“八仙过海队”。据了解，每个乡镇都会有一支有别于其他班社的特色剧目，而“大头娃娃队”是三塘湖镇特色表演。在三塘湖镇参加助阵演出的还有芒硝矿安塞腰鼓队、巴里坤镇新市路社区脑阁队、天山路社区赶庙队与东城新区十二生肖队，共四支队伍。三塘湖镇结束后，我们随即赶到石人子乡观看社火表演，石人子乡社火在表演流程与演出内容上不尽相同，各班社所组织的社火队伍在表演内容融合了新疆各少数民族民俗活动。由于各社火队伍具有不同风格的表演内容，所以在服饰选择上也特点鲜明。据笔者观察，在表演过程中鼓起着核心性的导向作用，一方面，队员可根据鼓点节奏来统一步伐、变换队形姿势;另一方面，打鼓的人通过鼓点来调节观看人员的热情度，烘托表演气氛。演出地点均选在乡镇文化中心内，政府搭建平台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官方认可，这一举措极大地提高了民众对民俗文化的热情。两个乡镇社火表演，除了“自家”保留节目的特色内容外，两者还兼具相同的表演内容、观众相似的观看心理、相通的地域文化，这让笔者明显感受到费孝通在血缘和地缘的文章所讲：“血缘是稳定力量。”a社火活动作为移民社会记忆和文化认同载体，一方面通过社火表演来活动筋骨、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另一方面社火具有祈神祭祀的功能，依靠土地生存的人们通过民间社火表演，借助所表演的任务这一媒介来满足或祈盼大众的心理需求，增进邻里关系。现今巴里坤的社火是以班社为单位组织进行的演出，这些组织无论是国家资助还是民间自发，均是源于巴里坤民众对先民乡土文化的追溯与民间艺术的热爱。

三、巴里坤社火表演功能

（一）表演场域的娱神性

舞蹈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往往起娱神性作用。在市井活动空间中，自娱舞蹈具有民间地头表演的娱乐性与即兴性。巴里坤在古丝绸之路兴盛时期，各地商贾名流均建有地域性的会馆场所，起到信息交流、相互帮助的作用。时至今日，只保留了巴里坤地藏寺仙姑庙景区。地藏寺在景区相对中间的位置。地藏寺院落坐北朝南、主体大殿高约三丈，供奉“玉皇大帝”，房屋是以木质材料镶嵌而成，雕梁画栋的宏伟建筑无不显示着汉文化集体智慧的结晶。院落东西两侧为文、武两殿，形成一种佛、道相容的交错景象。在当中表演者俨然成了神灵的代言人。巴里坤社火在表演的过程中兼具有祭祀的功能。在元宵节期间民俗节日中，因表演场地的需求需要有一种祭祀活动，社火活动是调节娱神与娱神的重要媒介。在仪式活动过程中，表演者通过仪式流程期待与神灵交流，成为神灵的代言人或神灵对此次活动的传声体。社火表演在汉民间活动中兼具祭祀性与仪式性。巴里坤县元宵节按以往惯例，各社火队通常是先去往巴里坤地藏寺仙姑庙景区举行祭拜仪式。在祭拜时一般是由“社头”或表演活动的主要角色扮演者一起祭拜主殿供奉的神位，祭拜结束后开始进行社火表演。社火队伍由景区门口开始表演，一直持续进入庙宇内，在庙宇内的表演场地并没有严格的限制，如果是一个社火队伍，可以选择相对合适的场地；如果是人数众多的几支队伍同时来表演，则会选择较为空旷的场地。笔者在调查中观看了几支社火队伍的表演情况，其中，巴里坤芒硝矿安塞腰鼓队与奎苏镇旱船秧歌队选择在地藏寺院落内，在“玉皇大帝”主殿前进行了祭拜仪式并进行了社火表演。

（二）广场社火表演的娱人性

冬季的巴里坤，室外气温一般在零下二三十度，人们在室外难以抵御长时间的严寒气候，而巴里坤社火活动过程中，道路两旁均设有木炭堆积起来的火堆，从而解决了观众在观看表演过程中的取暖问题。据了解，以前社火表演队伍常达旦通宵进行表演，火堆不仅起到御寒作用还兼具照明功能。社火表演一般设置在巴里坤县城主干道，下午四点钟开始，各乡镇22支社火队统一集中在县政府旁的主干道。县城主干道东西长约2千米，南北宽10米。活动还未开始街道两旁已经挤满了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这让笔者感觉在巴里坤正月十五举办的社火活动犹如一场节庆的狂欢。社火队伍人数有的多达五六十人，小型队伍也有数十人参与，表演队伍不论人数多寡。表演者“锅灰抹面，朱砂涂唇，厚施粉黛，大涂胭脂，翻穿皮袄，倒戴纱帽，”扮演有“傻公子”“灯官老爷”“小脚媒婆”等角色。待演出开始时，在2千米的道路上各社火队伍此起彼伏，锣鼓喧天，演员们个个精神饱满，使观看者产生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与情感上的共鸣。各社火队伍采用流动的形式表演，在观看过程中，如果喜欢哪支队伍的社火表演，可一直跟随这支队伍行进观看；如果想观看到每支社火队伍的表演，待在原地便可大饱眼福，尽观所有。笔者在观看活动中感受到，社火演出无论是人员队伍还是节目数量都非常多，在节目种类上可谓包罗万象又各具特色。社火队伍进行的演出形式是根据列阵表演展现的，在传统形式上有军阵、戏阵、灯阵、舞阵、牛马阵、方技阵等；在类型大体可分为图腾祈愿类、杂技滑稽类、锣鼓演唱类等。根据内容可分为表演类，其中包括：舞狮舞龙、高跷旱船、背蚌赶驴等道具舞，花杆腰鼓、执绸秧歌等执具舞，二鬼拌跤、张公背婆等滑稽舞，抬阁挠阁等技巧舞。祈愿类：抬城隍、抬龙王等巡游节目；演唱类：即兴演唱新疆曲子、眉户调等戏曲小调，或者斗杂话、说快板等。由山西会馆的锣鼓、大头和尚、汾阳大套、旱船、太平车，甘肃会馆的跑旱船，陕西会馆的高台、安塞腰鼓，两湖、四川会馆的龙灯，河南会馆的狮子，直隶（天津）会馆的高跷。值得一提的是，“脑阁”“抬阁”是集戏剧、杂技、美术、舞蹈、音乐为一体的综合造型艺术，是巴里坤的汉族人在节日社火中的活动特有的一种传统民间游艺活动。

（三）社火表演的地域礼俗性

巴里坤社火集湘、蜀、皖、豫、陕、甘、新等各地社火的特色于一体，形成了一种具有融合性而区别于他人风格的表演形式。如社火表演中吸收了回族的反穿皮袄、挂辣椒，以增加表演的效果；吸收融合了哈萨克族舞蹈元素，编排“黑走马”音乐特征的舞蹈动作；增加了维吾尔族麦西来甫的表演等。逐渐形成“北方秧歌、南方花灯”于一体并形成独特风格特征的巴里坤社火艺术，所呈现出社火表演在文化上的积淀、形式上的多样，这种多元文化的相互吸收、融合、发展过程，表现出巴里坤社火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地域混成性。各社火队在公开举行活动前一般都会自行组织拜年活动。笔者在与县文体局吴局长交谈中得知，各社火队虽然是自行组织去各单位进行拜年活动，但在去表演前双方已经提前沟通好，只有关系“要好”的才会去拜年。因为社火队前去拜年表演时会领取红包，红包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社火队来年演出补给与日常花销，这也说明了社头在社火队中的核心重要性。有些乡镇社火队在拜年前，会有乡镇领导代表社火队亲自打电话给拜访对象。吴局长简短的语言道破了这其中的关系，这也体现了在中华民族传统农耕文化下，礼俗社会中人缘、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重要性。

四、巴里坤社火文化功能

（一）表演场域承载的社会记忆力

巴里坤社火的形成、发展、繁荣与巴里坤民众文化与生活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班社组织到现在政府所组织权力主体来看，“社火从以地缘为纽带的移民社会记忆和文化认同的载体，逐渐与国家权力相互联系、密不可分”。b据了解，巴里坤庙宇是“丝绸之路”兴盛时期各会馆自行组建的，庙内都会供奉对应的神位，如山西会馆供奉关羽、陕西会馆供奉文王、河南会馆供奉岳飞、两湖会馆（湖南、湖北）供奉夏禹王、甘肃会馆供奉伏羲、四川会馆供奉文昌帝君。在巴里坤地藏寺仙姑庙景区，百庙大观指示牌有这样的描述：“巴里坤曾享有‘庙宇冠全疆’之美誉，城内外原有寺庙将近百座，现仅存的地藏寺、仙姑庙、孙膑庙是新疆目前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古建筑庙宇群落，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白云时掠地藏寺，明月常悬仙姑庙’，如今的古刹、放生池、门楼、大殿、楼台，间连着远山与近田，佛塔、碑亭一脉贯穿，构成了如诗如画的景观。佛家有言‘愿将东土三尺界，尽种西方九品莲’，经历年修缮的一寺两庙，再现新姿，梵宇辉煌，道观庄严，构成了巴里坤新八景之一的‘百庙大观’”。这段文字足以说明当时巴里坤经济繁荣时期庙宇之多，人们在节庆活动场域中通过“庙会仪式”，让群众的社会公共参与度升华为一种社会认知，在长时间的固定时间中，社会记忆通过社火仪式的平台让这种集体记忆不断发展与延续，不但能够借助传承人这种活态媒体思维不断演变、流传，并在汉民俗文化中成为一种民间信仰（意识形态）。这种潜在的、自觉的传承了本民族文化的活动，当地的居民在多民族生活的地区有一种自主性的审美选择，在吸收了“他者”文化的元素基础上自主调节“我者”的文化适应性，并适应本地的生活民俗，即在社火表演过程中会有少数民族人们参加汉族社火的表演，而汉族人们也会表演少数民族节目，这种文化的丰富过程不仅保留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还“多元一体”发展了民俗文化的多样性。社火民俗文化的表演在千百年的时间中承担着民间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与交流作用。

（二）社火文化交流与融合性

社火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在表演过程中表演者密切的配合性，表演过程中与观赏者之间的情感互动性。社火表演过程中不同角色的设定，让人们对善恶有一个评判标准，故而美好事物的推崇产生潜移默化的评判功能。社火是巴里坤最大的公众文化集会，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相互接近和交流的机会。巴里坤所举行社火活动，最初以会馆为单位来组织人员力量，演变到现在以班社为组织形式，但本质上并未改变其群众文化演出的性质，通过共同的协作表演，调节班社成员之间的矛盾。在日常交往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摩擦与隔阂，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就影响两个人的感情与交往，而通过社火表演活动前的准备，两个人在排练磨合中可以放下心中芥蒂，从而使两人和好如初，这也正体现了社火具有组织人员力量、调节人们之间情感的效用。在闹社火时，不分民族、性别与地域属性，只要喜欢“热闹”均可参加社火表演。因此，在巴里坤很多节日庆典活动中各名族都会积极参与，这种多元文化的地域特性增添了民族区域多元文化元素的共生可能，为节日增添了融洽的气氛，在特定时期所举行的社火活动能够增强新疆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对中华的民族认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逐渐形成新疆所独有的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在特定的场景中把自己的身心投入到具体的欣赏活动中，使情感受到激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愉悦和满足。”a“在闹社火时，有许多少数民族青年也参加了社火的表演，为节日增添了活力，同时也使社火作为一种文化事项，成为增进各民族融合的文化空间。”

结语

社火表演形式是巴里坤民俗的一种民间娱乐活动，这种活动形式简单，无门槛限制性，具有较强的民众性与娱乐性，活动本身所带来的运动趣味性与健身效果，吸引了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其中。在巴里坤县每年一度的社火活动形成以村庄（乡村）为单位的文化赛事，社火成员包括农民、门卫、餐馆服务员、事业单位干部、退休人员等人员，表演者的多样性折射出社火表演在巴里坤县的社会影响力。在巴里坤县有班社称号的社火组织具有社会基层中的一种显性特质，这种集体荣誉感在当地来讲是观赏者对表演者的一种身份认同，进而转化为一种文化表达方式。社火活动在巴里坤县各乡镇，无论是处于民众自发还是政府组织形式，其组织力度与组织规模能够传承发展至今，无疑显示出社火活动所折射出的文化影响力。巴里坤社火融合不同地域社火内容、不同种族风俗文化，让这种活态民俗在保护、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地域性、典型性的巴里坤社火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生活的不断变迁，有些消失在原发生地的社火现象却在巴里坤遗存和变异中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种多元文化为探究新疆民俗文化提供了非常宝贵的鲜活样本，它不仅充分证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对于新疆一体多元文化的构成和融合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作者：杨林；赵金科 单位：新疆艺术学院舞蹈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