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组织的生态环境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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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教育研究杂志》2014年第五期

一、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经济环境适应性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等细分产业在第一产业内部也在逐步进行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过程。这样，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多元化经济的发展，促使农村经济货币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而农村经济货币化的发展趋势更为明显。农村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高，对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产生直接影响。除了对金融结算工具和清算方式需求的改变，以及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增加外，最主要是对货币总量需求增加，包括现金货币和准货币。根据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在物物交换的条件下，金融需求量与经济总量的比率是零，就是说，这时实体经济的变动不需要货币金融的媒介。

随着信用经济的诞生，就产生了实物与货币的交换关系，这时有多大的实物规模，就决定了需要有多大的与之相适应的货币金融需求量规模，即这时金融需求量与经济总量的比率为1，这是此时的金融需求量的理论极限值。也就是说，即使在简单经济条件下，金融与经济之间是存在一定的比率关系，即公式(1)。在公式(1)中，M表示金融需求量;K表示经济金融需求量系数;G表示经济总量，即GDP。然而，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经济运行不再以简单形式出现，现代金融可以使货币和信用发生自身的乘数作用，可以使经济的金融需求量出现倍数放大。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生产条件下的金融———经济比率关系模型就要被扩充为。在公式(2)中，Ki(i=1，2，……n)表示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过程中的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量系数。依照上述思路，田力等(2004)根据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按公式(2)对我国农村金融的理论需求量进行了测算，并在考虑财政部门的资金供给量、家庭部门私人资本的净流入量以及国外资本的净流入量后得出我国农村金融理论需求总量，见表1。在表1的基础上，田力等(2004)使用农村总的金融性资产来替代农村金融的实际拥有量并进行了计算，得出的结果显示出我国农村金融实际拥有量(金融资产量)，见表2。结合表1和表2可以看出，我国农村金融理论需求量和实际量之间的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不仅显示了我国农村金融需求量水平与实际所供给量水平的差距在拉大，而且更暴露了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在经济环境适应性方面存在功能缺陷。另外，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与我国农业经济运行机制、运行结构也存在经济适应性方面的功能欠缺。

对于农业经济运行机制，主要在于我国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却没有顺应这种运行机制的变化。计划经济的交易秩序是一种人为设计的秩序而不是像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那样是一种自然秩序或曰“扩展秩序(extendedorder)”。美国学者哈耶克认为，这种扩展了的秩序并不起源于人类的设想和意愿，而是自发地来到世间，它来自人们对某些传统的实践，尤其是对道德实践的无意尊奉。与此不同的是，计划经济的交易秩序是基于人类理性之上，未经实践认真检验的一种人为设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要求高度集中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与其相对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市场化方式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与其相对应，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且呈现出金融资本商品化、金融组织法人化、金融调控间接化与金融行为法制化的基本特征。但是，我国现行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尚未实现上述特征，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还是基于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正如哈耶克所言，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和理性的有限性使少数人去计划千百万人的生活成为不可能”。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对于农业经济运行结构也表现出经济适应性不足。所谓经济运行结构，主要是指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同领域与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有机组合。面对我国农村经济活动存在着不同的融资需求和不同区域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尚未形成有效的组织运行结构，导致金融资源无法通过不同管理方式来调节资金运行及形成不同区域的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及运用，从而造成金融资源大幅度向城市及国有企业集中。

二、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金融环境适应性分析

按照金融环境的适应性标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应具备不仅能够充分调动储蓄资源来支持农村经济增长，而且还能够通过改变农业资金流向及流量来促进农村经济良性发展。但是，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目前尚无法达到金融环境适应性标准，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从农村金融组织的机构数量来分析，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主要以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与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导，显然，从事农村金融活动的机构数量有限，这将限制了农村金融领域的信贷业务规模。另一方面，从农村金融组织的业务定位来分析，农业发展银行是农村金融方面的政策性银行，但是，其以前主要局限于粮食、棉花、菜油等大宗农产品方面的信贷业务，尚未涉及“三农”建设的全部领域;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最初定位是农村金融业务，但是，多数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转型为农村商业银行，其信贷业务很多在县级城市区域，较少涉及真正属于农村金融领域的乡镇区域;邮政储蓄银行从事一小部分的农村小额贷款业务，但是，其在农村地区的储蓄业务远大于贷款业务，导致邮政储蓄银行对于农村地区的资金“虹吸效应”比较严重，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表3与表4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尚未完全达到金融环境的适应性标准，还有待于通过金融深化过程来进一步改进。

三、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环境适应性分析

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环境适应性，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对于组织文化、制度文化与信用文化方面的适应能力。考虑到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运作载体主要还是正规金融机构，因此，在组织文化与制度文化层面已具有较好的适应性。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信用环境建设起步较晚，信用文化建设方面明显不足，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信用秩序更为混乱，这可能与农村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有直接关联。农村信用文化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金融领域的信贷业务规模与比重。提升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环境适应性水平，尤其是对信用文化的适应性，将成为提升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运行效率的重要路径。对此，中央多次对农村金融改革提出了要求，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至今还没有实质性进展。虽然目前农村有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以及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但是，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商业性金融机构越来越注重效益，而由于农业经济发展滞后，支持农村经济无利可图，还可能带来金融风险，金融业对农业支持严重不足，这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制约因素。例如，作为政策性支持农业生产的农业发展银行，尽管有人民银行给其提供贷款，但在实际运作中，却以追求利润为目标。人民银行为减少呆账坏账也不愿贷款给农业发展银行，毕竟风险很大，而农业发展银行为自身利益又不愿把贷款发放给农民，转而用于其他商业贷款以获取利润。最终的结果则是，农业发展银行失去了本身存在的意义，或者说违背了农业发展银行的服务宗旨。诸如此类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适应性缺陷，将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虽然已具有农村金融的组织文化与制度文化，但是，尚缺乏一个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用文化。完善的市场经济应具备信用高度发达的经济特征。金融不仅加速社会资金的周转运动，而且推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在现代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实践证明:金融作用的充分发挥，一靠制度，二靠科技，三靠文化。但是，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信用文化适应性不足，如对失信行为缺乏严厉的惩罚措施，对粉饰财务报表进行骗贷的行为缺乏一定的制约性，对金融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等，这些都不利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实现文化环境的适应性目标。通过表5与表6的分析可以发现，因信用文化适应性不足，导致我国金融机构对于农业方面的中长期贷款业务比重明显过低，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

四、结语

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生态环境适应性水平，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农村建设中的金融服务效能，从而影响到我国现代农村建设进程。对此，应强化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在生态环境适应性方面的建设，以提升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对于生态环境的适应性能力。此外，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对于生态环境的适应性主要包括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经济环境适应性、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金融环境适应性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环境适应性三个方面内容。对此，本研究将生态环境划分为经济环境、金融环境、文化环境等三大类别，并基于金融深化视角，分别从经济环境、金融环境、文化环境等生态环境视角，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适应性问题，本研究成果将为提升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对于现代农村建设的服务效能，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此外，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生态环境适应性问题是农村金融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有待于继续展开，本研究成果成果将为这方面的后续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性铺垫。

作者：顾海峰蔡四平单位：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湖南商学院财政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