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经济管理理念阐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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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结构与分布思想

苏轼在《隋文帝户口之蕃仓廪府库之盛》愚一文中提出了与传统主流观点不同的看法：“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故管仲以阴谋倾鲁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晋之人以并诸侯。当周之盛时，其民物之数登于王府者，盖拜而受之。”汉以后各朝人口之盛“莫如隋”，但“不过再世而亡”。到了北宋，立国百年，“户口之众有过于隋，然以今之法观之，特便于徭役而已，国之贫富何与焉。非徒无益于富，又且以多为患。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并生。夫立法创制，将以远迹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岂不可论其故哉！”苏轼认为，古代以人口多少判断国家富强与贫弱有其道理，因为当时的人口数就是参加生产的人数，人口的多少决定了创造财富的大小，因此，国家重视增加人口以强大自己。但汉代以后，情况有所不同。隋代是汉代以后人口最多的王朝，却不过二世就灭亡了。宋代户口之多超过隋代，但与国家贫富又有什么关系呢？只不过是能更好地为官府提供徭役。宋代人口之多甚至成为祸患，因为参加生产的人太少，而非生产人口又太多，导致国家和老百姓都十分贫困，弊端丛生。苏轼提出的人口多寡与国家贫富无关的观点，在封建社会是独树一帜的。古代思想家一般都认为人口多则财富多，人口是国力与财富的源泉，人口多寡是国家富强与否的标志。但是，苏轼认为，这种一直为人们所肯定的人口观点，与宋代的现实是不相符的。宋代的情况是，人口增多了，但生产者的数量并未随之增多，甚至是减少了，增多的只是非生产性人口，这只能使社会更贫，而不会使社会更富。显然，苏轼是想把传统的“人众国富论”修正为“生产者众国富论”。这里，苏轼已触及到人口结构问题。传统的“人众国富论”隐含着这样一个根本前提，即人口结构是单一的，人人都是生产者，这样，人多生产者才多，社会财富也就多。但事实是，人是可能的生产者而不是必然的生产者，人变成生产者需要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按照苏轼的观点，从唐中叶开始，人口的结构已经严重失衡，非生产性人口大大超过生产性人口，从而使民贫国弱。他说：“及唐中叶，列三百州，为千四百县，而政益荒。是时宿兵八十余万，民去为商贾，度为佛老，杂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侍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极，至元和中，……今者骄兵冗官之费，宗室贵戚之奉，边鄙将吏之给，盖十倍于往日矣。安视而不恤欤？则有民穷无告之忧。”舆可见，苏轼认为，宋代军队、官吏、宗室贵戚人数的大量增加，使生产性人口与非生产性人口的结构比例失衡，这种情况比唐中叶以后更加严重，所以造成民穷国弱的困境。

对于当时一些地区人多地少的问题，苏轼持乐观的态度，认为“夫中国之地，足以食中国之民有余也”，余即中国的土地足以养活全国的民众而且还有剩余。但是，“民常病于不足”，这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首先，这与历史上井田制的废除有关。井田制是“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众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亩，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余”，实现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有效配置“，故谷常有余而地力不耗”。井田制被破坏以后，土地成为私人财产，可以自由买卖，造成“天下之民，转徙无常，惟其所乐，则聚以成市，侧肩蹑踵，以争寻常，挈妻负子，以分升合，……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盖亦不得均民之术而已”。苏轼进一步推断，这种因人口迁徙而造成的分布不均，使得“地无变迁，而民有聚散。聚则争于不足之中，而散则弃于有余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遗利，而民用不足”。苏轼把井田制的瓦解作为人地冲突的人为因素，这一结论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我们姑且不论，仅看其从人口分布不均的角度来认识人地冲突，并把劳动力资源与生产资料和土地不能有效配置作为社会生产力不能充分发展、百姓因此贫困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符合宋代的实际情况，而且对于解决人地冲突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另外，这也与当时宋统治者的政策有关，即“上之人贱农而贵末，忽故而重新，则民不均”。其中，“贱农而贵末，则农人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忽故而重新”，则对“水旱之后，盗贼之余”的地区，朝廷为了安抚“逋逃之民”，常常“轻刑罚、薄税赋、省力役”；而对于一般“久安而无变”的地区，“则不肯无故而加恤”，使得这些地区的人们为了获得轻徭薄赋的好处，而“稍稍引去，聚于其所重之地，以至于众多而不能容”。

基于这种认识，苏轼提出了“安万民”的一项重要措施———“均户口”，即通过移民调整人地关系，实现人口的合理、均匀分布，从而使人口与土地资源有效配置。但是，苏轼清醒地认识到，“今欲无故而迁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则怨谤之门，盗贼之端，必起于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对此，苏轼主张“，必因人之情，故易为功。必因时之势，故易为力”。所谓“因人之情”，就是“民之情，莫不怀土而重去”，即百姓一般留恋故土不肯迁徙，而士大夫则不然，士大夫一般“狃于迁徙之乐而忘其乡”。因此，国家可参照汉朝“吏两千石皆徙诸陵”的先例，将“天下之吏仕于某者”，皆徙至人口比较稀疏的“荆、襄、唐、邓、许、汝、陈、蔡之间”。士大夫非不乐往，只是“恐独往而不能济”，如果“比见其侪类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则其去惟恐后耳”，自会蔚成风气。这里，苏轼主张沿用汉代迁移二千石吏到诸陵的办法来平均分布人口，未必切合实际。因为士大夫游宦是为了高官厚禄，而不是性乐迁徙，要让他们放弃游宦之乐而接受迁徙垦荒之苦，是难以想象的。即使他们退休之后，不再游宦，也不会有人以迁徙垦荒为乐事。另外，许多士大夫之家，本身就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兼并之家，即使他们愿意到别处去开荒占田，也不会放弃自己在地狭民稠的狭乡已经兼并的大批膏腴土地，而到空荒地区另立家业。俞苏轼的“因时之势”措施相比于“因人之情”，更显得务实可行。所谓“因时之势”，是指乘灾荒之年“民方其困急时”，招募移民。因为饥馑流亡之时，“父子且不能相顾，又安知去乡之为戚哉”，只要“所过廪之，费不甚厚”，百姓就会“乐行”。

为了安顿“因人之情”和“因时之势”的移民，使他们能在新迁入地安居乐业，苏轼主张给予移民一定的优惠政策，“皆授其田，贷其耕耘之具，而缓其租，然后可以固其意”。这里，苏轼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即应向移民提供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耕耘的农具，使他们能进行简单再生产。另外，应缓交、少交地租，因为刚开垦的土地收成较少。总之，只有让移民在新居地生存下去，才能达到最终目的，使人口分布趋于均匀，“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渐也”。宋代的苏轼把传统的“人众国富论”修正为“生产者众国富论”，触及到了人口结构问题，即在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结构中，生产性人口应该大大超过非生产性人口，这样国家才能真正富强起来。宋代人口增长迅速，但分布不均匀，使得人与土地的矛盾呈现出两种极端：一是有些地区人众地狭，无地可耕；二是有些地区地广人稀，大片土地得不到开垦。这两种极端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后果相同，即人地冲突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不能有机结合，劳动力资源与生产资料得不到合理配置。针对这种情况，苏轼提出了以一定的优惠政策将人众地狭地区的人口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通过移民调整人地关系，实现人口的合理分布，从而达到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社会救济思想

常平仓平抑谷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商贾在价格上的一种博弈。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知杭州时就看到“浙西诸郡，米价虽贵，然亦不过七十足”。逾他预测，“来年青黄不交之际，米价必无一百以下，至时，若依元价出粜，犹可以平压翔踊之患，终胜于官无斛斗，坐视流殍”。因此，苏轼“指麾杭州不得减价，依旧作七十收籴”。因为他已“访闻诸郡富民，皆知来年必是米贵，各欲广行收籴，以规厚利。若官估稍优，则农民米货尽归于官。此等无由乘时射利，吞并贫弱”。这里，苏轼运用价格杠杆提高常平仓收籴农民米价格，使农民米尽归常平仓，而诸郡富民“广行收籴，以规厚利”的计划落空。

总之，从苏轼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宋人已充分认识到在常平仓平抑谷价的实际运作中，必须尊重价格规律，适时适度地运用价格杠杆来调节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真正实现常平仓平抑谷价的功能，而如果只是单纯、机械地理解贵籴贱粜，而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运用价格规律，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反而会扰乱正常的粮食市场，导致更大的粮食供求矛盾。苏轼认为，赈灾必须有一套完善、有效的制度作为保障，这是十分必要的。在赈灾中，“以物与人，物尽而止，以法活人，法行无穷”。

他的这一精辟思想，是针对朝廷征收五谷力胜税钱影响赈灾工作而提出的。他认为，原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贱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辏，以压太贵之直。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他“在黄州，亲见累岁谷熟，农夫连车载米入市，不了盐茶之费；而蓄积之家，日夜祷祠，愿逢饥荒。又在浙西，亲见累岁水灾，中民之家有钱无谷，被服珠金，饿死于市”。其原因是“，此皆官收五谷力胜税钱，致商贾不行之咎也”。繁重的五谷力胜税钱征收，使商贾从丰熟之地运五谷到饥荒之地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所以出现了苏轼所说的怪现象，即丰收之地米太多卖不出去，而饥荒之地有钱买不到米，出现“被服珠金饿死于市”的惨状。有鉴于此，苏轼提出，与其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救灾，不如废除不合理的五谷力胜税钱对赈灾更有帮助。他说：“今陛下每遇灾伤，捐金帛，散仓廪，自元祐以来，盖所费数千万贯石，而饿殍流亡，不为少衰。只如去年浙西水灾，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运米以救苏、湖之民，盖百余万石。又计籴本水脚官钱不赀，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业破产，无所告诉。与其官私费耗，为害如此，何以削去近日所立五谷力胜税钱一条，只行《天圣附令》免税指挥？则丰凶相济，农末皆利，纵有水旱，无。虽目下稍失课利，而灾伤之地，不必尽烦陛下出捐钱谷，如近岁之多也。”总之，在救灾中，一项好制度的设置或者一项不合理制度的废除，比单纯的钱粮物资救助更为重要。因为政府钱粮物资有限，不可能源源不断一直供给，救灾物资一旦用完，政府救灾工作就会停止，但如果有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就能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源源不断地向灾区输送钱粮物资，帮助灾区战胜灾害。

对于已发生的灾荒，宋人主张应尽早赈济，否则，灾荒如越来越严重，蔓延范围越来越大，就会引起灾民流移，甚至发生武装对抗等，局面将难以控制，或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使灾民得到安置，社会恢复稳定。苏轼在《奏浙西灾伤第一状》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臣闻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此古今不刊之语也。至于救灾恤患，尤当在早。若灾伤之民，救之于未饥，则用物约而所及广，不过宽减上供，粜卖常平，官无大失，则人人受赐，今岁之事是也。若救之于已饥，则用物博而所及微，至于耗散省仓，亏损课利，官为一困，而已饥之民，终于死亡，熙宁之事是也。”苏轼认为，及早赈灾，官府花费少而效果好；如拖延时日，官府花费大而效果差。苏轼还列举了熙宁与元祐两次赈济进行对比说明：“熙宁之灾伤，本缘天旱米贵，而沈起、张靓之流，不先事奏闻，但务立赏闭粜，富民皆争藏谷，小民无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后朝廷知之，始敕运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万石济之。巡门俵米，拦街散粥，终不能救。饥馑既成，继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余万人，城郭萧条，田野丘墟，两税课利，皆失其旧。勘会熙宁八年，本路放税米一百三十万石，酒课亏减六十七万余贯，略计所失共计三百二十余万贯石。其余耗散不可悉数。至今转运司贫乏不能举手。此无它，不先事处置之祸也。去年浙西数郡，先水后旱，灾伤不减熙宁。然二圣仁智聪明，于去年十一月中，首发德音，截拨本路上供斛斗二十万石赈济，又于十二月中，宽减转运司元祐四年上供额斛三分之一，为米五十余万斛，尽用其钱，买银绢上供，了无一毫亏损县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欢呼，官既住籴，米价自落。又自正月开仓粜常平米，仍免数路税务所收五谷力胜钱，且赐度牒三百道，以助赈济。本路帖然，遂无一人饿殍者，此无它，先事处置之力也。由此观之，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其祸福相绝如此。”

三、综合治理西湖思想

宋人中把水土环境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综合考察，其思想比较深刻的当推苏轼。他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和《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輱訛輥中集中阐述了水土系统综合治理思想，笔者就此将做简要分析和阐发。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苏轼以朴素的系统生态学眼光阐述了西湖堙塞其半，但不可废的五个原因。一是西湖“一旦堙塞，使蛟龙鱼鳖同为涸辙之鲋”，就是说如果西湖消失了，那些以西湖作为生存环境的野生动物将全部无法存活。二是“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其势必自耗散”。可见，西湖作为杭州全城百万居民的饮食用水，关系到城市的兴衰，若西湖不复存在，则全城百姓将要饮用咸苦之水，必然导致居民迁往他处。三是西湖之水“若蓄洩及时，则濒河千顷，可无凶岁”，“而下湖数十里间，茭菱谷米，所获不赀”。如果西湖堙塞，则其蓄水灌溉之利不复存在。四是“西湖深阔，则运河可以取足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则必取足于江潮。潮之所过，泥沙浑浊，一石五斗。不出三岁，辄调兵夫十余万功开浚，而河行市井中盖十余里，吏卒搔扰，泥水狼藉，为居民莫大之患”。显然，湖水有利于水运，如果靠江潮行船，河床三年就会淤积需要开浚，那将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会给城市居民带来莫大的生活上的不便。五是“天下酒税之盛，未有如杭者也，岁课二十余万缗。而水泉之用，仰给于湖，若湖渐浅狭，水不应沟，则当劳人远取山泉，岁不下二十万功”。也就是说，如果西湖水浅无法在水道流动，那么人们酿酒用水就要到远处汲取山泉，将付出“二十万功”的劳动力，必然会影响国家一年“二十余万缗”的酒课收入。总之，苏轼认为，杭州如果没有西湖之水，则滨湖地区生存的生物、居民饮水、农业灌溉、水运以及酿酒用水都将出现问题。也就是说，水土生态系统中只要有一个基本子系统出现故障，就会导致整个系统不能正常运行。苏轼以综合性系统思维来说明西湖不可废，见解深刻，视角独特，较有说服力。

在以综合性系统思维探讨西湖不可废的基础上，苏轼提出了治理西湖所要达到的目标及措施。其一，苏轼“自去年（元祐四年）七月到任，首见运河干浅，使客出入艰苦万状，谷米薪刍，亦缘此暴贵，寻刬刷捍江兵士及诸色厢军得千余人，自十月兴工，至今年四月终，开浚茅山、盐桥二河，各十余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见今公私舟船通利”。其二“，今宜于钤辖司前创置一闸，每遇潮上，则暂闭此闸，令龙山浙江潮水，径从茅山河出天宗门，候一两时辰，潮平水清，然后开闸，则盐桥一河过阛阓中者，永无潮水淤塞、开淘搔扰之患，……茅山河既日受潮水，无缘涸竭，而盐桥河底低茅山河底四尺，则盐桥河亦无涸竭之患”。总之，置闸既可阻挡潮水侵入淤塞，又可放水流入茅山河和盐桥河，避免两河涸竭之患，有利于灌溉。其三“，宜于涌金门内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门、涌金门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东沟中，南行九十一丈，则凿为新沟二十六丈，以东达于承天寺东之沟，又南行九十丈，复凿为新沟一百有七丈，以东入于猫儿桥河口，自猫儿桥河口入新水门，以入于盐桥河，则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则江潮清水之所入，上流，则西湖活水之所注，永无乏绝之忧矣。而湖水所过，皆阛阓曲折之间，颇作石柜贮水，使民得汲用浣濯，且以备火灾，其利甚博”。这一工程解决了滨湖地区居民的生活用水和消防用火。总之，苏轼提出的三条措施始终紧紧围绕解决西湖之水这一关键问题，使得西湖整个水土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生存环境、居民生活用水、农业灌溉、水运等相关问题得以迎刃而解。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不仅从朴素的系统生态学角度阐述了治理西湖的重要性和治理规划，而且还就经费的筹集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他主张“，朝廷近赐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贯，为钱一万七千贯。本州既高估米价，召人入中，又复减价出粜，以济饥民，消折之余，尚有钱米约共一万贯石，……今乞用上件钱米，雇人开湖，候开成湖面，即给与人户，量出课利，作菱荡租佃，获利既厚，岁岁加功，若稍不除治，微生茭葑，即许人刬赁，但使人户常忧刬夺，自然尽力，永无后患。今有钱米一万贯石，度所雇得十万工，每工约开葑一丈，亦可添得十万丈水面，不为小补，……所有新旧菱荡课利钱，尽送钱塘县尉司收管，谓之开湖司公使库，更不得支用，以备逐年雇人开葑撩浅，如敢别将支用，并科违制”。“勘会西湖葑田共二十五万余丈，合用人夫二十余万功。上件钱米，约可雇十万功，只开得一半。轼已具状奏闻，乞别赐度牒五十道，并于前来所赐本路诸州度牒二百道内，契勘赈济支用不尽者，更拔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开湖费用”。苏轼提出，通过出卖度牒筹集最初的开湖启动经费，待湖面开成之后，作为菱荡租佃，以所得课利钱逐年雇人开葑撩浅，以湖养湖。这是一种既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又能为民办实事的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作者：方宝璋单位：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