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传播及泛喜马拉雅地区的社会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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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电子科技大学主办，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电子科技大学数字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心承办，《新闻界》杂志作为学术支持单位的“第一届泛喜马拉雅地区传播学术论坛”暨电子科技大学“泛喜马拉雅地区传播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于2018年6月8日至6月9日在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举行。来自电子科技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云南大学、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印度德里大学、四川康巴藏语卫视、西藏日报社、西藏电视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多所高校、媒体单位的二十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以“跨国传播与泛喜马拉雅地区的社会发展”为主题，分别就“泛喜马拉雅地区跨境民族的信息传播与文化认同”、“全球地方化过程中的区域传播与社会发展”、“‘一带一路’背景下泛喜马拉雅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泛喜马拉雅地区的跨境传播与传媒协作”四个分议题开展了专场讨论。本次论坛是泛喜马拉雅地区各国新闻传播学界首次就该地区跨国传播与社会发展进行的专题学术研讨。泛喜马拉雅地区包括喜马拉雅山、横断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一部分；东起中国，经缅甸、印度、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西至阿富汗。该区各国均位于“一带一路”沿线上，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密切相关。国内此前尚未有相关的新闻传播研究机构和学术论坛对该地区的跨国传播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专题研究。电子科技大学与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共同成立的泛喜马拉雅地区传播研究中心，主要致力于研究泛喜马拉雅地区新闻信息传播领域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搭建该地区国家间的学术研究和媒体合作平台，以促进该地区不同国家间的信息相通、文化相通和民心相通。目前中心汇集了来自中国、尼泊尔、印度、不丹、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十余位研究人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陈昌凤教授在论坛的致辞中指出，泛喜马拉雅地区传播研究中心是目前国内具有地域特色、聚焦区域发展传播的研究中心，值得国内学界学习借鉴。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的肖珺副主任认为，泛喜马拉雅地区传播研究中心的成立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将填补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此次论坛即是中心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学术会议。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泛喜马拉雅地区跨境民族的信息传播与文化认同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院长韩鸿教授首先发言，他围绕泛喜马拉雅地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传播走向三个方面展开了讨论。他指出，泛喜马拉雅地区的跨国传播历史悠久，官方交流、僧侣互访、文化交流与融合是这一地区历史上往来的主要内容。该地区的地方性媒体如《喜马拉雅时报》、《拉达克新闻》等曾经打造了一个跨文化、跨地区的交流平台。但近60年来，该地区的跨境传播问题也较为明显，如主流媒体报道对立情绪较强，民间戾气很重，跨境民族之间的隔阂和误解有待进一步消减。建议秉持“寻求共识、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理念，基于“喜马拉雅共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在实践上加强各国媒体间的协作与合作，坚持新闻专业主义，以发展新闻学、建设新闻学、和平新闻学为实践方向，避免报道的消极偏见，倡导对冲突的非暴力回应，展开促进和平的新闻实践，通过新闻传播促进地区的发展和进步。同时也应利用和建立影像节平台（如喜马拉雅国际山地电影节和四川国际电影节等），以及双方合拍电视节目、纪录片等的方式构建泛喜马拉雅地区的交流平台。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副会长欧阳宏生教授对此予以肯定，并强调了基础性研究对泛喜马拉雅地区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澳门大学传播系博士生DorjiWangchuk关注了在社交媒体时代不丹传播文化的变迁、选择和挑战。他首先指出了社会经济结构、亲属制度和社会化进程、佛教衍生的文化传统是影响传统不丹社会沟通交流的重要因素。Dorji博士接着指出，目前的不丹社会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交融的共同体，英语媒介教育、城市化和农村-城市移民教育以及社交媒体技术的影响是促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陈旧的文化政策和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对不丹社会健康的沟通交流方式带来了挑战。他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连贯和渐进的文化可持续发展政策，提高不丹人民的社交媒体使用素养是解决当下问题的关键所在。最后，他指出泛喜马拉雅地区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要与本地区的社会、文化、种族、宗教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不是照搬西方模式。

韩鸿教授对不丹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产生了兴趣，他追问Dorji博士有关不丹的微信的使用情况。Dorji博士回应称，在不丹已经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用微信，在调研中发现尼泊尔藏人的微信使用比例更高，超过总人口数的一半。随后肖珺副主任发出追问，“您认为现在不丹的文化有着怎样的特质呢”？Dorji博士随后作出了回应，他认为不丹文化的特性主要是沿袭佛教传统而来的，但也受到了泛喜马拉雅地区各国文化的影响。众所周知，由于历史、文化、宗教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泛喜马拉雅地区各国，尤其是在中印、印巴之间存在着微妙关系，在一些危机事件中当事国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存在着各种冲突甚至是对抗性关系。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尼泊尔留学生Sushank、印度留学生Bandana、中国学生徐婉钰分别就各自国家的主流媒体对洞朗事件的报道做了内容分析。Sushank和Bandana发现，尼、印媒体对中国政府在洞朗事件的形象塑造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尼比尔的主流媒体大多对中国政府在洞朗事件中的表现持积极或者较为客观的看法，而印度主流媒体的报道大多带有一些“情绪”，把中国塑造成一个有威胁的竞争者。这一议题引发了专家的热议。尼泊尔Dahal教授认为，尼泊尔各媒体之间对中国的态度也略有差异，这与其媒体所有权结构、记者编辑的受教育背景以及信息来源密切相关。DawaPenjor对Bandana的研究发出了追问：“你是否研究了印度社交媒体中的声音呢？”DawaPenjor补充道：“在洞朗事件中，印度媒体声称与中国的对抗是为了保护不丹的利益，并得到了不丹人民的支持，实际上，不丹人民并不十分清楚这件事，也没有觉得印度维护了不丹的利益。很多不丹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印度媒体的不满情绪。因此，我觉得很有必要考察一下印度社交媒体中的声音，而不仅仅是局限在主流媒体。”Bandana随后作出了回应，她表示非常赞同DawaPenjor的建议，认为社交媒体是印度媒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将社交媒体考虑到研究当中就不足以展现出印度社会对中国形象认知的全貌。

二、全球地方化过程中的区域传播与社会发展

与会学者主要从民族传播、中国藏区党媒的传播实践和传播与社会发展三个方面展开了探讨。在民族传播这个议题上，四川师范大学的庹继光教授从民族传播的概念入手分析了我国民族传播中“他者”言说与言说“他者”的传播现状。他认为，我国民族传播的对象是少数民族，但传播者是汉族，是一种以汉族主体意识和主体思想为本位的传播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少数民族是作为“他者化”和“对象化”考虑的。我们的传播往往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以我们的观点去说服他们，这也就破坏了少数民族原有的信息文化结构。除此之外，“他者”言说的传播模式削弱了少数民族对外传播的效果。对此，庹继光教授建议民族传播中应尊重少数民族主体地位，“以我为主、自我言说”是保障少数民族群体在民族传播活动中拥有主体地位的关键，也是我国民族传播研究回归本位的要求。在中国藏区党媒的传播实践这个议题上，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詹恂副教授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了藏区信息传播中存在的“官方”与“民间”两个圈层，指出了在移动互联网语境下中国藏区信息传播的复杂形势。她认为，在这一复杂的形势下，藏区党媒若想要保证话语权就应提高“两微一端”的传播力来增强其引导力。詹恂副教授梳理了藏区党媒八大微信公众号的发展现状，指出微信内容的传播要采用藏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要注意贴近性，她以微信推文中的农牧区包虫病防治信息为例，分析了社交媒体如何在社会治理和地区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在传播与社会发展这个议题上，印度德里大学欧文夫人学院发展传播与拓展系的SaritaAnand副教授的发言以“消除地理边界：让人们参与到支持社会行为的活动中来”为题，梳理了勒纳、施拉姆、弗莱雷、罗杰斯等学者60年以来关于大众传播促进社会发展观点，通过对大众媒体传播策略的评估对比其对城市和乡村地区的不同影响。SaritaAnand副教授接着以田野调查的资料为依据，分析了电视节目的教化功能在促进健康行为、教育、性别平等和保护环境等发展议题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同时，她认为人际沟通在促进社区发展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传播应被视为发展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让人们能够获得交流的途径，并以创新的方式来使用以提高生活质量。最后，SaritaAnand副教授分享了一个印度电视节目促进年轻女性发展的案例，强调了媒介作为一个中介物在促进地区和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泛喜马拉雅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泛喜马拉雅地区各国是否可以建构一个命运共同体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的肖珺副教授首先论证了建构文化传播共同体的可能性。她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了“泛喜马拉雅地区”的多元学科研究价值，但同时也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跨文化传播的主题尚未被学界关注。她认为，相关研究应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探索该地区跨文化传播共同体构建的可能性，我们应以国别研究为起点，更多地探索各国内部细分文化、宗教历史和民族渊源，从理念、平台和内容生产三个维度建构地区跨文化共同体的共处空间。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语言与大众传播系系主任SudarshanDahal副教授的汇报以“‘一带一路’倡议与泛喜马拉雅地区命运共同体构建”为题，介绍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大国提出的倡议将如何改变尼泊尔社会。Dahal教授首先从人口、收入、产业介绍以及交通状况和传媒现状等九个方面介绍了尼泊尔的社会发展现状，接着对比了中国的“一带一路”（theBeltandRoad）倡议和印度的“环线”（IndiaCircuit）倡议的异同。他认为，印度的“环线”倡议更加注重本土及文化发展，而“一带一路”倡议更加注重全球化，是一种共赢的发展路线。两者的共同之处则在于中印两国的这些举措都将促进尼泊尔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在谈及尼泊尔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社会文化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时，Dahal教授认为，泛喜马拉雅地区的人们应该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让人民了解他们之间的社会文化和地缘政治的敏感性，以协调社会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也特别强调了大众媒体作为催化剂在跨境民族的信息传播与文化认同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的毕研韬教授分析了我国对外传播中的“污名化”现象，从战略传播的角度指出在全球化2.0时代，信息传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恰如血液对人体一样重要，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他建议，以战略传播理论作为推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指引，创造性地改造“政府主导、民间辅助，精英主导、大众辅助”的模式以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在相关传播中应恪守“尊重科学，了解环境，善于倾听，揭示真相，持续回应，关系第一”的六项基本原则。欧阳宏生教授对此表示赞同，并补充道，我们构建泛喜马拉雅地区命运共同体需要有战略传播的思路，传播学的学者、业者更要高瞻远瞩，协同建构该地区的新型合作关系。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郭建斌教授从路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一议题。他受到了伊尼斯的著作《帝国与传播》的启发，把媒介的概念扩大化，将道路视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他的研究聚焦在中缅印边界的“大三角”地区，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梳理了自中国唐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道路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中缅印三国关系交往中所起到作用。肖珺副主任赞同了“路”，尤其是边境乡间小路在跨境民族传播中的作用，并发出追问：“跨境民族传播是否会出现跨文化的问题？”郭建斌教授随后作出了回应，他举了一个例子，由于地形的原因，缅甸边民经常跨境到中国边境县城置办物资，而不是选择路途更为遥远的本国集市，边境的概念在当地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们就像一个国家的人，因此不会出现跨文化的问题。DawaPenjor随后补充道，面对这一地区方言的多样性，对路的研究除了重视史料之外，还应该特别强调口头传播的作用。郭建斌教授肯定了Dawa的提议，指出田野调查是在做此方面研究时所不能缺少的必要环节。随后毕研韬教授从传播学研究的本源出发，肯定了“路”研究的意义，尤其是在建构地区命运共同体中的价值。在这个议题上，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张学勤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从自己的实地调研经验出发，认为在空间平权时代，泛喜马拉雅地区的跨境民族文化传播应该摒弃现存的中心-边缘的传播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祛除边地思维、突出在地传播思维的平等模式。这种充分考虑到传播各方话语权的模式将对建构泛喜马拉雅地区命运共同体起到积极的作用。随后，韩鸿教授以他在尼泊尔调研时的亲身经历印证了这一观点。

四、泛喜马拉雅地区的跨境传播

与传媒协作学界唱罢，业界登场。在本场讨论中，有六名来自中国、尼泊尔和不丹的传媒业界专家就泛喜马拉雅地区的跨境传播与传媒协作这个议题作了汇报。西藏电视台副台长次旦扎西第一个发言，他围绕西藏电视台融媒体平台的发展情况、制播经验和西藏电视台对外传播的实践三个层面展开了探讨。他认为，在跨境传播方面既要加强与国内藏语卫视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又要从学界获取智力支持，以便提高西藏电视台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影响力。拉萨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张晓明认为，泛喜马拉雅地区的信息与文化传播已经走向纵深，现阶段亟待“提质增效”。他分析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区域电视媒体对外传播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电视剧节目的“碎片化”特征明显，对外传播方式死板、欠灵活，节目策划缺乏新意，对境外受众的收视习惯、民族文化考虑的不够。对于这些问题，他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案：第一，实现区域电视媒体联动；第二，打造区域视频节目品牌；第三，加强对外传播规律研讨，学会“全球地方化”思维。对于泛喜马拉雅地区的媒体跨境传播与协作，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王君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要尽快建立沟通交流的长效机制，以论坛、峰会或联盟等形式将其固定下来；第二加强彼此推介的力度，破除一切文明隔阂，共创繁荣发展的泛喜马拉雅地区传播新秩序。在媒体跨境传播与协作这个议题上，前不丹媒体基金会执行主任DawaPenjor先生肯定了DorjiWangchuk博士关于泛喜马拉雅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应与本地区的社会、文化、种族、宗教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观点。他认为应采取“以我为主”的传播策略，防止受制于西方的传播经验和刻板印象。Dawa先生从泛喜马拉雅地区现存的气候变化、跨国恐怖主义、移民、贫困、粮食、教育、医疗、能源和水安全等问题入手，审视了地区内各国的政治动态和媒体发展与交流现状，发现地区内的内部问题较之外部问题更为严重，如国家间的领土纠纷，媒体报道时的相互谴责和偏见性描述，文化交流与媒体合作总是处在一个“断开”的模式上。他认为，地区内各国应反思现行的政策，在一个共同愿景的前提下，寻求泛喜马拉雅地区的共识。对此，他提出了“政府-企业计划”、“人民-人民计划”和“媒体-媒体计划”三种跨境传播与传媒合作模式。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陈昌凤教授对Dawa先生所提出的的建议表示赞同，并强调了在跨境传播中掌握主动权的重要性。尼泊尔提达山电视台台长DambarShahu的汇报以“泛喜马拉雅地区的跨境交流和媒体合作”为题，首先从泛喜马拉雅地区跨境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历史入手，分析了该地区跨境传播与传媒协作的目的（促进文化交流，商业合作，增强互信）、面临的挑战（媒体垄断，信任的重建，复杂的地理环境）以及合作的可能性（平面媒体，广播媒体，数字媒体）。对于如何提高区内各国媒体协作的质量，他给出了如下建议：第一，定期举办会议和讨论；第二，分享知识、受众反馈和传播经验；第三，采取多媒体协作的方式；第四，增进区内各国的沟通与互访；第五，重建信任，减少国家间的疑虑；第六，开展国家和媒体政策层面的讨论；第七，以文章、新闻和论文的方式发表研究与合作的成果。尼泊尔记者联合会会长GovindaAcharya先生的发言首先肯定了中尼两国建交60年以来在经济、商业、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但是在媒体合作与信息传播领域，他认为两国正处在一个不平衡的状态中。在信息传播方面，中国媒体的节目不断流入尼泊尔，但是鲜有尼泊尔的节目进入中国；在媒体交流方面，访问中国的尼泊尔记者人数不断增加，但访问尼泊尔的中国记者人数并没有相应增加。他进一步指出，这种不平衡的传播状态势必会阻碍两国媒体的交流与协作，对此，他认为未来应加强在传媒技术领域的交流，加强两国之间媒体工作人员的往来和民间的沟通。

五、泛喜马拉雅地区传播研究的未来走向

对于一个新成立的且具有地域特色、聚焦区域发展的传播研究中心来说，评估泛喜马拉雅地区传播研究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十分重要的。对下一个阶段的研究重点，韩鸿教授分别从历史、理论和传媒实践三个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应当加强对泛喜马拉雅地区跨境传播史的梳理。泛喜马拉雅地区跨国传播的历史悠久，到了近现代，这种跨境传播与文化交流变得愈加频繁。泛喜马拉雅地区跨境传播的发展史具有较大的学术研究价值。但是，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使其仍然处在学术研究中的“边缘地带”，加强对泛喜马拉雅地区跨境传播史的梳理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其次应在理论研究方面有所建树。现有的传播学理论和模式，尤其是发展传播理论、对外传播理论、国际传播理论等都植根于西方的文化语境、社会传统和传播实践当中，是一种西方智慧的集体体现。这与中国、印度、尼泊尔、不丹所在的泛喜马拉雅地区国家的文化语境和传播实践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下一步的研究工作要结合该地区的具体情况，建构与泛喜马拉雅地区相适应的本土化理论和传播模式。韩鸿教授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学者NirmalaManiAdhikary（尼玛拉•马尼•阿德希里）所提出的sadharanikaran传播模型（SMC），该模型基于印度教教义，认为沟通的本质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共性或统一性，现已被广泛的接纳为印度本土的传播理论。这一理论模型与儒家思想中“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理念不谋而合。此外，在新闻学理论研究方面，不丹学者DorjiWangchuk所提出的中道新闻学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都是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以上述成果为基点，建构泛喜马拉雅地区本土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以彰显东方智慧。最后在传播实践领域，韩鸿教授希望能够将本次研讨会的成果、愿景和想法落实到各国具体的传播行动当中，实实在在地促进泛喜马拉雅地区的交流。

作者：韩鸿；詹恂；梁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