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政治网络战略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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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经济管理杂志》2014年第六期

一、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政治关系网络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中国转型经济的情景下，政府仍然是资源和合法性的关键来源，除了通过国家发展战略和行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与发展外，各级政府还拥有分配关键资源的权力，通过项目审批、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等，影响公司的经营活动。然而，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得到的政府支持相对较少，甚至经常还处于劣势竞逐状态。正因如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政治，其中很多人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拥有这种政治参与而形成的政治关系网络，对于民营企业的战略和经营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网络使得公司因为以下原因更多地履行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首先，具有政治关系网络的民营企业家可能在思想上更加开明和进步，更倾向于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义务。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与政府建立起来的政治联系可能对民营企业家有教育的功能，促使民营企业家采纳政府在可持续发展政策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上的观点。Porter和Kramer（2006）分析指出，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保护环境、缓解社会张力，促进社会稳定，改善总体商业环境。具有政治网络战略意识的民营企业家更能够感知和采取这种互动共赢的策略；其次，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系网络会对其产生必须有所作为、甚至率先垂范的规范性压力。当中央政府职能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纷纷出台一系列文件，引导或要求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时，积极主动响应政策号召，就成为民营企业家（的企业）保持与政府间互惠关系的极佳方式，同时也能够增进政府对公司的信任；最后，作为民营企业和高管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网络使得利益相关者对其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度更高。民营企业家政治地位的认可和提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的原因正是由于他们（的企业）对社会事业有所贡献。相应的政治身份和地位有可能提高来自政府、公众等方面的期望压力，驱使民营企业家做出与这一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行为。因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民营企业拥有政治关系网络，①则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②且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

（二）协会关系网络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如前所述，作为一种政治网络战略，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系网络对于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获得各种关键资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在中国数量庞大的民营企业家中，能够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毕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对于那些没有获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可能会通过参与其他具有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行业协会等关系网络来与政府部门建立和维持政治关联，从而得到政治保护和获得经济利益。在国外推动并监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各个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NGO），在中国转型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表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很多中国的行业协会不仅与政府联系紧密，甚至其中很多是由政府部门主管或组织成立的。例如，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全国工商联），就是由政府主导成立并管理的，作为政府联系民营企业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政府管理民营经济的助手。这些行业协会中的企业依托其政治背景和政府支持，经常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取众多益处，包括对融资、行业准入、政府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优惠）、公司价值的影响。因此，作为一种政企合作网络关系组织，加入行业协会提高了民营企业家在社会和行业中的地位和形象，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政治网络，积累较高的政治关系资本以促进企业的发展。然而，权利与义务总是相伴随的，正如企业家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一样，加入行业协会提高了企业家们在政府官员、媒体和社会公众面前的曝光度，来自政府、公众等方面的期望压力驱使他们做出与这一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行为。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民营企业拥有协会关系网络，①则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②且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

二、研究样本与变量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9-2012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数据来自于Wind深度数据库中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企业家社会关系资本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据系我们通过查询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手工收集整理。控制变量所用基础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同时，为了确保研究数据的一致性，本文剔除了金融类和数据大量缺失的公司，最终选取了2932个观测值，其中有281个样本自愿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此外，我们将文中所有连续变量按两端2%进行winsorize处理后进行分析。

（二）变量定义（1）因变量。①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的民营企业编码为1，否则为0。②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本文用社会认可度较高的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KS）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综合评分来量化，该评分系统着重在于评价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完整性和信息披露质量，翟华云（2010）、周中胜等（2012）均使用该数据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2）自变量。借鉴张正勇和吉利（2013）的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将企业家设定为董事长。本文研究中运用的政治网络是中国社会背景下的维度划分，借鉴陈劲和李飞宇（2001）、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的研究，本研究用2个维度测量民营企业政治网络战略：政治关系网络和协会关系网络。政治关系网络（PoliticalRelationalNetwork）：中国民营企业处于政府与市场双主导的转型经济中。获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资格，是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最直接的方式。本研究中的政治关系网络测量为：董事长是否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若是为1，否则取0。协会关系网络（AssociationRelationalNetwork）：董事长参与的外部行业协会越多，与各行业协会的联系越强，社会资本量也越大。我们对协会关系网络测量为：董事长是否参加了行业协会，若是为1，否则取0。（3）控制变量。在民营企业家人口统计特征方面，借鉴Thomas和Simerly（1995）、孙德升（2009）的研究，我们控制了企业家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变量。而在组织层面，借鉴沈洪涛（2010）、翟华云（2010）、张正勇和吉利（2013）的研究，我们控制了顾客远近度、再融资动机、产品市场竞争、企业规模、财务杠杠、盈利能力、地区、行业类型等变量。各控制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样本企业概况样本企业概况总结在表2和表3中。在所有2932个样本中，有281个样本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约占总样本的9.6%，表明我国民营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比例仍然较低；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企业中，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最高分为71.8，最低为13.3分，表明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总体披露水平较低，且不同企业差异较大，“良莠不齐”现象突出。在全部样本中，男性民营企业家为2757个（94.0%），且大部分集中在40~60岁之间。文化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占总体的91.2%，中专及以下仅有259个样本，占总体8.8%。1032个样本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其中795个样本为人大代表，395个样本为政协委员。拥有协会关系网络的企业家为939人，其中885个样本为行业协会会员，371个样本为工商联成员。企业规模最大为824.43亿元，最小为1.30亿元。公司盈利能力最高为46.90%，最低为-38.98%。资产负债率最高为160.44%，最低为0.71%。390家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第2年有增发或配股预案，占总体13.3%。823家企业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占总体28.1%。这些数据反映出我国民营企业在规模、效益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上的较大差异。

（二）回归分析结果当因变量为社会责任报告是否披露（Voluntary_CSRR）时，变量数据具有排序特征，在研究中，本文选择了有序Logistic模型回归检验；当因变量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Rks_CSRDI）时，鉴于绝大部分上市公司（2651家，占全部样本90.4%）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若采用普通回归模型（Ols）进行分析会产生较大偏差，因此本文选择Tobit模型回归检验，以避免因为大部分变量为0时产生的测度偏差。（1）Logistic回归分析。表4中，模型（1）至模型（2）分别表示当单独考虑政治关系网络、协会关系网络时的回归结果，而模型（3）加入全部变量的回归结果。通过比较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政治关系网络、行业协会关系网络的显著性水平并无明显变化。在模型（3）中，政治关系网络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那些具有政治关系网络的民营企业越可能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假设1获得了支持。董事长的协会关系网络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那些具有协会关系网络的民营企业越可能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假设2获得了支持。（2）Tobit回归分析。在表5中，模型（4）至模型（5）分别表示当单独考虑政治关系网络、协会关系网络时的回归结果，而模型（6）是加入全部变量的回归结果。通过对三个回归结果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政治关系网络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影响的显著性从1%下降为10%，协会关系网络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显著性并无变化。这说明，民营企业家政治关系网络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被其他变量所稀释。由表5模型（6）可以看出，政治关系网络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显著正相关（β=2.194，p<0.1），说明拥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的民营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这表明，政治关系网络的确有可能给民营企业带来了利益，民营企业也会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去履行社会责任，同时积极对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关行为进行披露。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拥有政治关系网络的企业的确比其他企业在履行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方面面临更多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压力。协会关系网络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显著正相关（β=3.635，p<0.01），说明加入行业协会或工商联的民营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这可能是因为，行业协会的成员或地方工商联成员一般都是规模较大的企业，它们资源相对丰富，而且受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程度也更高，协会会员或工商联成员同时肩负着维护协会和工商联社会责任形象的重任。

（三）稳健性检验为了增进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我们做了如下稳健性检验：①本研究将样本控制在企业家拥有至少50%权益的企业重新带入各个模型进行分析，发现结果与文中结果基本一致；②由于在样本考察期间内（2009-2012），可能存在部分企业家由于升迁、调动或年龄等原因而发生变更，会产生一些过渡性影响，因此，我们剔除了这类样本重新进行分析，其结果与文中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文中结果较为稳健。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9-2012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政治网络战略的视角研究了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在控制了民营企业的组织因素及企业家个体人力资本控制变量后发现，政治关系网络、协会关系网络均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倾向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①现有关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机的解释主要集中在提升公司价值或财务绩效层面，却无法取得一致结论。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政治动机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现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的研究文献。②本文研究丰富了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文献。现有关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文献集中在其给民营企业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或者成本等方面，却没有对民营企业如何建立或强化政治关联做进一步的探讨，本文研究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民营企业建立或强化政治关联的一个重要途径。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具有实践指导价值。①本文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并非单纯慈善的利他主义，而更多的是一种战略性的自利主义，即民营企业通过建立或强化政治关联，以获得更多政府支持的一种策略性行为。因此，对于那些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持观望态度的民营企业来说，在中国转型经济时期，由于市场法律保护机制等不健全，处于产权保护弱势地位的这类民营企业应该有意识地建立与培养企业的政治网络，通过采取一些合理有效的途径和方式，构建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以获取诸如信贷、税收、补贴等政策支持这一重要的战略资源，特别是在政府需要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履行社会责任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现实背景下，这一类企业就应该积极地参与其中，从而避免由于企业的消极反应而导致公众、政府降低对企业的信任，最终影响企业价值和发展。

②对政府而言，了解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有助于更好地制定、完善相关政策去引导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从近期来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并非是企业的一种自发行为，更多地体现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意志。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引导的方式强化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例如，政府可以对民营企业在环境保护、节能与新能源产业等领域给予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倾斜，积极开展并推广信贷领域的绿色信贷政策，这既有助于民营企业实现价值增值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密切政府与民营企业间的关系，也有助于间接推动民营企业主动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从长远来看，要培养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责任驱动型”的民营企业，促进民营企业从“战略披露”层面建立健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提升信息披露质量，避免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当作“政治网络战略”而做出的一种被动迎合的策略性行为，需要政府从减少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干预着手，促进市场机制改革，完善法律制度环境，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公平、有序、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健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引、独立第三方鉴证或审计体系，推动监督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的完善。

作者：张正勇吉利毛洪涛单位：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南京大学商学院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