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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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杂志》2015年第五期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明确提出要“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投入力度”，以此推进我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略。县级政府是扶贫政策执行的基本单位。现实中县级政府间为了利用本地的资源吸引相邻区域更多要素流入，通过博弈常形成政策互补、政策替代与政策冲突三种典型的空间联系，传统方法已经不能完全解释贫困地区县级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行为，本文运用空间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了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产生的理论逻辑，并以滇西连片特困地区县域财政金融扶贫政策为研究对象进行经验研究。

一、文献综述

自从Romer（1986）和Lucas（1988）提出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后，学者们围绕政策扶贫有效性进行了研究。Gomanee（2002）和Fan（2005）通过研究证明健康和教育支出、农村道路投资和农业补贴、社会性公共支出具有减贫效应。然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也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Robin和Rohini，2004；Allanson，2006）。扶贫政策低效或无效与区域关系有关（Case，1993；Anselin，1997；Cohen，2007）。国内方面的研究主要为：第一，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刘纯彬、桑铁柱，2010）。但是，徐远华（2014）的研究却表明，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却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从总体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存在空间效应（王宝顺、刘京焕，2011），更有学者认为，财政支农政策对本省份农村减贫的效应不显著，但对邻接省份减贫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高远东、温涛、王小华，2013）。第三，现行的扶贫策略难以有效针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方黎明、张秀兰，2007），对农村贫困的政策扶贫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叶初升、张凤华，2011）。国外文献为国内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与经验研究方法。国内文献对农村金融扶贫、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以及政策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都基于省际非空间面板或空间面板数据，仍着眼于省际视角，对县级样本关注度不够，同时将平均化的省际数据来研究扶贫政策，忽视了县级政府财政金融扶贫政策的异质性特征。

二、理论框架

（一）概念界定本文将“农民增收”定义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资本”定义为劳动力、资金、技术与知识的总量，“财政金融政策”主要指财政支出与金融发展，通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这两种方式影响农民生产行为，直接效应指资本对本区域农民生产的影响，是区域内“更小区域”间存在的空间溢出的总和，大小取决于区域内农民生产技术条件、制度条件、自然条件；间接效应则是资本通过“外部性”或要素“流动性”对邻近区域产生的影响，称为“空间溢出效应”。

（二）形成机理假定空间上存在若干个相邻的区域——县级单位，区域内只有农村一个部门，为维持一定生活水平，农村居民可以利用所有可能的方法生产，当然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资本对于生产活动来说一直缺乏。为了方便讨论，假定财政金融政策调整的周期为一年，溢出效应不存在时期滞后。

（三）计量模型根据温涛、董文杰（2011）的推导过程，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增加和效率提高。空间计量的一般做法是将表示空间关系的矩阵W引入非空间模型（11）中。本文选用相对外生的地理距离（d）的倒数作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在此用地球大圆距离测度两个城市间的距离d，其中R为地球大圆半径，ρ和σ分别为两个城市的经度和纬度。

三、经验分析

（一）变量与数据来源核心变量：农村居民人均收入（lnY），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示；财政支出（lnCz），用县域一般预算财政支出/总人口而得的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表示；金融发展（lnFi）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县域人口之比的人均值表示。控制变量：（1）农林牧渔从业人数（lnCy），用县域农林牧渔从业人数反映。（2）产业结构（lnSt），用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对数值表示。（3）农业生产条件（lnPd），主要用以反映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用各县域每年的机械总动力表示（王小华、温涛等，2014）。数据来源于《云南省统计年鉴》（2004~2013）、《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4~2013），其中丽江玉龙县缺失3年储蓄数据，用回归法补齐，时间跨度为2003~2012年，共10年，涉及滇西边境山区56个县。表1为原始数据描述。

（二）空间统计特征Anselin（1988）提出了Mo-ran'sI指数用来检验空间邻近区域的相似程度，值在[-1，1]，大于0为正相关，邻近区域的相似程度很强；小于0为负相关，邻近区域是异质的。表2检验结果表明，滇西贫困地区县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空间上呈正相关关系，存在着区域集聚现象。2003年区域收入很低，区域间相关性强，Moran'sI指数高，随后Moran'sI指数下降，空间相似性减弱，意味着人均收入更加均衡。2009年后Moran'sI指数开始上升，空间集聚变强，农民收入的空间非均衡性凸显。实际上，2003~2012年，滇西边境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在15%左右，财政支出增长率在25%左右，人口增长率为0%不变。显然导致区域差异的原因除了空间效应外，很可能是内生发展能力的差异，这体现在城乡居民贷款余额的差异上，高收入地区年均增长率高达15%，低收入地区则低至0%①。

（三）空间计量分析虽然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对农民收入溢出效应，但农民收入的影响变量一般还包括农业生产的其他因素，为此在控制变量中增加了农业从业人数、产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条件，但是由于数据的约束，农村人力资本变量并未涉及，遗漏变量问题难以完全避免。农林牧渔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与县域财政支出、县域金融贷款余额是相关的，有内生性，为了能得出渐进的无偏估计，在此采用空间GMM估计法。从理论上看，由于财政支出、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很可能具有滞后性，该滞后性的来源有二，即空间滞后性与时间滞后性，原因很简单，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农业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都不是当期的、直接的，而是通过其他载体传导，为此需考虑使用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的空间面板模型。模型检验结果见表3。空间计量模型选择苛刻，除了前文的简要分析外，一方面，可以根据相关检验进行判断，根据表3中Hausman检验结果，应选择固定效应；LR检验表明应选择时间固定效应；继续进行LM检验，结果表明SEM与SLG模型的检验都是显著的，应选择SDM模型的时间固定效应为估计方程。另一方面，从计量理论上看，由于在SEM、SAR、SDM和SAC四类空间模型中，SDM是唯一能得到无偏系数的模型，因为在处理区域数据时遗漏变量是很可能出现的，而这将与SDM模型一致①。首先，在方程（13）中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和所有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变量，用形成空间面板的固定效应SDM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发现，空间自回归系数（rho）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验证了命题2与空间模型指数为正的结论，对空间效应继续分解可得表5。由表5可知，财政支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为正，且后者占前者的近1/9，对农民增收有促进作用；农业生产条件的直接效应为正，在10%条件下显著；其他变量如县域金融贷款、农业占比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不明显。滇西边境山区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主要来自财政支，出其余变量不存在溢出效应。事实上，2003~2012年滇西贫困地区的大多数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在15%以上，2012年的农村人均收入较2003年翻了3.2倍，但这仅与同期的全国平均值3.1倍持平②，贫困问题依然严重，财政支出虽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正影响，但显然并没有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长期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还依赖于上期收入与当期财政支出。从非空间的角度来看，本地金融贷款对农民增收具有抑制性，可能的原因是县域金融贷款的用途并非出于扶贫的目的，而是发展县域房地产及其他第二、第三产业，县域金融贷款与农民增收之间缺乏有效的传递机制，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出现金融贷款连年增加，但农民增收效应却为负的金融抑制现象。对此，王小华、温涛（2014）对全国2000多个县的数据分析也表明，收入较低的农民较收入较高的农民更容易陷入金融抑制下的贫困恶性循环之中。滇西贫困地区各县的财政支出年均增长率基本维持在25%左右，农村人力资本很接近，但农村居民收入却极为不均，除了少数地区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外，区域冲突可能是最大的原因，区域财政金融政策联系多为政策替代或政策冲突。政策竞争、博弈行为是客观存在的，理由很简单，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固定，而贫困地区区域优势或特点极为相似，僧多粥少，财政支出搭便车或政策冲突不可避免。财政支出的区域联系包括合作与非合作两种，合作方式有政策互补与政策替代，非合作方式有政策不作为与政策冲突。政策互补有效发挥了区域优势，区域间形成良性互动，空间溢出增收效应最高；政策冲突的扶贫效应是最低的，如区域间重复建设、产业趋同、市场封锁等现象导致财政政策低效；政策替代属于搭便车行为，借助空间溢出享受邻近区域政策带来的效应。显然，如果区域决策主体是理性的，在考虑空间溢出时，区域合作是区域财政政策的最优策略，但从执行成本上看政策冲突、政策替代的成本小，财政支出搭便车或冲突很可能出现；如果是非理性的，由于贫困地区相似的空间特点，财政支出的搭便车或政策冲突也难以避免。然而从表5的估计结果来看，政策冲突的负效应并不明显，这很可能与县域的城镇化过程有关，因为我们的模型并没有考虑到城乡劳动力的“季节性”流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这样的机制是可能存在的：相邻县之间原本存在产业雷同与重复建设情况，但由于农村劳动力季节性流动，非农收入增加（模型并没有区分），使得冲突的负效应抵消；而且当前连片特困地区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县域金融拉动效应明显，区域冲突的负效应很可能被掩盖，在城镇化相对稳定时，金融拉动效应消失，冲突的负效应可能成为主导。

四、结论与政策思考

区域财政金融政策效应可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直接效应与区域内生发展能力有关，间接效应除了受到空间自然禀赋差异的影响外，还取决于财政支出政策的区域博弈关系。理论分析表明：忽视空间溢出，区域财政金融政策的农民增收效应很可能被错估；由于区域间空间溢出系数的差异，在空间上很可能形成高收入集聚区与低收入集聚区。基于此进行的经验分析表明：县域财政支出对本县农民收入的效应为正，对邻近县有促进作用；金融贷款对农民增收无显著效应，农业生产条件对本县的影响均为正；县域内金融贷款对农民增收的抑制作用明显。深层原因为县域政府间的策略互动下的博弈结果。对此我们认为，第一，县域内部层面，要提高农村支出比例，积极支持发展农业，促进农业产业健康发展；同时通过教育、培训等措施提升农业从业人员的科学文化素养，增强内生发展能力；第二，县域外部层面，增强县域间的政策关联和市场联系，加强扶贫政策的有效对接，促进要素流动，实现县域间的政策互补；第三，产业层面，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机械化、专业化和组织化水平，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快速的城镇化很可能掩盖了由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与金融贷款政策等带来的区域冲突，这些问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释放、城镇化高潮过后，可能会暴露出来，这很值得警惕。

作者：张可云 杨孟禹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