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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财会杂志》2014年第七期
一、欧日QE仍在扩大，退出尚未列入日程
面对美国QE引起美元持续走软，欧元区与日本担心欧元和日元的相对升值将有损自身出口竞争力，在内部通胀紧缩压力的夹击下，欧日纷纷加大货币宽松力度和时间跨度。欧洲央行推出负利率和定向QE以刺激经济增长。6月5日，欧洲央行半年内再度降息，成为世界首个实施负利率的主要央行，即欧洲央行要向在其账上的银行隔夜存款收取额外利息；已实施的、约5000亿欧元的到期长期再融资操作将可能延期；此外，向银行提供4000亿欧元的流动性，鼓励银行直接向企业和居民低息放贷，可以说是新的定向QE。欧洲央行的三步“狠棋”主要由于，一季度GDP环比增长仅0.2%；去年10月以来，欧元区通胀率一直低于1%，面临通缩压力；此外，负利率、定向QE可以倒逼商业银行把钱从央行取出，投放到实体经济中去，以带动就业和增长。法兴银行认为，负利率和定向QE组合拳将保证欧元区低利率时代持续到2018年秋季。日本准备进一步扩大QE，以摆脱通货紧缩局面。安倍政府上台后，抛出超大规模QE：从2013年4月至2015年4月，央行购入1.4万亿美元资产。2015年4月前，为了实现通胀率达到2%，日本央行准备随时启动进一步放宽QE，即实现基础货币翻倍、购买日本政府债券翻倍、购买基金翻倍。目前，为刺激银行对新兴产业贷款，日本央行提供的贷款规模翻番扩大至7万亿日元；为鼓励银行向所有客户放款，日央行预计到2018年提供的贷款规模达30万亿日元；此外，单个商业银行贷款上限从1500亿日元猛增到1万亿。为应对美国久拖不决的QE，欧、日随时准备掀起新一轮贬值。欧洲央行对美元持续走软有些不耐烦，随时准备实施QE，采取非传统工具抵抗通缩风险；IMF近日也表示支持欧洲央行实施包括购买国债在内的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日本央行只剩下10个月时间实现2%的通胀率目标，“第三支箭”的结构性改革箭在弦上，促进妇女、老人、外国劳动者就业等措施不可一蹴而就，预计很快大规模购买资产的QE将启动。预计今后3~4年，欧、日央行资产规模会继续膨胀。截止2014年6月底，美、日、欧央行资产总规模已经达到历史新高9.8万亿美元。美国明年加息后，开始缓慢出售资产，但要恢复正常规模还需几年；欧、日央行将继续针对疲弱的内部经济，随时扩张QE防范通缩。国际市场充斥着大量流动性，数万亿热钱游荡到哪里，哪里就会泡沫增加、短期繁荣；退出哪里，哪里就易泡沫破灭、出现风险。
二“、脆弱五国”明显分化，中国定力相对较强
美国QE小幅、透明、可预期的退出，经过一年“压力测试”，发展中经济体有了一定免疫力，金融巿场波动趋缓，冲击总体小于预期。同时，由于国情各异，发展中国家对QE退出的表现不一。美国逐步收紧货币政策，欧、日准备加大宽松力度，全球资金将流向美国和基本面较好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密切联系的今天，各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会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此次全球资金再配置不同于2013年美联储宣布退出计划时的情形，当时国际资本恐慌性逃离新兴经济体。经过近一年的休整，国际投资者看清哪些新兴经济体具有投资价值，哪些还存在潜在风险；另一方面，部分脆弱的经济体已开始着手结构性改革，增强自身经济的韧性。国际资本在投资目的地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形势向好的经济体。2014年以来，“脆弱五国”中两国好转、三国依旧，资源出口国影响较大。印度、印尼通胀率显著回落、经常账户赤字大幅削减、外汇储备稳步增加、本币缓慢升值、股市节节攀升；而巴西、南非、土耳其经济则表现疲软，GDP增速放缓、通胀又再创近年新高、经常账户赤字攀升、外汇储备减少、本币进一步贬值，对国际资本吸引力下降。巴西、南非、俄罗斯等资源国受中国需求放缓的影响，引资形势更为严峻。我国自身经济定力更强，受国际资本流动影响有限。我国经济步入中高速增长期，这主要是自主调结构的结果。2014年1~5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2.8%，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同比增长43.5%。我国结构性改革将释放出更多红利，对国际资本具有长期吸引力。此外，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政策调整有助于其宏观经济向好，将拉动我国进出口增加。同时，欧、日贬值，美元资产吸引力上升，将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我国是增长中大国，内部回旋空间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都相对较小。短期看，美国QE退出对我国的影响不大、风险可控；中长期看，不确定因素较大，QE退出本身不可怕，真正的危险在于未来2~3年内外风险的叠加，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收缩，可能与我国累积的内生风险结合，成为金融风险显性化的导火索。因此，应对外部冲击的关键，是堵住自身风险这一“后门”。
三、对策建议
美日欧财政赤字都较大，财政政策空间有限，近期难以跳出流动性陷阱，QE长期存在的可能性不小。6年来，中心国家及全球发行了超量货币，货币政策仍处于扩张期，埋下的隐患尚未化解；今后美联储一旦提高利率、货币政策真正收缩、回归中性，将对世界经济构成较大考验。对此，我国要未雨绸缪，及时防患。坚持底线思维，预防内外风险。思想上高度重视，做好应对美国QE退出预案。金融、商务、财政、发改等部门要建立预警机制，形成部门联动，制定不同情形下预防风险的工作方案，保住我国经济增长底线。加强双向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加快资本跨境流动监管手段研究。在人民币汇率与利率的市场化机制基本形成、金融市场基本对民营资本开放后，稳步实现资本账户开放。高度重视金融体系的安全性，抓紧时机整顿银行体系呆坏账，避免风险积聚。提高对心理因素加剧金融危机的认识，强化正面宣传引导。积极稳妥扩大对美经贸合作，加强人民币汇率预期引导。QE退出是美国经济向好的重要信号，要进一步为双边贸易提供便利化措施；同时提前做好预案，主动应对出口增加伴随的贸易摩擦升温。稳步调整外储美元计价资产结构，适当减持固定收益证券，增持信用评级高的私人债券等国债替代品；增加美高科技领域资产投资。加强对人民币汇率巿场化、双向波动的预期引导，方便企业对相关汇率风险进行套期保值，保障外汇收入。抓住欧、日货币贬值机遇,稳定并扩大双向投资。欧洲各成员之间的协调发展需要制度上的重新安排，外围经济体恢复元气尚需时日，欧洲央行宽松货币政策将持续下去，欧元贬值趋势明显。我国企业应加大对欧洲高附加值领域，如设计、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投资力度，延伸我国全球价值链境外布局。日本产业空心化趋势无法逆转，中国是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上重要一环，我国应创造条件提高日资对华信心，稳定投资规模。密切跟踪脆弱经济体走势，以经贸合作促政治互信。一方面警惕部分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风险较高地区，提醒当地企业防控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商谈与我国有利的贸易条件，对资源类国家提供基本进口保障，加强双边经贸互信度。同时结合东南亚、南亚、中亚各国产业特点，将我国产业优势与其紧密结合，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亚洲价值链网络，以经贸利益渗透缓解政治分歧。
作者：杨正位彭敬单位：商务部政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