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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实力、国际贸易、地理条件、政府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扮演的角色
历史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兴衰,反映了强劲的经济实力与国际贸易可以推动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并且是其长盛不衰的重要支撑。然而Yicheng和Roger指出,所有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都是处理国内与世界各地间的商品、服务、资本和信息流动的,因此它们必须国际化。何新华、王玲也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无论一国经济如何强大,如果其对世界产品市场无足轻重,则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极为有限;对外贸易是一国对世界经济发挥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对外资本输出更依赖于一国源于国际贸易的外汇储备总量和本币的国际地位。
Kaufman指出,电子通讯的发展使得交易者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进行金融交易,当前地理上或者交易方面都不需要新建国际金融中心来提供便利,并且金融机构可能更倾向于选址于已经存在的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继香港之后的新加坡崛起也从侧面证明了时区优势的作用不再重要。
Mainelli指出,政府政策能够推动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并且政府并非简单地采取不干预政策以保持其活力,即使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也部分得益于政府超前的人为设计与强力支持。但是,国家建设模式夸大了政府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作用。香港、东京和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固然包含了很多政府推动因素,但更重要的,东京和香港受益于它们经济实力雄厚,香港和新加坡天然的交通区位优势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航运中心和空运中心,从而成为国际贸易枢纽。如果只凭政府推动而没有这些基础,也许这些国际金融中心就不会产生。然而,即使拥有这些基础,政府过分超前的推动可能适得其反。王传辉指出,政府干预会产生政策扭曲、过度管制和过度保护等影响违背效率负效应,市场主体难以摆脱对政府的依赖,也无法主动积极面对市场的进一步变革,新加坡和日本发生的经济危机和发展停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过分超前于市场的后果。纽约、伦敦、东京先后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香港、新加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航运中心和空运中心,这些地区共同点是都具有十分活跃的经济贸易活动,从而为完善的金融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由此,本文提出推论1:国际贸易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直接原因,国际贸易的增长会显著增加其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从而促进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
同时Levine指出,金融集聚的重要推动力是金融机构渴望减少交易成本。金融开放度、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法律与监管制度、金融人才培养等都是减少金融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属政府政策的范畴,因此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金融对外开放意愿的影响或者左右着政府金融对外开放的意愿。由此,本文提出推论2:一国政府金融开放意愿的提高会增强国际贸易增长对金融产品与服务需求的影响。
2、结论和上海的选择
James和Kam提出,所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都是有类似路径可循的,因为它们都是受集聚效应的强大力量推动的。集聚效应的背后是供需理论和资本逐利性,集聚的基本动因在于存在需求或者供给市场,使得企业可能更容易地找到顾客,金融集聚也不例外。
综合上述研究,本文从供求角度出发提出:活跃的国际贸易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直接原因,国际贸易的增长能够促进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同时,一国政府对外开放的意愿将显著增强国际贸易增长对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认为(1)上海最大的优势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对世界的影响力,活跃的国际贸易将带来大量的结算、融资、资产管理需求。(2)从金融地理学出发,上海的优势并不明显。(3)政府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上海依托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促进国际贸易和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方法是可行的,这也是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功能所在。
作者:陈仕莉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