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发展的场域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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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开放杂志》2015年第八期

一、经济社会

经济社会是得到社会——政治性认可的规范、制度和规章以协调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下方政府行政权力为起点，从经济领域进行了一场全面的变革，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则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主体日趋多元化，企业开始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民主经济、民主管理也运用到了企业经营中。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变化。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国资本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这些经济成分自然也分解了原有社会结构。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等新生的社会力量异军突起，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他们需要参与到民主运作过程中，以期民主决策中更多地反映自身的利益。从农村到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化表明利益主体的多元，而政府的下方权力也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各独立主体参与到民主政治生活中，公民与社会团体的参与热情不断高涨。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参与式民主也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催化剂。市场经济意味独立的经济体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在获得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各经济体必须以法律为准则进行公平的竞争。市场经济的背后体现了自由的诉求，一方面，自由资本的流动要求的打破某一经济主体对资源的垄断性经营；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提供的自由活动空间为公民、社会团体表达利益诉求，实现自身利益提供了重要的民主条件。自由平等的市场需要法律的保障和完善，《物权法》的制定与实施事实上从法律角度界定了公民的自由，它承认公民对于自己财产的合法占有，并且保护公民的合法所得。经济社会这一场域的发展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应该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而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引发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使得中国社会中“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在稳定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如何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权利表达诉求，对执政党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尤为重要的是，腐败作为一种社会毒瘤在市场经济过程不中不但渗透到经济社会，而且也腐蚀到了政治与国家机器，而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发展则是遏制腐败蔓延的一剂良药。

二、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可以是国家、家庭以及市场组织以外的人和组织，其中很小一部分是近年来人们熟知的所谓“非政府组合”更大的一部分是“非营利组织”；还有更大一块是“草根组织”，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在家庭、国家、市场以外占据的空间就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或社团的外部效应，即这些社会团体可以为自己的成员提供表达的渠道，可以用自己动员起来的力量来对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回应自己的要求，从而制衡政府，使之不能滥用权力。一个日益发展的公民社会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一种与公权力相互制衡的社会状态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组织更好发展。在中国社会组织的逐渐发展壮大是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发展和成熟的反映。据统计，“民间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迅速发展，从1996年的18.4万个增加到2005年的32万个（其中全国性社团1500多个），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53.2万个。”从民主政体运行来看，这些民间组织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代表了各自组织的利益需求，他们通过吸纳具有共同利益的公民参与到组织中。当某一民间组织的利益受到损害或者有利诉求时，其成员会参与到影响政府决策活动中来，相关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会考虑到这一组织的需求，并通过对话与协商平等的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而政策的执行更会受到民间组织的监督，以保证政策的执行情况反馈到相关政府那里。因此，民间组织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本身能够加速民主的运转，而作为民间组织的纽带，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作为一种内在支撑，公民文化的培育与发展能够更好的培养公民政治素养，教育公民如何形成价值认同与参与能力，如果说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那么公民文化则是促使成员相互信任的重要条件。民间组织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关系到民主化的进程与品质。在当代中国社会，由于民间组织发展那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使得民间组织在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过程中影响力还不够。主要原因是，民主机制和参与渠道尚不健全，很多民间组织为了维护其成员利益不惜通过一些非常规的活动影响政府行为，比如群体性事件在我国不断出现，其很大的原因是公民没有很好的制度化的参与途径来表达自身的诉求。问题的另一面则反映了国家机器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利益集团所腐蚀，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频发，从而使得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损害。这不但会影响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秩序的稳定，而且会严重的削弱民主质量。虽然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影响民主政治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意味着直接影响民主政治，其所需要的条件便是国家机器对于民主制度的有效安排。

三、国家机器

从国家机器这一场域来看，在国家和社会民主转型与巩固过程中政府力量依然不可或缺。面对社会不同群体利益诉求，没有强有力的统一力量，是无法实现社会利益的有效协调和整合。如果说专制政府主要是为了实现私人利益，那么民主政府旨在实现公共利益。民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对公民权利加以捍卫和保护，而要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且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因此，民主政府必须具备汲取自愿的能力，这需要选择一支有效的官僚队伍可为政府服务。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发展建设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职能一是提供公共服务，二是维护秩序稳定，调节利益纠纷。政府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得公信度是检验社会民主化水平的重要标准。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能否真正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能否将自身利益与整个社会、国家利益相统一，政府实现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的关键。政府的活动需要政府行政人员来具体实施，而行政人员在政府活动中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内在张力导致的行政不作为或腐败行为都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度，降低政府与重之间的信任值。众多周知，当前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同时也导致了公民对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持不信任的态度，政府也失去了公信力。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和政府权力的滥用，腐败问题呈现出日趋扩大之势。“开始有人还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去做，但不久胆子便大了起来，甚至变得肆无忌惮，而且这种事很快便从个人的特殊行为变成一种普遍的行为。”令人欣慰的是，腐败问题已经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法律上不断建立健全严惩腐败的法律法规；在机制上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体制。不仅要让公民更好的监督政府，加强社会群体的监管作用，还要提高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性，赋予其相应的监督权力，同时更应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使公民通过自身参与能有效地制约政府的权力，更好地保护自身的权力。这一民主运作过程本身有利于提升了政府公信度，更有利于提升社会主义民主的质量与品质。而这一切举措和行为都离不开健全法律法规的保障。

四、法治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二者紧密联系，没有法治的民主很容易出现“多数暴政”或者是沦为少数人的专制。法治不仅仅意味着制定了法律，专制政府也会制定法律来为其服务，法治的精神要求被遵守的法律必须是“良好”的法律，这就是宪政主义的价值理念。“一个国家即使存在比较详尽的法律条文或诉讼制度，只要其最高立法者的权力不受人民的制约和监督，或者其最高司法权不能与最高行政权真正分立，相互制约，那就仍然是法制国，而非法治国。”宪政主义认为，宪法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公权力一方面要受到宪法的制约，另一个方面公权力要保护私权利，它体现了自由与人权的精神内涵。因此，法治对于前面四个场域能否获得相对独立性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30年法治进程，我们从中不难发现法治在民主政治社会中得到了深入的体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结束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带人对“”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国家战略目标，领导人对于法制重要性认识则成为法治的逻辑起点。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法律的权威上升到新的高度。2011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式形成，标志我国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上迈出了坚实一步。市场经济意味着法治经济，政府要从过去的依靠计划、行政手段转变为依靠市场、法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同时，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政府的治理手段与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行为走上了法治的轨道。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载入宪法，标志着法制向法治的历史性转变。在此之后，颁布的一系列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保证了市场经济在法治轨道运行，公民的权利也得到有效的保证，例如《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的出台不仅规定了依法行政的法律依据，而且也限定了依法行政的法律范围。随着法治这一场域的进一步影响，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公民社会与国家机器的相对独立性会有制度保障，更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和提高。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不是一蹴而就，也不能照抄照搬，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努力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中国民主建设发展中，政治社会的建设明确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公民社会和法治精神的培养，诚信高效的国家机器以及完善的法治理念又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保障。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公民社会、国家机器、法治这五个场域的相互结合则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有力保障。因此，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的场域探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民主政治理论发展的新要求。

作者：武晓磊杨冬曙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河北省邢台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