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阶段性差异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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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本文假定总量生产函数是关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能源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

(二)数据说明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本文将重点关注经济发展与地区技术创新水平、教育水平、外贸依存度、外商投资水平、政府干预，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由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受到地区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和能源消费的影响，我们将这些影响因素作为要素变量引入。1．被解释变量Y为地区国内生产总值，选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利用GDP平减指数，对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调整，剔除通货膨胀影响因素，得到以1952年不变价格表示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2．要素变量K为地区资本存量，考虑到各个省份之间的差异性，省际资本存量采用张军［20］等的估计值，省际折旧率采用贾润崧［21］等的研究，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出以1952年不变价格表示省际各期资本存量。L为劳动投入，为地区从业人数。E为能源消费总量，单位为万吨标准煤。3．制度变量tec为技术创新，熊彼特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发展水平有较高的解释水平［22］。专利数据已成为描述技术创新水平的基础指标，考虑到专利授权数受行政制度因素的影响较大［8］，本文采用人均专利申请数来衡量技术创新水平，通过计算“地区专利申请受理数/地区总人数”来度量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edu代表教育水平，地区教育水平通过深化人力资本，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计算“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地区总人口数”来衡量地区的教育水平。open为外贸依存度，对外开发程度提升能够加速我国融入全球分工，实现经济增长。选择“进出口总额/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来度量该区域的外贸依存度。fdi为外商投资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的主要来源，通过计算“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来度量地区外商投资水平。gov为政府干预，在我国市场化经济改革进程中，政府财政与私人投资形成互补关系。政府的教育支出，基础设施建设可有效带动经济增长，采用“地区财政支出总额/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该区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水平。sec和thi分别为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本研究中以计算“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第二产业比重，“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代表第三产业比重，通过第二、三产业比重的变化来表征产业升级过程。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除西藏外的大陆30个省份1995—2012年的相关数据构建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东部省份: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省份: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安徽;西部省份:内蒙古，陕西、重庆、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结果分析

为验证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差异，我们选取1995—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加以验证，考察中国整体及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情况，并将我国经济发展分为1995—2001、1995—2004、1995—2008、1995—2012年4个时间区间，来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利用Eviews7．2进行估计，通过Hausman检验发现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不同截面上存在的差异。计量结果列于表1、表2中。

(一)全国结果分析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和能源消费系数均为正数，基本在处于有效显著水平。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依赖于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和能源消费。通过不同时间区间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本存量和能源消费的依赖加强，而劳动投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效用在降低。能源消费与资本存量的回归系数相近，且明显高于劳动投入，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为资本、能源驱动型。对制度变量的考察发现: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全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技术创新能有效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但回归系数随时间逐步变小，这可能是由于采用专利申请受理数来表征技术创新水平的不足，我国专利质量总体下滑，整体利用水平呈下降趋势。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教育水平的提升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回归系数先增大后减小，这可能是受1999年开始实施的我国高校扩招政策影响，高等教育水平的质量出现了一定的下滑。外贸依存度的回归系数先负后正。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贸易附加值低、结构不合理。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工业化进程的深入，贸易附加值提升和结构不断优化，逐步形成的正溢出效应。外商投资水平回归系数为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与我国利用外商投资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失败的实际情况是一致的［25］。外商投资技术含量低，并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形成行业进入壁垒，抑制本土企业发展，影响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政府干预系数为正并随时间变大，说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偏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明显增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产业升级能够有效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第二产业比重回归系数随时间逐步增大，第三产业比重回归系数随时间逐步减小，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这与我国经济发展属于资本、能源驱动型的结果相一致。

(二)三大区域结果分析对于东部经济体，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和能源消费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资本存量和能源消费的回归系数与全国相近，劳动投入的回归系数均明显高于全国水平，说明我国东部经济发展对劳动投入的依赖程度高，证实了我国东部经济属于工业和第三产业为主体的发达经济体。技术创新和教育水平与全国的结果一致，外贸依存度回归系数先负后正，且改变速度明显快于全国水平，说明经济发达的东部对外贸易结构优化调整速度领先全国水平。外商投资水平回归系数为负且逐渐变大，这与全国相左，说明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正在寻求自主创新，以摆脱"以市场换技术"失败的困境。政府干预系数先正后负，说明东部经济体市场化改革进程成效明显。第二产业比重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而第三产业比重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均随时间逐步减小，说明产业升级能够有效推动东部经济发展，东部经济的长期增长将依赖第三产业，而非第二产业。从中部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和能源消费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回归系数均与全国水平相近，说明我国中部经济发展属于资本、能源驱动型，技术创新水平、教育水平结果与全国结果一致。外贸依存度回归系数为负，且存在增大趋势，说明中部经济体贸易附加值依然偏低，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贸易结构优化，贸易开放的负效应明显减弱。外商商投资水平回归系数为负，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经济无正溢出效应，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部地区企业的发展。政府干预回归系数为正值，与全国水平相近，说明中部经济市场化程度偏低。第二产业比重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依赖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不显著，说明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基础薄弱，无法有效带动区域经济增长。西部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显示，能源消费的回归系数高于全国水平且随时间显著增长，而资本存量与劳动投入回归系数明显低于全国水平，说明西部经济属于能源驱动型，这与我国工业逐步由东部向西部梯度转移的结果相一致。技术创新水平、教育水平结果与全国结果一致。外贸依存度回归系数先正后负，说明西部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依靠出口农产品与原材料来带动经济增长，无法对区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形成正溢出效应。外商投资水平回归系数先正后负，说明外商投资初期在经济欠发展的西部能够有效提升区域生产率，但随着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外商直接投资负效应凸显。政府干预回归系数为正值，与全国、中部水平相近，说明西部经济市场化程度偏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产业升级能够有效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第二产业回归系数随时间逐步变大，而第三产业比重回归系数则逐步减小，说明西部经济发展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三产业发展虽然能够助推经济增长，但对处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的西部，唯有发展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才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区域经济的初始水平差距明显，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低和产业结构落后;第二，区域经济的资源禀赋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形成的差异。本文采用资本、劳动和能源三要素生产函数来描述区域经济增长，并通过加入一系列制度变量来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差异，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属于资本、能源驱动型。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资本、劳动和能源;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驱动力为资本和能源;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了更强的能源依赖性。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均具有正向促进效应，受我国近年来专利质量下滑影响，采用人均专利申请数表征的技术创新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随时间逐步减弱;教育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都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同时其影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均表现出了先增大后减小的过程，说明我国高校扩招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我国工业化发展和贸易结构优化，外贸开放对我国经济起到了正溢出效应，外贸开放在区域经济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对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具有正效应，处于工业化中的中部表现出渐弱的负效应，对于原材料出口为主的西部经济负效应凸显。外商投资水平对我国经济增长表现出渐强的负效应，在技术发达的东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渐弱的负效应，而在经济发展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初期表现出正效应，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负效应突显。政府干预对我国整体、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具有渐强的正效应，但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渐显负效应。向第二、第三产业升级能够有效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就东部地区而言，第二产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减弱，而第三产业促进作用增强;在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增强，第三产业的作用降低。从现实来看，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应因地制宜，采用差异化的经济发展战略。为实现东部地区从资本、劳动和能源驱动型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转变，应加大对技术创新和教育的投入，形成具体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创新技术体系。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经济市场化，加速产业结构升级，重点发展第三产业。为保持中部地区的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应加强技术创新和教育事业发展，提升区域人力资本水平，降低资本、能源依赖性。加快工业化进程、扩大对外开放和提升贸易附加值，控制低技术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区域经济的冲击。加快向第二产业主的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应扩大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为实现我国西部发展战略，改变西部经济发展依靠能源驱动型状况，应加大对西部投资，改善西部的技术创新和教育水平，提升西部人力资本存量。提升贸易附加值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含量。加快工业化，实现向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政府财政应加强其对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

作者：叶修群 陈雯诗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