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干部三个自信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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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一、党员干部对“三个自信”的认知度与认同度分析

从年龄特征看，56岁及以上的中老年受访者对“三个自信”的认知度最高，而30岁以下的青年受访者则最低。青年受访者“听说过”(38%)“三个自信”并且“知道”(34%)其具体所指的占比均只有中老年受访者相应指标(75%、63%)的一半左右，如图7所示。从党龄特征看，20年以上党龄的受访老党员对“三个自信”的认知度最高，而5年及以下党龄的受访者则最低，其“听说过”(41%)“三个自信”并且“知道”(35%)其具体所指的占比均只有20年以上党龄受访者相应指标(74%、63%)的一半左右，如图8所示。

笔者认为，中老年党员干部或入党时间较长的党员干部，可能更留意、更关注党的时事政治发展及党的理论宣传教育，也说明我们党需要加强对青年党员、新党员群体的理论宣传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工作。从供职单位(职业身份)看，在非国有企业、社会组织/中介组织供职的受访党员干部“听说过”“三个自信“(38%)、“知道”其具体所指(37%)的比例明显低于在党政司法机关(63%、57%)、国有企业(68%、61%)、人民团体(均为57%)等“体制内”单位供职的受访者的相应比例，如图9所示。从任职岗位差异看，担任处级及以上领导职务、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中层管理干部的受访党员干部对“三个自信”的认知度较高，而青年学生、企事业单位一般管理人员或普通员工受访者对“三个自信”的认知度明显偏低，他们“听说过”“三个自信”并且“知道”其具体所指的相应指标，甚至不及前者的一半，如图10所示。笔者分析认为，在“体制内”单位供职、职级较高或“官”较大的党员干部，可能对党的时事政治和理论宣传更敏感，更易于接受到党的理论教育教化，因而对“三个自信”的认知度较高。从不同在职情况看，离退休受访党员干部对“三个自信”的认知度最高，有75%的离退休受访者“听说过”“三个自信”，“知道”其具体所指的占比61%，而在校学习的青年大学生的相应比例最低，这两项指标(30%、26%)还不及离退休受访者相应指标的一半。更值得关注的是，待业/待岗的受访者这两项指标不仅较高，而且认知一致(均为67%)，而在职受访者的相应指标(55%、51%)却明显偏低，如图11所示。这或许说明离退休党员干部仍对党的事业发展保持较高关注和热忱，待业/待岗的党员干部比在职的党员干部更关注党的时事政治发展及其现实有效性，而青年学生党员可能更会对相关时事政策及理论宣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选择性“健忘”。从文化教育程度看，不同文化程度的受访者对“三个自信”整体认知度的影响不大，但是，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受访者“听说过”(58%)“三个自信”与“知道”(42%)“三个自信”具体所指的占比落差较大，而接受过硕士、博士教育的受访者这一落差很低(54%、51%)。这可能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党员干部，“听说”与“知道”的认知越统一，如图12所示。

此外，从党内任职岗位差异看，担任党务秘书/干事的受访者对“三个自信”的认知度最高，有68%(高于担任党内书记/副书记的受访者的64%)的受访者“听说过”“三个自信”，但“知道”其具体所指的受访者比重只有55%，这一比例低于担任党内书记/副书记的受访者的相应比例(64%)。普通党员受访者“听说过”“三个自信”并“知道”其具体所指的占比分别只有50%和44%，如图13所示。在对坚定“三个自信”的功能性认知中，“知道”“三个自信”具体所指的受访党员干部超过2/3(71%)的人复选认为坚定“三个自信”有助于“坚定理想信念”，有一半左右的人复选认为有助于“增强宗旨观念”(50%)、“增强事业信心”(46%)，有1/3左右的人复选认为有助于“重塑政治合法性”(36%)、“整合价值诉求”(34%)、“填补信仰缺失”(34%)，另有12%的人单选认为“不好说”，如图14所示。这或许说明多数党员干部认为坚定“三个自信”能够起到“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观念”、“增强事业信心”等作用，但也有一些党员干部“说不清、道不明”，看不透坚定“三个自信”可能发挥的功能。

二、党员干部坚定“三个自信”的信心指数分析

由于不少受访党员干部“不知道”或“知道但不是很熟悉”“三个自信”的具体所指，考察这两类受访党员干部对“三个自信”的信心指数意义不大，因此，笔者只对“知道”“三个自信”具体所指的受访党员干部进行分类比较分析。

(一)整体上看，“知道”“三个自信”具体所指的受访党员干部80%以上的人对坚定“三个自信”表示有信心(明确表示没有信心的只有3%)，但感觉周围的人对坚定“三个自信”也有信心的只有44%，如图15、图16所示。这说明“知道”“三个自信”具体所指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对坚定“三个自信”有信心，但评价别人是否有信心则显得“心里没底儿”。

(二)受访者年龄特征、文化教育程度、职业身份、任职级别等对“三个自信”信心指数的影响差异性比较显著，而受访者党龄特征对“三个自信”信心指数的影响不大。从年龄特征看，46—55岁的中年受访者对“三个自信”的信心指数最高(100%的中年受访者表示对“三个自信”有信心)，而30岁以下的青年受访者以及30—45岁的中青年受访者对“三个自信”的信心指数都比较低，占比分别仅有78%和79%，如图17所示。这或许说明中年党员干部对党的事业发展更乐观、更自信。从文化教育程度看，接受过硕士、博士教育的受访者对坚定“三个自信”的信心指数(占比70%)明显低于大专及本科文化程度受访者的相应比例(86%)，明确表示“没有信心”的比例(6%)也高于大专及本科文化程度受访者的相应比例(1%)，如图18所示。这可能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党员干部，越容易相信自己的主观评价、越容易“悲观”。从供职单位(职业身份)看，在社区工作站、居委会等基层单位供职的受访者对“三个自信”的信心指数最高(100%的人表示有信心)，而在人民团体供职的受访者对“三个自信”表示有信心的占比最低(只有33%)，表示“不确定”的有67%;在事业单位供职的受访者对“三个自信”表示有信心的占比64%，而明确表示“没有信心”的占比12%(供职其他单位的受访者的此项比例均为0)，如图19所示。这或许说明在社区工作站、居委会等基层单位供职的党员干部“更接地气”、更愿意相信党的事业实实在在地在发展，在事业单位供职(在读)的高校师生党员干部，“骨子里”更具有怀疑精神。从任职岗位差异看，担任处级及以上领导职务的受访者对“三个自信”的信心指数最高(占比92%);而青年学生受访者的占比最低(仅有67%)，明确表示“没有信心”的占比却最高(11%);担任其他职务的受访者对“三个自信”的信心度差异不大。普通党员受访者对“三个自信”的信心指数(占比72%)也明显偏低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相应指标(占比96%—100%)，如图20、图21所示。这或许说明职级越高、“官”越大的党员干部，对党的事业发展越自信，而青年学生党员可能源于就业压力大、生存发展困境等，对事业前途缺乏信心。从党龄特征看，6—10年党龄与20年以上党龄的受访者对“三个自信”的信心指数(占比92%、90%)明显高于5年及以下党龄受访者的相应比例(67%)，但6—10年党龄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没有信心”的比例(4%)也高于所有其他党龄受访者的相应比例(0—3%)，如图22所示。这或许说明入党时间长短对坚定“三个自信”信心指数的影响并不显著，也无规律性。另外，从不同在职情况看，在职和离退休的受访者对“三个自信”的信心指数没有显著差异(占比80%左右)，而在校学习的青年大学生对“三个自信”的信心指数明显偏低，仅有67%的人对“三个自信”表示有信心，如图23所示。

(三)在对坚定“三个自信”的功效性评价中，“知道”“三个自信”具体所指的受访党员干部只有一半左右的人(49%)坚信“肯定会有”效果，如图24所示。这或许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对坚定“三个自信”“肯定会有”效果满怀信心，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模棱两可，判断不准是否会有功效。

三、党员干部在坚定“三个自信”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自信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三个自信”的核心问题就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就是对我们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所取得的成绩、所面对的问题如何认识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发展，走什么样的道路，以什么理论为指导，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历来有不同的声音。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这种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其核心依然是道路、理论、制度之争。在我们党一心一意抓建设、谋发展的过程中，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过去没有但现在出现了的问题，过去居于次要但现在可能成了比较突出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各个层面，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的感受，而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往往是根据实际工作生活中比较突出地感知到的一些问题，比如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信仰迷茫、精神空虚，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生态环境恶化，食品药品事故频发，收入、贫富差距扩大，教育、医疗、养老保障不足，个人(子女)就业或成长晋升困难，住房困难以及许多涉及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问题等，作出自己的研判和选择。

在“知道”“三个自信”具体所指的受访党员干部中，有54%的人复选认为“党群/干群间信任缺失，说啥也不信”，占比最高;有42%的人复选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理想信念动摇，似信非信”;分别有25%的人复选认为“脱离工作和生活实际，没人会真信”，“假大空口号而已，没啥可信的”;有24%的人复选认为“过于强调‘中国特色’，意识形态化，无原则、无是非，不能信”;有19%的人复选认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缺乏信心，看不到希望，没法信”;有15%的人复选认为“内容肤浅贫乏、无说服力，不值得信”;有9%的人复选认为“缺乏新意，信不信无所谓”;此外还有14%的受访者单选“不清楚”问题所在。如图25所示。笔者认为，在坚定党员干部“三个自信”的问题上，当今最大的困境或矛盾，是“自信”的资源与党员群众的“公信”相距甚远乃至背道而驰。看起来我们的道路实践已经比较成功，理论体系已经比较丰富，制度已经比较完备，宣传教化的广度、深度、力度也非常大，但普通党员群众似乎不怎么“买账”，“信不信无所谓”、“没啥可信”、“似信非信”、“没人会真信”乃至“不值得信”、“不能信”、“没法信”、“说啥也不信”等现象比较突出。如何将来源于实践的成功经验转化为有说服力的理论资源和有保障力的制度资源，转化为广大党员群众真正信得过、能够凝聚党心民心、重拾信心的行动指南，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发展进步、伟大成就，让党员干部增强了“三个自信”。如何进一步增强这种自信?在“知道”“三个自信”具体所指的受访者中，68%的人复选认为应“融入日常工作学习”，占比最高;53%的人复选认为应“加大宣传教育”;40%的人复选认为应“加强理论阐释和研究”;23%的人复选认为应“入脑入心”;另外还有11%的人单选“不清楚”。如图26所示。

党的十八大提出“三个自信”的命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政治觉悟和政治信念，展示了广大党员干部甘愿为之奋斗的决心和信心。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三个自信”。笔者认为，坚定“三个自信”，首先需要全党上下进一步以高度的自觉和自信，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以丰厚的创新成果不断赋予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使“三个自信”真正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合力复兴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柱。其次，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结合自己的日常工作和学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个自信”中国梦作出艰辛努力，实现从感性认知到理性认同到内心坚信再到自觉践行，真正“入脑入心”，固化为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共识、精神信仰和行动智慧。再次，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和理论研究工作者深化对“三个自信”的理论阐释和研究，用普通党员群众看得懂、听得明白、听了信的朴实话语和生活语言，讲深讲透“三个自信”的实践价值、理论价值，真正让“三个自信”充分“接地气”、“聚能量”。比如，需要讲清楚“三个自信”具有非常丰富的实践价值，因为它确立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和保证，是全党行动自觉的结晶，因此，我们应在充分借鉴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经验、深刻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创新实践的基础上，增强道路自信;我们应在充分借鉴人类社会制度文明的基础上，在扎实推进系统完备、科学管用、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建设中，增强制度自信。还需要讲清楚“三个自信”具有非常丰富的理论价值，因为它明确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指导思想，是全党理论自觉的结晶，因此，我们应在充分吸纳人类社会政治文明、深刻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适足性①、进一步创新理论成果、提升理论解释力的基础上，增强理论自信。最后，肩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教育普及工作的单位和人员，应紧紧围绕到底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信什么”、“怎么信”的问题，从党的需要和党员干部的需要出发，创新理论宣传的方式、方法和载体、途径，增强理论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着力提高党员干部坚定“三个自信”的认知度与认同度，增强其自信心与自信力，真正让“三个自信”的精神实质在党员干部中落地扎根、固若磐石。

作者：程浩单位：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