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资本家的新挑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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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一、技术和金融化

实现金融化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使用信息技术来解放劳动力自身。贝恩资本投资公司的一项有关资本积累的报告揭示了这一矛盾。贝恩指出:“金融经济和底层实体经济的关系已经到达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到2010年全球资本已经膨胀到约600万亿美元，在过去20年翻了3倍。贝恩2012年报告指出总金融资产已经达到将近全球产品和服务产量的10倍，世界四处充斥着资本。”贝恩公司所认为的金融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决定性转折点”表明社会必要劳动和创造剩余价值之间关系的严重脱节。金融投机目前正主导着世界经济。金融生产的技术工具加剧了劳动的社会化与生产方式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数万亿美元的金融投机运作只需要少部分劳动力就能完成。此外，大约一半的日常交易都是由少数计算机专家所编写的计算机软件完成，无需日常的人力投入。高盛前首席技术总监在2009年指出，贸易战略是由“5万个服务器”完成，而且他注意到更多的服务器正不断加入。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是一家通过运行超级计算机来处理世界贸易的公司，每秒传输约10亿次数据。只有计算机能够以此种速度盈利，这已经超越了人的反应能力。这些计算机每分钟处理20亿美元的业务，由此可知，计算机系统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

掌握准确的数据是公司运作和盈利的关键。信息对于金融市场的运作而言至关重要，其速度、协调性和准确性是核心要素。这些金融运作在高速连接的世界得以迅速加强，反过来又营造出一个更加快速变化的环境，需要更快更好的信息予以支撑。掌握通过电子运作操纵大量金钱的能力，掌握如何运作资本的知识，如向哪里投资和投资多久，促使数万亿美元的资金在世界市场上流动。从相互连接的计算机上获取的经济数据，可以支持其他计算机自动识别文字数据进行交易，可供其他计算机对识别单词产生的经济数据进行交易。路透社和汤姆森金融的新闻中的一些敏感词例如裁员或者旱灾被计算识别出来，计算机即刻就可以开始买卖这些数据。通过使用数量分析程序来识别在证券、期货、货币、债券及金融衍生品的指数。仅仅在2007年的一个市场中，电子债券贸易平台———eSpeed和BrokerTec就占据了3000亿美金的市场，或者可以说占使用最频繁贸易金融工具总比的2/3。货币市场也是检验这一现象的途径。货币的买卖，使得货币成为一种商品而不仅仅是交易工具。这些交易全部由计算机程序来完成，通过搜寻同一时期不同地方同种货币价格的细微差别来实现。当计算机开始通过其数学公式的程序运算时，跨国贸易即在一毫秒的时间内完成。跨境的计算机贸易金额总数每天可达到1.7万亿美元。理解一万亿这样大数字的概念对我们而言有点难度，但我们可将它换算成时间来大致了解一下其规模，如一万亿秒可以换算成3.6万年，一百万秒可以换算成12天半。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中，没有产生任何使用价值，没有生产实体商品或提供有效的服务(例如医疗保健或教育)。金融化创造出世界上最富有的富翁，但其创造的财富却是没有价值的。

正如前花旗银行首席执行官沃尔特•里斯顿所指出的:“金钱增长的速度带来的是质的飞跃，而非量的变化，它就像是一块铅:你放在桌上，它就是个镇纸;你装进枪里，它就是一颗子弹……在全球金融化的时代，出售有关货币的信息就是挣钱的关键。”然而，这些信息的获取仅仅给诸如路透社这样的新闻机构支付少许象征意义上的新闻取词费用，以及给计算机数量分析的程序支付编码的费用就可以了。这种方式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存在本质差异。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如亨利•福特依靠的是日复一日剥削着数以万计的汽车工人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这种剥削只有当工人站在生产线上工作时才能产生。但是高盛获取财富仅仅在计算机上操作就可以了，不用每天投入人工劳力。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财富之间的关系脱节是造成跨国资本家阶级从剥削某一国工人阶级的恶名中解脱出来的一个因素。它使得实体经济和金融资本之间的距离愈加遥远。在这种财富积累模式下的统治阶级崇尚撙节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凯恩斯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不大，因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差距并未增大。

二、与民主的历史性破裂

美国和法国的资本家阶级民主革命是在资本家阶级、工匠、工人和农民建立的联盟基础上爆发的。这就产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包含着矛盾与冲突的辩证关系，即为工人大众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提供了机会，因此，工人阶级反对的声音在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中自始至终存在，并能产生出民主的结果。葛兰西在解释他的霸权理论时曾经揭示过霸权的两重性特质:共识和强制。他认为，当强制力和暴力总是存在时，共识就是更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工具。这个矛盾产生于工业生产关系诞生之初，也在不断地调整着该体系。社会主义运动试图超越这一辩证关系，实现质的飞跃，进入到一个由工人阶级统治国家的全新的辩证关系中。这种革命的本质存在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中。然而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诉求却被纳入到不断演变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这个过程不是以革命者呼吁和期待的方式，而是以背离经济和政治社会共同发展的方式进行的。工人阶级的反对、罢工和社会抗议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现代社会追寻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本质特征。当巴黎人民将国王和王后囚禁时，当游击队在北美的森林中袭击英国军队时，工人阶级已经以资产阶级的同路人身份存在。工人阶级一直作为创造资本主义辩证关系的矛盾对立面而存在着。从工人和农民读到《人权宣言》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接受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当托马斯•杰斐逊宣布“人人生而平等”时，工人阶级从这些话中看到的是他们自己的未来。这种长期、持久的为公民权和民主而斗争的历史自革命之初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正如社会主义者想要解决这一历史矛盾关系一样，资产阶级也希望能从这种固有的矛盾中解放出来。这就是全球化所应承担的责任，因为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日益靠近这个目标。金融和生产的全球化意味着资产阶级终于可以抛弃掉和本国工人阶级之间剥削关系的包袱。国家中心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必需，是建立在一个与本国工人阶级充满冲突的联盟基础上的。这种关系在进入跨国经营时代，因为资本主义的重组而破裂了。葛兰西的霸权关系理论关于共识的一面，作为国家中心资本主义的关键特质，正在被新的技术官僚取代，他们实施撙节政策来对付大众的反对，强制的手段如失业、贫穷、压迫、监视和拘禁成为他们首选的武器。权力的全球转移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是霸权国家的战略。它是随全球化而作出改变的资产阶级的战略目标。生产的组织和价值剥削的方式可以使资产阶级打破其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辩证关系。资产阶级曾经不得不承认平等的公民权，并且受到本国有组织的劳工阶级的制约。但是现在资本主义已经成功地创建了新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不是由一国建立或者为了某一国而建立，而是服务于全球的资产阶级。

三、对左翼的启示和挑战

跨国资本正在陷入自己制造的一场深深的结构危机中。为了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本主义必须重新定位。大萧条时期引发了长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刺激政策的推行，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危机后出现了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现今时代堪比大萧条时期，但是今天资本主义仍然受到环境危机的限制，全球变暖就是一个严重征兆。其结果是资本主义正面临着多米诺危机，需要对不平衡和不平等的世界体系进行彻底的结构重组。在这一点上，危机尚未导致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严重削弱。欧洲国家普遍对工人阶级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政策。欧美的社会人和自由主义者反对派仅仅提供了微弱的新凯恩斯主义政策，并未对跨国经济构成实质挑战。尽管社会主义左翼势力已经出现一些增长的趋势，但是仍然只是微弱的政治力量，而且要面对不断扩大的反对压力。总体而言，凯恩斯主义的社会政策逐渐削弱已经限制了左翼作出有效反应，也削弱了传统战略。在全球南方，已经出现了更激进的替代思潮，但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西方国家。在美国，茶党共和党人对危机作出了极右的回应。这个运动受到来自全球资产阶级的重要领域的支持，他们曾以此来抗击金融管制，给富人减税，削弱社会保障体系。尽管反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已经成为支持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重击手段，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意图绝不是让政府停工。事实上，跨国资本家阶级已经使这些国家重新结盟来保护和扩张其利益。但是正如法西斯运动逃脱了本国资产阶级支持者的控制，茶党已经在自己的逻辑结论中采用了反政府的论调。茶党的思想认为，政府的社会计划侵犯了个人自由。这些计划使民众不得不依赖本国政府，例如社会主义。这些民众通常是不被重视的少数族群、穷人和移民。或者正如米特•罗姆尼所言:“47%的美国人都是索取者。”结果，政府关门和反对医疗保障覆盖的扩大不止是反奥巴马的策略，而且成为战略目标。这些思想还融入了种族主义论调，即认为美国历史上白种人的自傲、个人责任心和先辈的开拓精神是美国民族精神的象征。但是美国的茶党和欧洲的极右派之间最大的不同是，茶党存在于美国最大的保守党内，而欧洲的极右派往往是独立于主要党派的。这使得美国共和党内部矛盾激化，而且面临着被法西斯势力接手的危险。

在美国国会内部存在的两个国会进步党都是以社会民主的组织形式出现的。国会进步小组是由国会唯一的社会主义者议员伯尼•桑德斯建立的，拥有大量的黑人和拉美裔核心党员，在国会535席中占有80席。该组织常与另一个有点偏右的凯恩斯主义组织“美国未来运动”结盟，是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支持者。国会进步小组已经推动在解决当前危机的周期性和结构性方面进行重要改革。虽然这些立案尚未成为法律，但是它们对于新自由主义和极右翼而言已经是一种替代品。本质上，国会进步小组是日益扩大的大众阵线与金融资本、战争和右翼进行对抗的表现。在社会主义组织内部存在大量对左翼联盟的讨论。部分受到德国左翼党、法国的左翼阵线、希腊和其他国家的左翼阵线的鼓舞，具体联盟和合并已经开始，这些组织包括民主与社会主义记者委员会、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美国共产党、自由道路社会主义组织和其他地方和地区组织。美欧的撙节政策和镇压已经引发社会，特别是来自青年人的不满和抗议。大量社会运动在整个西方世界爆发，尤其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占领运动。然而，这些活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传统左翼政党活动之外，由于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没有稳定的组织结构，大多已经趋向消散。尽管如此，占领运动的确促使人们广泛关注社会的不平等，其口号“99%对抗1%”唤起了大众的共鸣。在这里，我们引用的统一战线策略，即“联合多数人，以击败少数人”。但问题是，这些运动能否保持持续的动员力?能否形成稳定的组织形式?能否为根本的社会变革提供战略构想?社会主义者可以作出许多独特的贡献。在广泛的社会公正运动中，社会主义者可以指出危机的本质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这可以强化上述运动的战略目的性，但是需要摒弃宗派说教和“只教不学”的态度。社会主义者也需要与无政府主义者在组织结构和团结性方面的消极作用作斗争。

此外，社会主义者可以提供“另一个可能的世界”的战略构想。这种构想必须包括社会和环境公平。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从根基上重建，因为社会生产的每一个基本方面都在破坏环境。首先，能源和交通体系需要转向使用可持续再生的能源。同时，每个工业生产环节也都需要重新设计，必须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并且对环境的危害要降至最小程度。建筑需要以绿色环保为原则来建设，老建筑的重修和新建筑的修建也都要符合环保的标准。最后，还需要从根本上推动农业生产变革，重新定位有机农业生产。上述转型需要国家计划和财政(地方财政、地区和国家银行)的支持。但是新成立的公司不能再由国家拥有。事实上，真正的民主经济应该建立在工人拥有公司、合作劳动的基础上，这样的参与式民主才可以成为社会基本建设的基石。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可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纪元。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社会主义必须被赋予新的活力。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将来面临的挑战。

作者：杰瑞·哈瑞斯单位：美国芝加哥德福瑞大学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