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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使人们意识到了国际经济周期呈现出了明显的趋同性。所以,有必要研究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传递的多个因素,以便更好的了解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递效应,继而采取一定的措施避免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波动的蔓延。因此,本文从分析FDI、产业结构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角度,对各经济周期协动性传递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一、研究理论
所谓的经济周期协动性,其实就是各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内在经济周期循环阶段呈现出的经济方向和波幅的趋同性。通常的情况下,可用国家之间的实际经济活动的双边相关性进行二者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反映。而二者的相关系数越大,说明两国之间的周期协动性程度越高。从传递机制角度来看,国际经济周期波动应该是通过国际贸易、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传导的。而除此之外,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传递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与国家经济和资本的开放程度有关,还和国家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有关。
1.国际贸易传导渠道国内宏观经济将受到来自于国际贸易流量和流向变化引起的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而这一传递机制则被称之为国际贸易传递机制。具体来讲,就是在国际贸易的流量和流向发生变化时,容易导致一国的消费和投资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将引起这个国家经济的波动,并影响到其贸易伙伴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时,与这个国家的贸易关系越密切的贸易伙伴国家受到的影响较大,并且两个国家将呈现出较强的经济波动相关性。在国际市场的产品价格发生变化时,国内进出口贸易商品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化。而这样一来,相关的非进出口贸易部门的产品价格也会发生改变,继而导致国内就业、产出和其他一些经济变量的改变。在不同的贸易模式下,贸易伙伴国家的需求和供给也会发生变化,而其引发的经济波动则会对国家经济造成不同的影响[2]。因此,作为比较复杂的传递效应,通过国际贸易传导的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研究需要以不同贸易伙伴类型作为样本。
2.国际资本传导渠道在国际经济周期波动利用国际资本流动传递机制进行传导时,主要的传导方式分为短期资金流动和长期直接投资传导。其中,短期资金流动需要依靠国际金融市场,并使用商业票据和短期国库券等金融工具。同时,短期资金的流动还将涉及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并最终通过汇率和利率的变化影响国家实体经济。而长期直接投资传导则可以借助跨国公司,在FDI流量和流向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各国家的经济波动的关联程度自然会受到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了资本流动的重要方式,所以也成为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首先,FDI进入到一个国家后,跨国公司会在当地雇佣大量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以便使投资成本得到有效降低。所以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将导致一个国家的就业量在短期内提高,继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其次,作为国际资金流动形式之一,FDI可以为国家带来更多的投资,继而使国内的投资增长受到拉动作用,并使国内的经济总量增加[3]。再者,跨国企业往往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所以可以使国家的出口量直接增加,继而促进国家贸易经济的增长。但是,不同的FDI对国家经济增长有着不同的影响,所以其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3.产业结构传导渠道在利用产业结构变化进行国际经济周期波动传导时,主要需要借助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产业结构差异化程度。其中,国际产业转移将引起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而国际产业结构的差异化发展则将导致国际经济结构和增长的变化。而各国之间之所以具有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主要是因为各国之间有相似的产业结构。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在生产贸易产品时,会根据自身优势选择需要生产的贸易产品。所以,在一个产品的生产制造周期内,大多数产品都是在同一国家生产制造。而两个国家进行不同产业的生产则可以形成一种水平专业化分工,继而使国家之间出现相似产业结构的几率变小。在某一产业受到国际经济影响时,由于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不同,所以受到的影响将不同。而这样一来,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也将随之减弱。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化,将对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FDI、产业结构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分析
1.分析样本及指标的确定在进行FDI、产业结构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定量分析时,可以对中国和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递效应进行研究。具体来讲,就是将经济活动双边相关性当做是协动性变量,而将双边贸易强度、直接投资强度和产业结构相似度当做是协动性的传递因素。在选取样本国家时,则可以按照各国家与中国双边贸易额的多少完成所有国家年度均值的计算。在此基础上,则可以选取双边贸易额比重较高,并且贸易时间超过5年度国家为研究样本。而在指标的确定方面,则需要分别完成经济周期协动性指标、双边贸易强度指标、双边直接投资强度指标和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标的选用,以便更好的完成各个因素的衡量[5]。首先,经济周期协动性往往利用国家经济活动的双边相关性衡量,而活动需要是国家之间的实际经济活动,相关性也要完成趋势的剔除。但实际上,利用该种方衡量需要完成若干子阶段的交叉相关的计算,并且无法将经济周期变化完成的反映出来。而根据同步化指数构建方法,则可以将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指标当做是衡量指标,并利用该两项指标计算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的相关性。而计算出的指数值越大,则证明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越强。其次,可以利用双边贸易强度计算公式计算双边贸易额,而需要带入计算的参量则为两个国家的贸易总额和名义产出。同样的,计算出的贸易额的指数值越大,双边贸易强度就越高。再者,在进行中国双边直接投资强度的指标的确定时,可以利用中国实际利用各国直接投资的金额反映双边直接投资强度。在计算时,则利用进口强度计算公式计算中国在一个时期内实际利用的其他国家的FDI量。而FDI强度的计算与双边贸易强度的计算方式类似,得出的数值的指数值越大,双边直接投资的强度就越大。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国家从另一国家获得的FDI并非是另一国家流出的所有FDI。所以在计算时,可用投资国报告的FDI进行流出计算。此外,可以利用绝对值指数完成产业结构差异指数的构建,以便利用该指数进行产业结构相似度的衡量[6]。因此,在指数值较小的情况下,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差异就越小,而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就越高。
2.分析模型的建立在建立FDI、产业结构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影响的分析模型时,可以分别完成中国与发达贸易伙伴和发展中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研究。而在此基础上,则要分别建立贸易强度、FDI和产业结构与经济周期协动性影响的分析模型。而相较于发展中贸易伙伴,发达贸易伙伴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所以研究其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递因素可以更好的了解经济的一体化效应。根据从世界银行获得的数据,可以分别完成两组研究对象的观测值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而常用的面板数据模型有变截距模型、变系数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研究不同的样本组则需要构建不同的模型。具体来讲,就是研究发达贸易伙伴则要建立混合面板数据模型,而研究发展中的的贸易伙伴要建立横截面系数特定的固定效应模型[7]。但需要注意的是,混合回归模型和变截距模型的解释变量系数相同,所以变系数模型的系数不同的问题需要得到忽略处理。利用EViews6.0软件,则可以完成相关值的计算,继而分析中国与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
3.分析结果分析中国与发达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可以发现,在双边贸易强度系数为正时,国家之间的贸易强度较大,并且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较强。但是,在双边贸易强度得到总额标准化后,无论是GDP周期协动性还是就业周期协动性的投资强度系数均为正。在贸易强度得到产业标准化后,投资强度则为负。而FDI的系数为负,则意味着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强度较大,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动性越弱。此外,在产业结构差异为正时,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就越相似,而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程度却较低。同时,相较于双边投资强度,贸易强度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较大。而这是因为,FDI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在短期内无法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较大的影响。分析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可以发现,在双边贸易强度较高的情况下,GDP协动性较强。同时,FDI的系数为正时,中国实际利用的FDI强度就越大,而GDP协动性越强。此外,产业结构差异指数的系数为负,GDP协动性程度将与产业结构相似度呈正相关关系。而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较强,并且贸易强度、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等因素都会对协动性产生明显的影响[8]。另外,相较于实际利用的直接投资强度,双边贸易强度对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不大。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中国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得到的FDI的性质并不相同,所以将产生不同的经济周期协动性作用。实际上,发达国家的FDI是贸易替代型,因此FDI的增加将导致国内部分贸易被替代,继而不利于短期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同时,由于这些FDI在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继而导致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被发达国家利用。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了发展,继而造成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变大,继而不利于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此外,从产业结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GDP周期协动性越强,但是就业周期协动性越弱。因此,在经济结构的衡量方面,产业结构差异无法将产业内部关系揭示出来。而无论是GDP协动性还是FDI强度,后一阶段都比前一阶段的要高,所以中国和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三、贸易强度、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研究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不仅需要包含劳动力和国内资本等因素,还要包含双边直接投资和FDI等因素。在将双边直接投资等因素当做是解释变量的情况下,分析其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发现诸多问题。首先,中国经济增长与国内投资和劳动力等因素有明显的正相关性,但是与FDI强度和贸易强度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所以,相较于劳动力和国内资产,FDI强度与贸易强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其次,相较于双边贸易强度较低的国家,双边贸易强度高的国家产生的贸易强度和FDI强度增长效应较大,但产生的劳动力和国内投资增长效应较小[9]。所以,中国需要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往来,以便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发达国家多数属于高双边投资强度国家,其外资技术含量较高,可以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也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以便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四、结论总而言之,在中国与发达国家加强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双边贸易强度与短期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同时,中国实际利用的FDI强度越大,其与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越弱。此外,在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的情况下,短期的GDP周期协动性较强,但就业周期协动性较弱。而相较于双边贸易强度,FDI强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所以中国需要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开放,以便更好的促进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
作者:马楚楚 单位:龙岩市汇金资产经营发展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