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比重与地区经济增长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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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摘要：

城镇化和国有企业改革是内嵌于东北地区体制转型的两大进程，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2003—2013年东北三省地级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偏高的国有企业比重不利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同，这种负面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门槛特征。在推进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的积极作用，可以减轻国有企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国有企业改革;经济增长;新型城镇化;东北地区

一、问题的提出

东北地区曾作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在共和国建设史上书写过辉煌篇章，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曾经给东北地区带来光荣和梦想的旧体制逐渐成为东北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阻碍。国有企业比重过高、所有制结构单一等弊端，导致20世纪90年代东北地区经济效益普遍下滑，被称为“东北现象”，东北地区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企业改革“阵痛”的主要地区。2003年国家出台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随后数年东北地区获得了大量的扶持政策，经济进入复兴期。然而，典型的投资拉动模式使得高增长表象下暗流涌动，长期未解决的深层次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积累，最终导致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断崖式”下滑，形成了“新东北现象”的困局。在全国经济增速减缓的新常态下，东北地区经济的“整体滑坡”引起了各界的关注。2015年国家相继出台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指导意见，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新一轮东北地区振兴的重点工作。学者们对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从成本、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等微观视角出发，得出了国有企业相对于其他所有制企业效率低下，进而降低了整体经济效率和增长速度的结论［1］－［3］。另一些学者从宏观视角检验了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显著负效应［4］，并提出国有企业不仅自身存在效率损失，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还会带来民营企业的效率损失，从而对整体经济造成了“增长拖累”［5］。尽管大量文献研究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拖累效应，但也有文献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和证据。黄险峰和李平［6－7］认为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明显不利影响，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其他部门相比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洪功翔［8］认为刘瑞明和石磊［5］提出的国有企业效率相对低下和预算软约束的双重假设不符合当下实际，并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正效应，而非“增长拖累”。但是，现有文献对东北地区这一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深重、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典型地区缺乏研究。本文利用2003—2013年东北三省地级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偏高的国有企业比重不利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另外，以往文献关于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的研究，都是从二者具有线性关系这一视角出发。厉以宁［9］提出，中国的经济转型具有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双重特性，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和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在双重转型中，重点是体制转型，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的束缚和限制是全面的，既包括城市，又包括农村，既包括工业，又包括农业。而国有企业体制和城乡二元体制是构成计划经济体制的两大支柱，国有企业改革和城镇化作为内嵌于经济转型的两大进程，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将城镇化、国有企业与地区经济增长纳入到同一个分析框架中，研究发现，偏高的国有企业比重不利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且这种负面影响的程度随城镇化水平的差异而不同，即具有非线性的门槛特征。

二、典型事实与理论分析

(一)国有企业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

建国以后，为了实现国家的迅速振兴，中国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东北地区由于具有良好的工业基础，成为重点发展区域，较早地进入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发展轨道。从20世纪50年代“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国家陆续在东北地区布局和建设了一大批重化工业项目，国家对国有企业下达一系列指令性指标，实行直接计划管理，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工业所有制结构在东北地区形成，东北地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比重一度领先全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深重、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开始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时至今日，东北地区国有经济在工业领域的占比仍旧很高，尤其在重化工业领域，比重甚至超过一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3年国家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后，东北地区经济出现繁荣，2003—201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4.9%，远高于全国1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然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到2010年戛然而止，之后东北地区经济开始下滑，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6.2%下降到2013年的7.6%。宏观数据显示，2014年东北地区经济进一步下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经济增速分别为5.8%、6.5%和5.6%，均低于全国7.4%的经济增长率，分列全国倒数第3位、第4位和第2位。探究影响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本文的研究方向。考虑到所有制是经济运行的基础，而东北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又具有国有经济比重偏高的典型特点。因此，本文首先从制度视角出发，分析国有企业比重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差异的典型事实

经历了近现代的区域开发和工业化过程，东北地区一度是中国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城镇数量及其规模结构在全国城镇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1978—2000年，东北地区非农业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7%，显著低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年均增长1.5%—2.5%的增长率，并呈现出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10］。根据城镇化发展的S型曲线，第一阶段城镇化水平低于30%，城镇人口增长缓慢;第二阶段城镇化水平在30%—70%之间，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城镇化达到70%的水平;第三阶段城镇化水平高于70%，此时经济社会发展渐趋成熟，城镇人口保持平稳。2003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出台后，东北地区城镇化率开始平稳增长，绝大多数地区进入了加速发展的第二阶段，但东北地区各地的城镇化水平仍存在明显差异。总体来看，东北地区城镇化的核心地域由北至南分布着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哈大齐(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城市群、以长春为中心的吉林中部城市群、以沈阳为中心的辽中城市群和以大连为中心的沿海城市带，形成了“三圈一带”的空间形态，主导着东北地区城镇化空间格局［10］。具体来看，东北地区城镇化发展呈现一定程度的圈层结构，主要是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为中心依次向周边地区展开［11］，哈尔滨、长春地区“中心—外围”特征显著，辽宁以沈阳和大连为中心“双核”特征突出［12］。此外，东北地区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耦合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南北分异特征，沈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带耦合度较高，而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地区耦合度较低［13］。这暗含着东北地区各地不仅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城镇化质量也存在显著差别。粗放式的城镇化会导致土地、房价和工资等要素价格快速上涨，损害城市竞争力及经济效率，还可能导致城镇化本身的停顿。

(三)国有企业负面效应的机制以及城镇化的影响

通过对经济现实的观察，本文认为有四条主要的机制导致了国有企业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一是经济效率的损失，二是产业发展的拖累，三是就业发展的迟滞，四是体制转型粘性的阻碍。而城镇化正是通过作用于这四条主要的机制，使国有企业比重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了非线性的门槛特征。

1.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负面效应的机制

(1)经济效率方面

由于公有产权属性，以及缺乏有效的激励手段，国有企业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效率较低。除了存在生产效率损失，国有企业还存在着创新效率损失，且创新效率损失大于生产效率损失［2－3］。国有企业微观层面的效率损失，导致的宏观结果必然是经济增长受到拖累，这是因为可持续的长期增长正是基于生产率的提高和创新的发展。此外，国有企业自身存在的效率损失，还会拖累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进而对整体经济造成“增长拖累”［5］。

(2)产业发展方面

为在短期内迅速提振经济，国有企业在推进国家战略的过程中，会导致产业结构“重型化”，即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高，尤其重化工业等传统产业比重过高。失衡的产业结构显然不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在国家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东北地区不仅积累了庞大的国有经济，还培养了强势的地方政府。褚敏和靳涛［14］认为，地方政府行为与国有企业垄断的结合通常是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此外，郭丽丽和李勇［15］认为，国有企业因为产权安排的缺陷会阻碍产业结构的变迁，抑制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产业拖累”效应。

(3)就业发展方面

受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和能源密集型行业，这样的行业分布特征会导致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和竞争力，效率低下，从而导致其自身解决就业的能力有限［16］。此外，国有企业通常依靠政府补贴和救助等生存，非国有企业的一部分资源因此受到挤占［5］。又由于银行更倾向于贷款给有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信贷所有制歧视和融资约束的存在使非国有企业的经营发展受到不利影响［17］，非国有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减少，解决就业的能力受到抑制，整体的就业水平和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不利影响。(4)体制转型方面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历史因素无疑会对地区的经济增长轨迹产生影响。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下，东北地区具有了更高的初始国有经济比重，构成东北地区的所有制结构禀赋。而这一所有制结构禀赋会使东北地区在市场化改革和体制转型的过程中陷入历史锁定效应，难以迅速适应和实现转型发展，导致长期经济增长乏力。刘瑞明［18］认为，由于经济转型和市场化改革，过去遗留下来的众多国有企业在转型的过程中构成了地区发展的包袱，包袱越重，市场化进程越慢，经济增长也就越慢。总之，旧体制的粘性使得东北地区难以迅速跳出原有的发展路径，从而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因而拖累了地区经济增长。

2.城镇化对国有企业增长负效应的影响

城镇化作为内嵌于经济转型的另一重要进程，会通过影响经济效率、产业发展、就业发展和体制转型这四条路径，使国有企业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积极的作用:一是经济效率提升，城镇化能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优化资源和要素配置，是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来源［19－20］。二是产业升级，城镇化的集聚效应能提升产业效率，增强工业和服务业的竞争力，促进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三是就业促进，城镇化发展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这能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更大的就业空间，提高城乡劳动者的就业率，对就业水平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四是体制转型，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化能有效地缩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助推经济实现转型发展，同时，城镇化能促进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有助于减弱体制粘性的阻滞。当然，一些地方高成本、低质量的城镇化，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反而使各类要素价格快速上涨，有损经济效率，不利于产业、就业的长期发展，以及体制转型的实现。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考虑到国有企业体制和城乡二元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两大支柱，与此对应，国有企业改革和城镇化作为内嵌于体制转型的两大进程，会通过经济效率、产业发展、就业发展和体制转型这四条主要路径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将其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认为国有企业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存在不利影响，影响的程度因城镇化水平的差异而不同，即具有非线性的门槛特征。

三、门槛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门槛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可设定模型如式(1)所示:regdpit=ui+α1soeit+βX+εiturb≤γ1ui+α2soeit+βX+εitγ1＜urb≤γ2ui+α3soeit+βX+εiturb＞γ{2(1)其中，regdp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地区经济增长率;soe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国有企业比重;X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政府作用、教育水平(edu)、开放程度，以及城镇化水平，β为相应的参数向量。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城市和第t年，i=1，2，…，36;t=2003，2004，…，2013。ui是用于反映个体效应的一些不可观测因素，εit为随机干扰项。αi和门槛值γi为待估参数，当城镇化水平处于不同区间时，αi的取值不同，说明在国有企业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有门槛效应的存在。可将式(1)写成单一方程的等价形式如式(2)所示:regdpit=ui+α1soeitI(urbit≤γ1)+α2soeitI(γ1＜urb≤γ2)+α3soeitI(urb＞γ2)+β1govit+β2eduit+β3openit+β4urbit+εit(2)其中，I(•)为指示函数。在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时，必须对门槛值γi的大小进行识别，为了避免主观划分区间带来的偏误，本文使用面板门槛模型对数据进行自动识别，以确定门槛值，进而研究在城镇化水平的不同区间内，国有企业比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详细的变量选取与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辽宁省统计年鉴》、《吉林省统计年鉴》和《黑龙江省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各地级市的统计公报。以东北三省36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作为研究对象，本文构建了2003—2013年共11年的地级面板数据(N=36，T=11年，NT=396)。对于数据缺失的问题，考虑到缺失情况并不严重，为了保持样本容量，本文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补充了缺失数据。①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门槛效应检验

运用Stata13.1进行面板门槛估计，结果表明，单一门槛效果在5%水平下显著，双重门槛效果在1%水平下显著，使用“自抽样法”(Bootstrap)对样本进行500次反复抽样，P值分别为0.022和0.000，三重门槛效果并不显著，自抽样P值为0.126。因此，下文基于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分析，国有企业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中存在两个门槛值，由模型识别出来的城镇化水平分别为0.587和0.657。这两个门槛值划分形成了三个区间，在每个区间内国有企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整体来看，呈现的是一种非线性的门槛特征。

(二)回归结果分析

如表2所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国有企业比重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国有企业比重提高时，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反映了国有企业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观察各个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这可能反映了东北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如通过土地城镇化来实现区域振兴，资源利用效率低，损害了产业竞争力，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也可能是因为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偏大的所有制结构，难以给城镇化积极作用的释放提供协调的制度环境。教育水平(edu)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这符合经验事实和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因此，在“新东北现象”的困局下，吸引和积累人力资本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开放程度的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这可能与本文使用了地级数据有关，反映了东北地区地级行政单位在利用对外开放来发展经济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加强。政府作用的系数显著为正，这反映了东北地区强政府的特征，也反映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国家战略和政策支持，这是因为地方政府正是这些战略政策的重要推动者。进一步整理后发现，当城镇化水平低于0.587时，国有企业比重的系数为－0.012;当城镇化水平在0.587—0.657之间时，国有企业比重的系数为－0.131;当城镇化水平高于0.657时，国有企业比重的系数为－0.059。这反映了在城镇化水平的不同区间，国有企业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不同，具有非线性的门槛特征。这种非线性特征总体上呈现了一种先增大后减小的关系，这可能是由于起初城镇化的推进主要是土地城镇化，这会带来一些不利于效率提升、产业发展、就业促进和体制转型的负面影响，而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偏大的所有制结构不能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来协调城乡发展，这样的矛盾加大了国有企业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随着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必然会受到更大关注，城镇化在效率、产业、就业和体制方面的积极作用就能更好地释放，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国有企业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回归结果的初步启示是:进行所有制结构改革，降低国有企业比重，使制度安排更为合理，有助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制度环境下，推进新型城镇化，使城镇化的积极作用充分释放，有助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保证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本文做了以下稳健性检验。首先，以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在总职工人数中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地区经济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城镇化水平作为门槛变量，重新进行了面板门槛估计。其次，将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以对数差分的形式重新度量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国有企业比重作为解释变量，城镇化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再次进行了面板门槛估计。不论是以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在总职工人数中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还是以对数差分形式度量的地区经济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双重门槛效果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即国有经济比重与地区经济增长率之间确实存在着非线性的门槛特征。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国有企业体制和城乡二元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两大支柱，与此相对应，国有企业改革和城镇化作为内嵌于东北地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两大进程，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大量学者对国有企业的效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目前存在着国有企业会拖累增长还是促进增长的争论。同时，也有学者对城镇化进行了研究，认为城镇化的集聚效应能促进就业、改善效率、提升产业竞争力。城镇化还能促进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有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体制转型。当然，高成本、低质量的城镇化，不仅会推高工资、房价等各类成本，损害产业发展及经济效率，还可能导致城镇化本身的停顿。国有企业改革和城镇化这两大进程之间暗含着什么联系?城镇化在国有企业比重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中，会起到什么作用?本文从经济效率、产业发展、就业发展和体制转型这四条主要机制进行了理论说明，并运用2003—2013年东北三省地级面板数据进行了门槛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比重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存在不利影响，国有企业比重提高会降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率。而由于城镇化的差异，这种不利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门槛特征，即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同，国有企业比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总体上呈现了一种先增大后减小的特征。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政策的微观实施主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但过高的国有企业比重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效需要引起应有的重视并加以解决。近年来，在全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东北地区更是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如何在新常态下改革旧体制、实现东北地区振兴?本文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既然偏高的国有企业比重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具有负面效应，那么深入推进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就是提振东北地区经济的必然选择，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尽管这类体制性较强的改革更具根本性，难度也更大，但只有形成体制上的新常态，增强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和地区经济的内生动力，才能实现东北地区实质性的振兴。一是经济效率方面，完善制度供给，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入更多元的竞争主体，降低国有企业比重，合理削弱国有企业在具有自然垄断或行政垄断性质行业上的控制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高经济效率。二是产业发展方面，国有企业要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结合自身优势发展新能源、生物制药、轨道交通和工业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打破传统重工业“一柱擎天”的产业结构。降低民营企业的进入门槛，与国有企业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做长、做精产业链，提升产业竞争力。三是就业发展方面，将国有企业的公益性职能和商业性职能尽可能分开，明确各类国有企业的功能和定位，剥离商业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以提高商业类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经营绩效，从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吸纳更多劳动力。国有企业在改革自身、提高实力的同时，要提供有利条件和机会留住、吸引优秀人才，助力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四是体制转型方面，继续完善现代企业经营制度、治理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绩效考核和薪酬分配制度，消除计划经济旧体制和旧思维的束缚，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紧密结合，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促进体制转型。

第二，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要进一步推进东北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尤其要注重城镇化质量的提高。新型城镇化更应该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这样才能充分释放城镇化的积极作用，有效减轻国有企业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一是经济效率方面，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加大土地监管，遏制城镇无序蔓延扩张。建设用地要避让优质耕地和林地，推进旧城改造，加大对废弃工农业用地的治理，促进大中小城市以及城乡协调发展。二是产业发展方面，东北地区要加强分工合作，避免同质化无效的竞争。根据各自的资源优势、区位特点，共同推动地区产业链的合理分工、布局和延伸，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在合作中打造各自的优势和品牌。三是就业发展方面，新型城镇化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同时，要为农民提供与市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实现农民生活方式的“市民化”，让农民真正在城镇留下来。同时，支持和帮助农民学习、利用电子商务等互联网平台，促进劳动力就业和创业结合。四是体制转型方面，新型城镇化要以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带动体制转型。协调发展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为中心的四大城市群，增强东北地区整体竞争力，吸引人才集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尤其是加强与俄罗斯、韩国和日本等周边国家的合作，提升东北地区在东北亚商贸、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地位，打造东北亚区域经济中心。

第三，在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的同时，东北地区还要利用好国家政策和战略，抓住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契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制造2025”和创新驱动战略等，借助外力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尽快走出“新东北现象”的困局。在“一带一路”战略下，积极建设好中蒙俄经济走廊，打造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促进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和产业开放等方面的合作，助力东北地区经济振兴。东北地区具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是中国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在“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更要加快制造业改造升级、由大到强、绿色发展，打造高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在创新驱动战略下，东北地区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完善创新型企业、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培育良好的创新创业文化，提供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吸引和汇聚创新创业人才，在高端装备、服务型制造等领域实现突破，打造东北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参考文献:

［1］平新乔，范瑛，郝朝艳.中国国有企业成本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3，(11):42－53.

［2］吴延兵.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研究［J］.经济研究，2012，(3):15－27.

［3］吴延兵.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再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15，(1):1－10.

［5］刘瑞明，石磊.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0，(1):127－137.

［6］黄险峰，李平.国有企业部门规模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各地区的经验研究［J］.产业经济评论(山东大学)，2008，(2):1－21.

［7］黄险峰，李平.国有企业效率、产出效应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和基于中国各省区的经验研究［J］.产业经济评论(山东大学)，2009，(1):39－56.

［8］洪功翔.国有企业存在双重效率损失吗———与刘瑞明、石磊教授商榷［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11):24－32.

［9］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7.

［10］张平宇.“振兴东北”以来区域城镇化进展、问题及对策［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1):39－45.

［11］郭付友，李诚固，陈才，等.2003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J］.经济地理，2015，(9):49－56.

［12］孙平军，丁四保，修春亮，等.东北地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协调性研究［J］.地理科学，2012，(4):450－457.

［13］甘静，郭付友，陈才，等.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城市化空间分异的时空演变分析［J］.地理科学，2015，(5):565－574.

［14］褚敏，靳涛.为什么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步履迟缓———基于地方政府行为与国有企业垄断双重影响的探究［J］.财贸经济，2013，(3):112－122.

［15］郭丽丽，李勇.国有企业的产业拖累效应及其门槛特征［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1):25－33.

［16］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67－87.

［17］刘瑞明．金融压抑、所有制歧视与增长拖累———国有企业效率损失再考察［J］.经济学(季刊)，2011，(2):603－618.

［18］刘瑞明.所有制结构、增长差异与地区差距:历史因素影响了增长轨迹吗?［J］.经济研究，2011，(S2):16－27.

［20］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经济研究，2009，(7):44－47.

作者:祝永庆 单位: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