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与教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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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管理杂志》2014年第七期

一、东盟四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东盟四国20世纪80年代至今仍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有一些共同特征。

1.产业升级困难使得经济不能够顺利转型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动力，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是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实现战略产业的快速成长。比如，韩国首先利用国内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将纺织服装、橡胶塑料制品等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再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重点发展化工、钢铁、机械制造等重化工业，并延伸至造船、汽车等行业。近年来又通过自身的技术创新，进入计算机互联网、光电产业、生物工程等产业。整个过程体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清晰路径。“亚洲四小龙”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不仅需要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投入，全要素生产率（TFP）更是稳定地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体现了产业升级为经济结构转型提供的有力保障。譬如，韩国在1960～1994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保持1.5%的增长，而我国台湾地区则高达2.0%。与此相比东盟四国的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则显得较慢，仅泰国达到了1.8%的水平，马来西亚和印尼则仅为0.9%和0.8%，而菲律宾为-0.4%（见表1）！以马来西亚为例，经济发展必将带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就会逐渐消失。为此，马来西亚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考虑实施产业升级，当前其重化工业和电子产业都有一定的规模。马来西亚的重化工业以政府所有为主，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产品主要销往国内。而马来西亚本身人口较少，国内市场有限，导致重化工业的经济效益较低、规模效应不彰。马来西亚的电子产业多半是由外资和合资公司掌握的，外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建立其生产网络，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在马来西亚设厂，进行产品内分工。马来西亚的子公司利用进口电子元器件进行组装，再将成品和半成品出口国外。这样的企业工艺环节简单、生产利润较低、技术溢出效应有限。作为东盟四国中产业结构最好、最有希望实现产业升级的国家，马来西亚距离实现“全面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依旧路途遥远。虽然产业升级的基本路径很清晰，但对于东盟各国来说，选择什么样产业才能既符合本国的现实基础，又能带动经济的转型发展，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2.投入有限和人才不足制约了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东盟四国产业升级困难最重要的原因是技术创新的匮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东盟国家的产业结构得到一定的提高，技术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但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高度依赖于跨国公司的技术引进，而自身对研发的投入相当不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7年马来西亚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为0.63%（2006年数据）、泰国为0.21%、菲律宾为0.11%、印尼仅为0.08%（2009年数据）！与此对比，中国为1.40%，韩国为3.21%。与之对应，四国研发的人员也非常有限，2007年马来西亚百万人拥有研究人数为365人（2006年数据）、泰国为315人、印尼为90人（2009年数据）、菲律宾仅为78人，与此对比，中国为1077人，韩国高达4672人。没有人力物力的投入，四国就无法依靠技术创新，构建适合本国的产业体系。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需要一个牢固的基础，包括完善的配套产业和基础设施等，但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东盟四国总体人口规模较大，劳动力年均增长率均高于2%，具有人力资源的数量优势。从人力资源的质量上看，东盟四国都非常重视对教育的投入，2010年，印尼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4.6%，泰国和菲律宾分别为3.8%和2.7%，而马来西亚甚至高达5.8%。但是这些国家高素质的受教育人群未能和产业发展较好地结合，产学脱钩严重。一方面，四国的大学生喜欢选择文科，理工科则不受重视。譬如1998年马来西亚8所国立大学生中理工科仅占45%（较合理的水平应为60%）。这使得与吸收先进产业科技密切相关的理工科学生和技术工人长期供应不足。另一方面，高素质的人才大量流失。其中，菲律宾最为明显，据菲律宾海外就业署的统计，从2000年开始，每年平均约有7.9万名专业和技术人才走出国门，其中大部分是专科学校和大学毕业生。马来西亚也有类似情况，2011年居住和工作在国外的马来西亚人约为150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5.3%。这些移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才。东盟四国自身对技术进步的投入严重不足，主要依靠来自于外资的技术转移，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生产的产品中，而不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这种技术结构对四国非常不利，当外资产业有朝一日再次向外转移时，四国的产业结构将可能出现退步。

3.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导致有效消费需求不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东盟各国经济的起飞，人民的收入水平也不同程度地得到提高，但是也出现了收入分配更倾向于高收入阶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而且长期以来这种差距始终无法缩小。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2009年，泰国的基尼系数为0.40，菲律宾为0.43，而马来西亚则高达0.462（印尼相关数据缺失）。这些数据都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更远高于OECD国家0.35的平均水平。马来西亚最富有的阶层掌握了国家的主要财富，而社会大众所拥有的社会财富却很少。2009年，15%最富有阶层人均收入达到36784美元，85%的社会大众人均收入仅为1623美元，两个阶层的收入相差22.7倍。虽然马来西亚人均GNI已超过8000美元，但2009年仍有2.3%的马来西亚人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之下，3.8%的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之下，8.2%的农村人口生活在农村贫困线以下。印尼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情况也趋于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印尼收入最低的10%人群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87年的4.07%下降到2006年的3.67%，收入最低的20%人群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更是从1987年的9.36%下降到2006年的8.34%。而收入最高的20%人群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从1987年的38.79%上升到2006年的42.76%。①菲律宾收入最低的10%人群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88年的2.83%下降到2009年的2.59%，而收入最高的10%人群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从1988年的32.05%上升到2006年的33.62%。菲律宾相对其他三个国家更加落后，因此贫困一直是菲律宾最大的社会问题。1997年，菲律宾全国仍有2730万人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下，约占人口的37.5%。其中，农村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占51.2%，城市占22.5%。由此可见，菲律宾农村的贫困状况相比于全国平均水平要严重的多。传统观点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提高资本的投资率，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并形成“涓滴效应”。但东盟四国的实践说明，收入分配失衡导致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人群支出增长缓慢，使得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不利于经济的平衡和发展。而这些国家的高收入阶层在增加收入后，资金主要并不是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而是盲目追求奢侈性消费，或者成为投机性资本，这种支出方式基本不会产生所谓的“涓滴效应”。收入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使穷人对富人产生严重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的宣泄将恶化社会治安，甚至带来政治动荡，从而破坏地区的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

4.国内政治腐败和政局动荡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东盟四国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没能建立起共享发展的收入分配机制，使贫富差距扩大，而中产阶级数量少且不成熟。这造成原先就存在的宗教、族群、阶级矛盾不断发酵，最终导致政治的动荡，政局动荡又反过来妨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另一方面，作为落后的新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东盟各国都试图建立起一个强力的政府，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赶超。但这种政府判断力和执行力不一定很强，却由于轻易拥有了太多的权力而滋生腐败，即便实现“民主”也丝毫无助于腐败问题的解决。近几年泰国出现的政治动荡，使泰国政府的正常运作被迫停滞，严重妨碍了经济发展。2006年他信被军事政变赶下台后，反他信的“黄衫军”和支持他信的“红衫军”先后发动了旷日持久的反政府集会示威，引发了暴力流血冲突，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直到2011年8月，经过选举，他信的妹妹英拉成为泰国总理，才基本结束了长达5年的政治动荡。2013年12月，泰国反政府组织人民委员会重新走上街头，要求彻底铲除“他信政权”，即便英拉宣布解散国会、举行全国大选也无法解决危机。长期的政局动荡对泰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创伤，2006年至2011年，泰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仅增长3.0%，远低于其他三国5.1%的平均水平。泰国政局动荡与缺乏法治的民主政治有关。虽然泰国早已经实现了领导人的选举，但人们对民主政治没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法律和执法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政治家和群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遵守法律为民主设定的规则，从而危害了社会秩序，给国家和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失。而政府和法院对严重的违宪和违法行为从来没有给予应有的惩罚，法律成了徒有虚名的摆设[4]。菲律宾是较被认可的东南亚民主国家。1986年马科斯下台以后，菲律宾重新实现了民主选举和政党轮替。但每次大选总是暴露出各种丑闻，诸如贿选、作弊、暴力事件（仅2000年的选举就造成了98人在冲突中死亡）等等。选举之外，菲律宾政权更替还存在许多动荡，比如2001年为逼迫总统埃斯特拉达下台发生的大规模示威、2006年要求总统阿罗约夫人下台的未遂军事政变等。政局动荡导致菲律宾社会民心恐慌，人人自危，经济尤其是旅游业遭到严重打击。菲律宾贪污腐败现象非常严重，政府和地方官员、私营机构的贪污已根深蒂固，甚至已深入司法机构和媒体。据统计，菲律宾每年约有40%的国家预算被侵吞。2009年透明国际组织给出的菲律宾廉洁指数仅为2.4，属极端腐败国家。菲律宾的政局动荡和贪污腐败横行，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执政能力非常有限，在菲律宾有很多反对和控制腐败的法律，但是这些规则基本没有被落实。20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触发了印尼严重的社会动乱，并导致了政治危机，最终结束了苏哈托长达32年的统治。以“排华事件”为代表的政治动荡，使得印尼成为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国家。1998年印尼经济增长率竟为-13.1%，次年当其他各国已经开始从危机中复苏时，印尼仍旧徘徊在零增长附近。印尼是世界上腐败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以威权统治著称的苏哈托政府，还是处于民主化转型时期的梅加瓦蒂政府，都无法有效地控制和治理国内的腐败问题。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印尼腐败泛滥的基本原因，在苏哈托时代，军队长期控制着印尼的政治，超乎于法律之上，缺乏司法领域的监督；而在后苏哈托时代，地方权力得到扩大却缺乏执政能力，导致监督机制仍旧形同虚设。

5.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是东盟四国落入“陷阱”的外部原因东盟四国经济结构改革和产业转型不成功，也与其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关系。东南亚国家能够在二战后得到快速发展，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飞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东南亚实施军事援助及大规模采购，为这些国家二战后的恢复重建打下良好基础。20世纪60年代起，世界经济进入了长达20多年的上升期，国际贸易不断增长。受美国、欧洲经济增长的拉动，初级产品的世界需求不断增长，使得东盟各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顺利实施。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广场协议”的签订，日元、韩元与台币大幅升值，导致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大量向海外转移出口工业生产基地，在亚太地区形成一股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这股高潮促进了东盟四国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但其后，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由于部分国家偿债能力出现问题、国际游资的冲击以及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1997年7月，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并很快蔓延到周边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韩国等地区。危机造成各国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剧烈动荡，继而引发大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破产，最后演变成严重的经济衰退，使各国不得不重新探索发展路径。二是中国的经济崛起。20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了“雁行模式”。模式设想日本将成熟产业依次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东盟各国，最后转移到中国大陆，东盟四国有望依靠“雁行模式”成为国际工业体系的重要环节。但是中国入世之后，不仅日本，实际上是全世界的中低端制造业、高新技术的制造环节纷纷涌向中国。这使得“雁行模式”遭到破坏、东盟诸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下降，其原先的发展战略也就难以实现。三是近年世界经济的整体疲软。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并蔓延到全世界；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至今仍在发酵。美国和欧盟的经济总量占到了全世界的47%，这两大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对全世界的经济影响巨大。更严重的是，危机不仅至今未见结束的曙光，甚至很有可能继续蔓延和深化。这次危机是20纪美国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扭转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繁荣的世界经济形势，从出口、投资、金融稳定等各方面对东盟国家造成极大地冲击。东盟四国不能像日本、韩国那样，当国内外形势较为有利时，迅速发展国民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两国分别花了15年和18年的时间）。当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来临时，就更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对中国的启示

与东盟四国相比，我国从1998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仅花了12年就进入上中收入国家行列（马来西亚用了19年，泰国用了32年）。但当我国成为上中收入国家后，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出现了新变化：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劳动力供给出现“刘易斯拐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有可能下降、工业增加值比重或已达到峰值、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将持续强化。为此，我们必须从东盟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吸取经验教训，促进发展方式的彻底转变，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首先，产业转型升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发展中国家以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投入为特征的低成本扩张竞争策略难以为继。必须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保持经济较快速的增长。而创新能力的提高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战略上的重要性，将引领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但因为起步较晚，发达国家没有太多先发优势。因此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新一轮世界产业技术革命中占据有利位置，是我国产业结构向高端化、知识技术密集化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必须注意利用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实现产业发展低碳化、绿色化和智能化，改变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还要积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和掌握先进技术的高素质劳动者，建立以知识和人才为支撑，以技术进步与创新为导向的竞争优势战略。其次，建立共享发展的收入分配机制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东盟四国的经验表明，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不仅会影响广大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积极性，还会导致社会分化和冲突，进而阻碍经济增长。为此必须兼顾各方面的要求，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响应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加快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要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充分利用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不断减少贫困人口规模，增加和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体，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发展权益同等化为中心，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社会服务体系和帮助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再次，政府执政能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保障。东盟四国（特别是菲律宾和印尼），虽然基本建立了民主政治，但中央政府的执行力还相当欠缺，导致政府确立的政策不能真正贯彻，即便人民拥有选举权也无法伸张自己的权利。在中等收入阶段，全面的政府执政能力建设是我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的保障。一是加强贯彻政策的能力。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完善政策信息传递和反馈机制，确保政策有效性；认真做好政策宣传和舆论导向，优化政策执行环境。二是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坚持法治精神，确立依法行政的理念。各级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善于运用法律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三是提高惩治腐败的能力。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发挥各监督主体的反腐作用，特别是主动利用新媒体加强舆论监督；积极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形成全民参与防治腐败的社会氛围。最后，认清形势及时制定和调整发展战略。

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规律，增进对现实情况的了解，全面认识和把握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是我们制定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的有力保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大部分传统强国，并有望在10年内接近或超过美国。这将深刻地改变国际经济格局，我们不仅要了解这种变化，还要了解其他大国如何认识这种变化，才能掌握国际经济走势，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和平崛起”目标的发展途径。当前，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技术创新层出不穷，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具体方向还未明晰、什么才是促使生产力飞跃的关键技术还不确定。我们必须时刻紧跟新兴产业的发展动态，循机推动甚至引领新的工业革命，带动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使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先进国家行列。

作者：黄继炜全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